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义举——首义精神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以义为上，以义制利。墨家“贵义”，可以为了大局舍生取义。法家则强调私利要服从于公利，把公利放在第一位。在这一点上，法家又与儒、墨重义的思想相通。

在先秦时期的义利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重义轻利、公利为上的原则。这一优秀思想，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晏子、子罕、范蠡、白圭和冯谖这样的时代精英，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尊德重义、团结奋斗的光荣的道德传统。

孔子首倡重义轻利

见利思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美德。“见利思义”，出自《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意思是说：见到财货利益能想起道义，危亡关头不惜献出生命，长久处于困境而不忘记平生的诺言，就可以算是正人君子了。

由于孔子“见利思义”的道德观点，恰当地处理、准确地概括了义与利这一社会生活伦理的本质关系，所以，被后世奉为基本道德规范，传承至今。

孔子，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市南辛镇。他是古代的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政治理论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先秦思想家中，孔子是第一个提出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主张的人，提倡“不义毋利、见利思义、义中取利”。这是孔子义利思想的基调和主流。

孔子提倡“不义毋利”。他说：“只要粗茶淡饭，喝喝白开水，弯起膀子当枕头，酣睡一觉，人生也会快乐无穷；不符合道义的富贵对于我来说，就像天上的浮云。”

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是当时的大学问家，也有很强的理政能力。按理说，他这样的水平，做一国宰相之类的官员，求得一些名利地位是不成问题的。但他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做人的原则。

孔子自20多岁起，就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经常思考治理国家的诸多问题，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

公元前501年，孔子被鲁定公姬宋任命为中都宰。中都就是现在的山东汶上县。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主掌司法大权，同时兼理百官，鲁国大治。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周王室的典章制度受到冲击。鲁国是周王朝的同姓诸侯国，鲁定公在变革的社会形势下，不思进取，受佞臣蛊惑，多日不理朝政，又在祭祀时违背常规，致使臣民生怨。这与孔子的信仰和做人原则大相径庭，孔子非常失望。

面对种“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为了坚守心中恢复周礼这个“义”，辞去大司寇之职这个“利”，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

孔子提倡“见利思义”，并把它作为一个人成熟的首要条件。孔子要求，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义”就是看看这个“利”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

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子路看见一个孩子掉进水里，他没有思考及多问，就纵身跃进水里，救上了孩子。孩子的父亲很感谢子路，就送了子路一头牛，以表示感激之情。

在当时，牛是人们用于耕作的主要畜力，价格是很贵的。人们听说了这件事，有人说子路贪心。孔子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认为，子路在救人前并没有想到会有一头牛的奖赏，只是对于奖赏的结果，他高兴地接受了。子路所得之“利”，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因此，孔子称赞子路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不是贪心。你的做法能激励更多的人去救那些处于困境的人，而解救他人，理所应当得到报偿。”

孔子之所以表扬子路，前提是子路救人不是为了牛，而是救人在先，受牛在后，认为他应该得到这种品德和物质方面的双重表彰。这就是说，富贵和名利地位，必须要靠诚实劳动和光明正大去获得。如果不可求，则安分守己、安贫乐道，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工作，过好自己应该过的生活。

由此可见，“见利思义”既有精神的，也有物质的，并可以引导人们见义勇为，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这是孔子“见利思义”思想的核心价值所在。

孔子并非一概反对富贵和名利，只不过是希望通过正当的渠道去获得。这就是他的“义中取利”观点。

春秋时期，鲁国制订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自己的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地商人。他情愿自己掏腰包，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没有到朝廷部门去报销。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为国分担赎人的负累。

孔子知道了这件事，却很不高兴，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他指责子贡说：“你这样做，人们就不会去赎回奴隶了！”

接着，孔子给子贡讲其中的道理：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两字而已，鲁国原先的法律，所求的不过是人们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生出恻隐之心，不怕麻烦去赎这个人，去把同胞带回国，那他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

而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目的就是让这个行善举的人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能够因为他心中的“义”而得到大家的赞扬，长此以往，愿意做善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条法律是善法。

孔子认为，子贡的做法虽然也是做了好事，但却没有按政策办，到国库去报销赎奴的钱，人们虽然夸他做好事不留名，但客观上将这种美德没有发扬光大，不能让人看到这种好的行为并有一个好的结果。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去向国家要钱的人，不但可能再也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国人嘲笑，责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你一样为国分忧。

最后，孔子对子贡说：“你的赎人之举，是公民的一种义务，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地怕人议论，不去领取该得的奖励。这种做法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所以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是最为可恶的恶行。”

孔子的一番精辟论述，子贡听了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不但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做法，也对什么是“义”、什么是“利”，有了更清醒的理解。他更加佩服老师的才学了。

这件事说明，孔子是赞成善举得到酬报，不让行善之人蒙受损失的。

对于“义”和“利”，孔子认为两者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正是由于符合道义，所以人们才能获得长久的利，正是由于存在着利益，所以人们才能做更多符合道义的事。正是把利与义相互结合，社会才会更和谐，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后世的人们基于孔子的义利思想，把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政策、法律、道德原则，都归为“义理”，维护这样的“义理”的行为，都属于“义举”；反之，则属于不义之理和不义之举。

由此可见，孔子的义利思想，无疑是一种相当高尚的道德思想，具有开启先河的重要历史地位。对古代良好的国民风气的形成，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以及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建立，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旁注]

中都宰“中都”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地名，在今山东省汶上县，孔子曾在此任“中都宰”一职。“宰”为殷商时期始置，原掌管家务与奴隶，后为侍从君王左右之臣。国君的公邑及卿大夫的私邑则置邑宰，掌邑内的庶务。邑下的里，也设里宰，掌里中耕稼、租税等事。

大司寇　西周时期有司寇。周天子是最高裁判者。朝廷设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辅佐周王行使司法权，大司寇下设小司寇，辅佐大司寇审理具体案件。大、小司寇下设专门的司法属吏。此外，基层设有士师、乡士、遂士等负责处理具体司法事宜。

子路（公元前542年～公元前480）。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敢于批评孔子。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

子贡（公元前520年～公元前456年）。政治家，外交家，中华儒商之祖。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孔门十哲”之一。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而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道义　即道德义理；道德和正义等。儒家之道包括天是主宰、人性为本、天人合一、奉守公则、修养德行、遏恶扬善、权宜变化、禀常达变、殊途同归九大基本精义，是超越时空的永恒长存的普遍真理。

[阅读链接]

传说孔子年少而好礼，有一年的秋天，天气很冷，孔子每天拿着礼器俎豆到屋门外祭祀神灵。

孔母曾经问他：“外面天又这么冷，你不要到院子里去玩了。”

孔子一脸正色地回答：“母亲，我这是在祭祀神灵，行大礼！”

孔母问：“你行大礼干什么呢？”

孔子说：“如果我现在不学好礼仪，长大就不知道怎么做人了。”

孔母听了他的话，既惊讶有感到欣慰，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有所作为。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孔丘的举止确实是不同凡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