艺苑之光——天府奇葩

川蜀地域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10多个民族，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

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加上数千年的丰厚积淀，他们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非物质文化，比如光彩照人的川剧艺术、藏戏……为川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百伎千工的成都漆艺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漆的国家，已有7000年历史。漫漫历史长河中，我国漆艺形成了完整的工艺技艺；与陶瓷和丝绸并称为“中国古代传统艺术之三件瑰宝”。

而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因独特的地理与地貌条件，生漆资源丰富，盛产木材、金、银、朱砂，气候温和潮湿，人杰地灵，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非常适合漆艺的产生。

成都漆器工艺源远流长，最远可上溯至距今3000多年的商周时代。战国时期，成都漆器工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成都漆器工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夹纻胎新工艺的产生。

夹纻胎新工艺是先作胎骨模型，然后再在模型上层层裱褙麻布和涂上漆灰，干涸后脱出其模，便形成了漆器的胎。由于麻布夹在漆灰中间，人们便称其为“夹纻胎”，它是后世脱胎漆器的始祖。

夹纻胎漆器有许多优点，除了牢固和轻巧之处，随气候变化失水和吸水的能力比木胎小得多，很少收缩和膨胀，变形很少，更不易开裂，比木胎好得多，这无疑是漆器制胎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

战国时期，成都漆器工艺另一项重大技术革新是釦器的产生。战国时期在木胎漆器方面的发展趋势是由厚木胎向薄木胎发展，漆器变得越来越轻巧和精致。

但是，虽然轻巧了，却变得不那么牢固和结实了，人们必须采取加固的措施。于是，人们在容易磨损、开裂和口沿处，用金属进行加固，这种用金属加固器口的漆器，当时叫“釦器”。用金饰器口的漆器，既牢固又美观。

在成都羊子山古墓出土的圆漆盒、漆奁、圆釦漆器、方釦漆器等充分印证了成都漆器工艺在这方面的辉煌成就。

在汉代，在战国时期和秦代漆器工艺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借助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成都漆器工艺进一步推向顶峰。漆器在汉代生活中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市场上交易空前繁荣。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全国各地市场上，都有“木器髹者千枚”、“漆千斗”；《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今良民文杯画案”、“彩画丹漆”、“养生送终之具”。汉代人崔颢《政论》记载：“农夫掇耒而雕镂”，也就是广大农民丢下农具，纷纷去当漆工。

当时的蜀郡、广汉郡是全国漆器的生产中心。《汉书·禹贡传·上元帝奏书》记载：“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所以扬雄在《蜀都赋》中称，汉代成都的漆器作坊“雕镂釦器，百伎千工”。其生产规模可见一斑。

在汉代，成都漆器除工场规模宏大外，其分工比以前更为详细，采用了专业分工很细的流水作业的先进生产方法，工序细分更为精练。

根据贵州青镇平坝朝鲜乐浪出土的漆器铭文记载，一件漆器大体要经过髹工、画工、上工、月工、铜茇釦黄涂工、铜耳黄涂工、青工、造工、供工、漆工等工序。成都漆器工艺的严密分工大大提高了漆器的质量和产量，这也是汉代成都漆工艺空前发达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这一时期成都漆器工艺主要的发展有：西汉初期发明了锥画漆器，西汉中期又在锥画的线条里填金彩，这是后代“戗金”的先声。

雕花填彩漆器，嵌料多是单一的，西汉时期出现了“七宝”、“列宝”、“杂宝”漆器，即是用许多宝贵材料，杂嵌于一器之上，这是后世“百宝嵌”漆器的始祖。战国晚期出现的釦器，在汉代大量流行，并且有金釦、银釦、铜釦等许多品种，风行一时。

在战国时期还处于试制阶段的夹纻胎漆器，汉代不仅大量生产，而且技术和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如在麻布外再裱缯帛，或干脆用缯帛制胎。这样，漆器表面更加光洁，造型更加美观。

虽然商代就发明了金箔贴画，但只有到汉代，金、银箔贴画才大量流行，并达到相当完美的境界。堆漆是汉代漆器装饰的新创造，它使图像具有浅浮雕的效果。

考古发现的汉代成都漆器数量庞大、分布甚广，显示出成都漆艺的高超技艺，也代表了当时我国漆器的最高成就。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了大量标有“成市草”、“成市饱”字样的汉代漆器。据考证，草为造，饱为“麭”多次上漆的工序。因此可以认定这批漆器出自成都，是成都漆器工艺的产品。

这些漆器的胎骨多为木胎涂漆，内为红漆，外为黑漆，并在黑地用红、褐、金黄等色漆绘云气纹、云龙纹、鱼纹、豹纹和点纹、几何纹等纹饰，绝大多数保存完好，色泽鲜明如新，构思巧妙，线条流畅，纹饰精美。

有些漆器还有极细腻的针刻图案。其中的彩绘大扁壶，高48厘米、腹宽56.5厘米。底、口均做长方形，录状盖，肩上有二铜辅首为系，可提。木胎，涂漆。在黑漆底上用朱红漆豹、兽和几何纹饰。漆豹各具姿态、形象生动，此器花纹繁缛，构思巧妙，图案精美。

