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明清时期的音乐

在明清时期，封建社会内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它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对当时音乐和戏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明朝宫廷的音乐机构有“神乐观”，主管祭祀乐舞，以道士为乐舞生； 有“教坊司”，主管宫廷宴飨乐舞。宫廷宴乐也“奏抚安四夷之舞”，有《高丽舞》、《北番舞》、《伍鲁速回回舞》等。也有队舞，如《九夷进宝队舞》、

《万国来朝队舞》等。

清朝初年沿用明制，设“神乐观”和“教坊司”，后改神乐观为“神乐署”，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另有“南府”，专承应戏曲，艺人众多，后来缩小规模，改称“升平署”。宫廷宴乐中还安排边疆和邻国的乐舞 8 种： (1)“瓦尔喀乐”（瓦尔喀在吉林省东部），(2)“朝鲜乐”，(3)“蒙古乐”，

(4)“回部乐”（新疆），(5)“番子乐”（藏族），(6)“廓尔喀乐”（尼泊尔），(7)“缅甸乐”，(8)“安南乐”（越南）。

明清时期，宫廷音乐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小，而广大群众和民间艺人的音乐和戏曲活动则非常兴旺。民歌小曲和牌子曲是民间最流行的乐曲。牌子曲即联接若干小曲所组成的组曲，是唱赚（缠令、缠达）曲体的新发展。说唱曲艺主要是指叙述长篇故事的“弹词”和“鼓词”而言，形式有说有唱，以唱为主。这种体裁是由宋代的“鼓子词”、元代的“词话”等发展而成的。弹词流行于南方各地，伴奏乐器有琵琶、三弦等。鼓词流行于北方各地，演唱者自己击鼓，有时还用其他伴奏乐器如三弦、琵琶等。乐器可以调整增减。

歌舞小戏，到处都有，是用民歌小调组成的。如安徽的《花鼓》，湖南等地的《花灯》，北方的《小放牛》，内蒙的《二人抬》和东北的《二人转》等。演员少则 2 人，多则 10 余人。有些小戏发展成戏剧，但小戏和戏剧仍然同时流行着。

明清时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多，需要娱乐活动，又由于社会的变化，人们要求艺术能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于是各地的戏剧在北杂剧和南戏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南戏和江西弋阳、江苏昆山一带的民间曲调结合，产生了弋阳腔和昆山腔（昆曲）。明末清初，这两个剧种盛行。清代乾隆中期以后，昆曲渐衰，而所谓“乱弹”者代之而兴。乱弹即指弋阳腔、梆子腔、二黄调等。弋阳腔流传到各地，又分别和各地的语音土戏结合， 发展成各种流派，如四川高腔、湖南高腔等。弋阳腔和由弋阳腔派生的各种流派，大都保留着帮腔的形式。各地方剧种传入大城市后，由于彼此交流吸收，逐渐形成一些包括多种声腔的综合性剧种，如京剧、汉剧、湘剧、楚剧等。戏剧对于各地方乐舞有很大的吸收和融化的涵聚力量。

明神宗万历年间，乐律学家朱载堉著《乐律全书》（1584—1606 年成书），首先提出“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的理论。这是乐律学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乐律全书》包括乐律、乐谱和舞谱等项内容。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周祥钰等编成《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记录了南北曲的基本曲牌 2094个，保存下来传统及清初流行乐曲的大量曲谱，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明清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仍有稀疏的交流现象。如明代流行的吹管乐器 “唢呐”，源出于西亚一带，是从波斯经由新疆传入内地的。波斯语称为“苏尔奈”（surnay）。唢呐传入内地，至迟在明代初期。先用于军中，也称“号

笛”。以后即普及于民间。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 年），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等，由澳门到北京，向万历帝呈献自鸣钟及铁弦琴等，并向内官（宦官）传授教会歌曲，写成《西琴曲意》8 章。铁弦琴即欧洲的古钢琴（clarichord）。此外， 北京的天主堂还有不少的欧洲乐器。但当时的教会音乐在社会上并没有什么影响。

击弦乐器“洋琴”或写作“扬琴”，源出于波斯一带，波斯语称为“桑图尔”（santur），早已流行于中亚及新疆地区。大概在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又由海路从西方带到澳门。以后即流行于内地。

清康熙帝曾命传教士、葡萄牙人徐日升等到宫中为皇子讲授欧洲音乐。康熙五十三年（1714 年），魏廷珍等编成《律吕正义》，其续编中即根据徐日升等人的介绍，讲述了欧洲音乐知识。

明洪武三年（1370 年），明朝向朝鲜宫廷赠送雅乐乐器。朝鲜李朝太宗二年（明建文四年，1402 年），朝鲜李朝“礼曹”（掌礼仪）议定的《国王宴使臣乐》规定：进茶，唐乐奏《贺圣朝令》；进初盏，歌《鹿鸣》，用《中腔》调；献花，歌《皇皇者华》，用《转花枝》调等。(60)所用歌词都采自中国《诗经》，所用乐曲也大都是从中国传去的。

越南黎朝太宗绍平四年（1437 年），宦官梁平仿明朝乐器制定新乐，分为“堂上之乐”与“堂下之乐”。(61)越南的旧戏，在音乐、服装和表演形式等方面，都受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影响。中国的戏剧人物，过去也常出现在越南戏剧舞台上。(62)

