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结 语

本章所述中国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还只是它们发展过程的一些点和环节。就时间来说，尚未贯通。就民族说，基本还是囿于中原民族的范围之内。本章实在仅是浅涉而已。尽管如此，还是大致可以看到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的发展概貌。它们的产生、演变受着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同时又影响着当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文明。如果对它们再加以综合研究，还可以由此取得对当时社会生活的进一步了解。如武丁时期的铜礼器和日用器物量多质优， 且形成了酒器、炊器、食器、水器等完善的组合，这证明武丁时期的古代文明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有助于我们对武丁政治的评价。又如春秋战国时期， 不仅淘汰了商周以来的爵、斝、觯、觚、角、觥、彝、卣等礼器，而且诸侯、士大夫使用礼器的数量和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则相形见绌。至战国晚期，日用器增多，并且不断地规格化。这一切又都是那个时期生产发展，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反映。

生存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提高，是人类一直追求、奋斗的目标。中国古代礼器和日用器物便是这种追求与奋斗的宝贵遗产。在这些遗产中，常有些令人感到惊讶的、甚至难以置信的发明创造，这充分显示了我们的祖先伟大的创造才能。固然，古代的这些文化成果是无法与现代相比的，但是，可能人们已经发现，现今有某些日用器物竟和古代的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 反映了这些器物设计的合理性。

日用器物是人类生活最直接、最必需的助手，礼器则是物化的礼制。前者是人类生活永久的伴侣，后者则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昙花一现，但它们同是人类社会的杰作，同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礼器和礼制一样，首先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升华，而后才又成为历史的赘瘤。在确立文明制度、发展奴隶制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礼器作为礼制的载体， 曾经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在解放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礼器完全被简单地当做奴隶主的罪证而加以批判。实际上，如果没有新生的奴隶主阶级、没有平民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参与，恢宏而精美的青铜礼器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这样评价，并不影响我们对于礼器所蕴含着的阶级压迫的揭露以及对于它（包括礼制）走向反面的批判。恰恰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那个时期的阶级关系， 看清那个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变化，从而洞悉古代社会同现代社会在物质条件方面存在着的根本区别。

（许青松）

注释

  1. 利普斯（德）著、汪宁生译：“《事物的起源》，第五章《发明和早期手工业》。”

(2)同(1)。

  1.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下卷《释庶》。

  2. 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 年

    3 期。

  3. 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

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性鉴定》，《考古》1981 年 4 期。

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 年 3 期。(6)刘敦愿：《记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两件石器》，《考古》1972 年 4 期。(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勘察纪要》，《考古》1960

年 9 期。

(8)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考古》1981 年 3 期。(9)南京博物院：《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 (10)《左传·宣公三年》。

  1. 《孟子·梁惠王下》。

  2. 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

  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三。原文说：“盉之为用，在受尊中之酒，

    与主酒而和之，而注之于爵。”

  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

  5.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五章《酒器部·承尊器门》。(16)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17)司马迁：《史记·周本纪》。(18)陶宗仪：《说郛》卷八十三。(19)《白居易集》卷六。

(20)据李昉《太平御览》卷七五七引《淮南子》。(21)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22)据张英、王士禛等《渊鉴类函》《火部·烛五》。(23)李延寿：《南史·宋本纪（上）》。

  1. 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又顾禄《清嘉录》卷一《灯市》条载： “腊后春前，⋯⋯货郎出售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其奇巧则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航、龙舟，品目殊难枚举。”

  2. 张英、王士禛《渊鉴类函》《火部、灯五》引范致能《上元纪吴下节物俳体诗》。

  3.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 年 1 期。

  4. 范晔《后汉书·马融传》。

  5. 杜甫：《水宿遣兴奉呈群公》，《九家集注杜诗》卷三十四。(29)见《佩文韵府》卷九十九工，十药。

(30)张英、王士禛《渊鉴类函》《服饰部·麈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