另有三鱼耳杯，椭圆形，新月形耳微上翘。木胎，内外均涂黑漆。双耳及口沿内外均用朱漆绘几何纹饰，内底用红漆绘三鱼及四叶纹，并用金色和黄漆勾勒鱼的外形和鱼鳞等。此器色彩和谐，形象逼真。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不少烙有“成市草”的印记，“草”是造的意思。这些漆器是四川成都制造。汉代制造的漆器主要是供贵族和富豪享用的，制造特别讲究，一件漆器的制成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其制造之复杂，费工之多，都是其他器物所不能相比的。

所以西汉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说漆器“漆器一杯卷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三国时期，西蜀的成都、广汉郡依然是当时的漆器生产中心。这一时期，成都漆器工艺一方面传承延续了两汉的工艺特色，同时又有新的发展。

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的大批珍贵漆器的底部有“蜀郡作牢”的铭文，证明是成都漆器工艺的产品。朱然墓出土的漆器共有10多个品种，80多件，胎质分木胎、蔑胎、皮胎等。采用的装饰工艺有描漆、戗金锥刻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物表明成都漆器工艺出现了雕刻和彩绘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另外，该墓葬出土的成都犀皮漆器将我国把犀皮作为漆器底胎的历史向上推进了600年。把犀皮作为底胎是成都漆器工艺对我国传统漆器工艺的重大贡献之一。

唐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时期，也是我国传统漆器工艺百花齐放、争鲜夺艳的时期。成都漆器工艺在众多的漆器工艺流派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川成都抚琴台前蜀王建墓出土的漆器显示成都漆器工艺在这一时期的独特魅力。

王建墓出土的漆器有门、棺、椁、册匣、宝盝、镜盒、银铅胎漆碟等7种。此批漆器设计和雕镂均致上乘，造型大气、别致、制作精巧。这是继承了汉代金银釦器的装饰方法。银薄片雕镂成纹样镶嵌是继承了两晋南北朝盛行的金银参镂装饰方法。

镶嵌在漆器上的花纹与朱底高出一层，它不同平脱装饰法。银工很精细，可见金银细工在四川从汉代盛行的银釦器基础上，又大大向前发展和提高了。

这一时期也是成都漆器工艺大量输出的时期，对其他漆器工艺流派的形成、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如“唐之中世，大理国破成都，尽掠百工以去，由是漆织诸技甲于天下”。同时史料也记载了元明两代大量云南漆工入京的史实。由此可见成都漆艺、云南漆艺、北京漆艺的渊源关系。

在宋元明清几代，成都漆艺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成都是全国著名的雕漆填彩漆器产地之一，成都漆器工艺仍在众多漆器工艺流派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唐代以后四川造的髹漆七弦琴、雷威琴就曾驰名全国。

成都漆艺在这一时期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民间化、大众化。它与中原、东南漆器追求烦琐的、显示权贵的雕漆、玉石螺钿镶嵌工艺路线不同，以造型不拘的日用品为胎体，配以彩绘、雕填装饰方法，因而其品种众多，价格低廉，为漆器的民间化、大众化开辟了道路。

成都漆艺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淌过了漫长的历史长河，风云激荡，潮起潮落，积累了数以百代计的工艺大师、匠人的智慧与灵感，已真正成为“千变万化、出神入圣”的艺术瑰宝。

[旁注]

朱砂　又称“辰砂”、“丹砂”、“赤丹”。我国利用朱砂做颜料已有悠久的历史，“涂朱甲骨”这种做法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书画被称为“丹青”，其中的“丹”即指朱砂；书画颜料中不可或缺的“八宝印泥”，其主要成分也是朱砂。

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西汉时期官吏、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

凤　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在远古图腾时代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它头似锦鸡、身如鸳鸯，有大鹏的翅膀、仙鹤的腿、鹦鹉的嘴、孔雀的尾。常用来象征祥瑞。曾被作为封建王朝最高贵女性的代表。

桓宽　西汉后期散文家。汉宣帝时被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所著的《盐铁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盐铁问题的结构严整、体制统一的专著，以对话的形式客观记录了御史大夫及其僚属与“贤良”、“文学”的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

木胎　是指以木材作为漆器胎骨，在战国时期已普遍采用。它既可用来制造小型器皿，又可用来制造大件家具，如屏风、挂匾、花瓶底座等。成都漆艺对木胎用料考究，多选择木质细密、韧性良好、不易变形的椴木、枫木、金丝木、楠木、红松等。

七弦琴　即古琴，也称“瑶琴”、“玉琴”，是我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是古代地位最崇高的乐器，被列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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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业街蜀王船棺中出土的漆器，种类包括日常生活用品中的梳子、耳杯、几案等，还有瑟、编钟基座和放置物品的器座，这些漆器均为木胎漆器，底子是黑色的，上面加绘鲜亮的红彩。虽然历经数千年，但仍是光洁如新、亮可鉴人。

每一件漆器都是色彩亮丽、纹饰斑斓的绝世珍品。其纹饰变化多端，内容活泼丰富，包括龙纹、变形鸟纹、卷云纹等。从制作技术和纹饰风格来看，这些漆器应当早于湖北江陵一带所出战国中期及晚期的楚国漆器，与湖北当阳所出春秋晚期漆器颇为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