日本有一种说唱文学体裁，称为“琵琶物语”，它的形成是受了中国弹词的影响。日本“能乐”的戏剧形式，是受了元杂剧的影响而形成的。(63) 明代末年，中国音乐家魏之琰东渡日本，带去明代流行曲谱 200 多首，深受日本人民欢迎，称为“明乐”。清康熙十六年（1677 年），僧人古琴家蒋兴俦到日本传授琴学，日人尊为东皋禅师，从此“在日本儒学者之间就有琴曲的传统。”(64)19 世纪初年，中国音乐继续经长崎传入日本，称为“清乐”， 加上以前传去的“明乐”，合称为“明清乐”，曾在日本长期流行。

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音乐文化，保存在丰富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或者仍然保存在人们的音乐实践中。我们广大音乐工作者应当不断地搜集国内外保存的中国音乐史料，加以整理总结，探索历史，奔向未来。

（阴法鲁）

注释

  1. 关于古代陶埙，近年来乐律学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今据刘东升、袁荃猷：《中国音乐史图鉴》。

  2.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下《释龢言》。(3)《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4

    章。

(4)参看杨伯峻：《论语译注》页 89。(5)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 2 章。

按：《地圆》篇所列五声数字，疑系指发出各声的律管容积而言。如黄钟律发出的为宫声，黄钟律管长 9 寸，围 9 分，古人认为以围乘长，即得容积之数。

(6)黄翔鹏：《先秦音乐文化的光辉创造》，《文物》1979 年 7 期；《曾

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音乐研究》1981 年 1 期。(7)《通典》卷 25。

  1. 《汉书·艺文志》。

  2. 参看王运熙：《乐府论丛》第 1 篇。

  3. 参看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4 章。

  4. 西域，有时指今新疆一带，有时指今新疆和中亚一带。(12)波斯人是伊朗的主体民族。伊朗人操波斯语。

  1. 杜亚雄：《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音乐》1982 年 4 期。

  2. 《旧唐书·音乐志》。

  3. 《魏书·音乐志》引陈仲儒语。杨荫浏考证，“平调相当于 fa 调式，清调相当于 sol 调式，瑟调相当 la 调式。”（见《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5章）瑟调也称侧调。

  4. 见《汉魏南北朝论丛·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17)见《昭明文选》左思《吴都赋》及注文。

  1. 参看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5 章。

  2. 参看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编：《论新疆音乐》（油印本）。(20)参看王治来：《中亚史》第

    6 章。

(21)〔日〕源光■：《大日本史·推古天皇本纪》引《姓氏录》。 (22)转引自吴曼英、李才秀、刘恩伯：《敦煌舞姿》页 88。图中人物的

衣著，据沈从文考证，具有突厥服饰特点。

  1. 仲铎：《张骞得胡曲李延年造新声事辨伪》，上海《学艺杂志》15 期，1934 年。

  2. 白居易：《长恨歌》。

  3. 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4. 《旧唐书·宪宗本纪》。《唐会要》卷 34 作“徙内教坊于延政里。”

    (27)转引自《敦煌舞姿》页 129。

  1. 《旧唐书·玄奘传》。

  2. 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条。(30)宋钱易《南部新书》戊集。

  1. 参看任半塘：《教坊记笺订》。

  2. 参看向达：《唐代俗讲考》（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33)唐杜佑：《通典》卷

    146。

(34)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见同名论文集）。(35)〔日〕岸边成雄：《唐代音乐史研究》第 5 章。

(36)旧题唐张鷟著：《朝野佥载》卷 5。(37)宋姚宽：《西溪丛话》卷上。

  1. 《唐会要》卷 33。

  2. 任半塘：《教坊记笺订》页 134。(40)方豪：《中西交通史》页 415。

  1. 参看刘奇：《中国传入的基督教会音乐探寻》，《音乐艺术》1987 年 1 期。

  2.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 5、10。

  3. 《日本书记》卷 22。(44)《大日本史·礼乐志》。

(45)《大日本史·礼乐志》。(46)转引自《敦煌舞姿》页 94。

  1. 参看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 12 章。

  2. 《南宋词之音谱拍眼考》，《东方杂志》24 卷 12

    号。(49)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1. 王中河：《浙江黄岩灵石寺塔发现北宋戏剧人物砖雕》，《文物》1989 年 2 期。

  2. 廖奔、杨建民：《河南洛宁上村宋金社火杂剧砖雕叙考》，《文物》1989 年 2 期。

  3. 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

  4. 郑振铎认为应是 713 本。见《中国俗文学史》第 7 章。

  5. 参看张庚、郭汉诚主编：《中国戏曲通史》第 1

    编。(55)〔越南〕黎文休：《大越史记·陈纪》。

(56)参看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页 155—160。(57)周菁葆：《木卡姆探微》，载《丝绸之路乐舞艺术》一书中。法拉

比的全名为：艾甫纳斯尔·法拉比。

(58)董锡玖：《中国舞蹈史》（宋元部分）第 3 章。(59)参看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页 287—288。(60)《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前编》卷上，第 1 册。

  1.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第 2 章。

  2.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第 2 章。

  3. 〔日〕田边尚雄：《日本音乐史》第 1 章。

  4. 〔日〕田边尚雄：《日本音乐史》第 1 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