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墉经商先义后利

在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人们不再像以往一样单纯地轻“利”，甚至认为“义”也是“利”，而且是一种长远的、更大的利。这种宏阔视野下的清醒认识，在清代晚期著名徽商胡光墉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

胡光墉，徽州绩溪人。因为他拥有一颗大义之心，做到了“先义后利”，所以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商圣”。

胡光墉首先以国家大义为先，他认为，作为一个商人，如果只想着为自己赚几个钱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只有国家安定，商人才可能做生意。因此，他利用自己的财富帮助左宗棠为国家和民族做了很多好事。

胡光墉向左宗棠提出买洋枪洋炮的建议，左宗棠听后开始并为认同。但胡光墉确信，自己的建议是对国家有利的，是能够帮助左宗棠的；而且他认定左宗棠是一个为国家尽忠效力的大将，自己帮助左宗棠做事，就是在给国家效力。因此，胡光墉坚持了这个建议。左宗棠后来让胡光墉负责采运。

凭借办洋务的精明，胡光墉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复枪“万数千枝”。这些洋枪洋炮，在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力于枪炮者居多。”

左宗棠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一份奏折中，竭力主张对胡光墉进行奖叙，要求破例给胡光墉赏穿黄马褂以示恩宠。清代朝廷经过一番议叙，批准了左宗棠的请求。

胡光墉还替左宗棠筹措军饷。在当时，清代朝廷国库不宽裕，打仗要花很多钱，很多时候，都是胡光墉支援。他替左宗棠买粮食，买马料，而且他很早就介入药业，但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保证左宗棠效力国家。

在当时，胡光墉发现左宗棠的部队一出征，士兵就水土不服，发生疾病，于是主动跟左宗棠讲，自己要开个药厂，就叫“雪记”，因为他的字叫雪岩，专做部队所需的药，而且是白送给部队，不要一分钱。

左宗棠很感动，但也很不明白，就问道：“这样一来，你不是亏了吗？”

胡光墉说：“亏就亏了，有亏才有赚，有赚才有亏。”

胡光墉不是说白话，而是说到做到。他不但长期给左宗棠的部队供应药品，而且还施给老百姓，因此，他的名声就很好。后来雪记药厂演变成为胡庆余堂，并使得胡光墉一生留名。

胡光墉最了不起的大义之举，就是帮助左宗棠平定了疆乱。当时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一个叫阿古柏的酋长起兵叛变，要把新疆，独立出去，左宗棠力主出兵平定叛乱，收复新疆。

当时国库空虚，无力打仗，慈禧太后同意左宗棠出兵新疆，但军费要先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胡光墉以自己的钱庄做担保，再次向外国银行贷了一笔巨款，全力帮助左宗棠，最后终于收复了新疆。

左宗棠由于胡光墉的帮助，成功收复新疆，再次上奏清代朝廷给胡光墉请功。清代朝廷封胡光墉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

胡光墉通过帮助左宗棠来替国家做点事，而在帮助左宗棠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事业。这就是说，他成功的关键是先想到义，然后才想到利。

胡光墉不仅以国家大义为先，也将诚信视为商人的必须坚守的义德。他经商讲究诚信，能够从朋友的角度出发，“上半夜想想自己，下半夜想想别人”，绝不做损人利己之事。

有一次，一个人神气活现地来到了胡光墉的当铺，对着伙计喊道：“哎，叫你们老板出来，我有最好的东西要寄在你们这里，我这是商代的古董，可能连你们老板都没见过。”

伙计拿过去一看，真的是很少见，看来看去就觉得真的是商代的古董，于是就问当多少钱。那人一口咬定300两，否则他就去别的当铺去当。伙计赶紧给了他300两银子。

那人临走还说：“今天是因为急用，才当这么少，否则1000两我也不当！”

事后，伙计越想越不对，于是就请了很多人来看，人们看了都说是假的。这个伙计就向胡光墉报告自己的过错。

胡光墉说：“没有关系，人总会出错，错就错了，没什么大不了。”他停顿了一会说，“这样吧，你给我开10桌，把我们这里的名流士绅，有钱人都请来吃饭，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商代的很珍贵的古董要给他们欣赏。”

伙计忍不住问：“我们上当了，还要别人上当吗？”意思就是我们被骗了，还要骗别人吗？要讲良心。

胡光墉板起脸来，说道：“你跟我这么久，还不知道我的为人。”

伙计不敢再说，只好照办。

宴请的那天，大家都来了，兴致很高，边吃边等着看古董。只见一个职员小心翼翼地从二楼捧了一个古董下来，走到一半，失足摔了一跤，那个珍贵的古董当场就打破了。

所有的人都叹息：“好可惜啊，这么珍贵的古董，为了给我们看，居然摔破了。”

胡光墉说：“没有关系，这是我们不对，让大家没的可看，大家吃完好走，回去休息。”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传到了那个当东西的人耳朵里，他就拿了300两银子，找上门来说：“我现在还你钱，你把东西给我。你要是拿不出，今天没有1000两，不要想能够了结。”

胡光墉二话不说，先让人验收了银子，然后吩咐人把那个古董拿了出来，交给了那人。那个人整个脸都变色了，一直说“怎么会这样！？”

胡光墉冷静地告诉他：“我摔破的那个比你的还假。”

那个人灰溜溜地跑掉了。

还有一次，胡庆余堂的紧俏药“虎骨追风膏”断货了，于是，经理余修初就找到专管药材的邹文昌问清原因。

邹文昌说：“‘虎骨追风膏’的主要原材料是虎骨，而虎骨现在又断货，所以，我建议用豹骨代替虎骨。”

余修初一听，坚决反对，他说：“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是想砸了胡庆余堂这块招牌吗？”

邹文昌说：“做生意嘛，要懂得变通，我们用豹骨代替，先满足一下市场等虎骨一到，马上就换用虎骨。”接着，拿出胡庆余堂的信誉来威胁余修初说，“不然别人会把咱们胡庆余堂看扁的。”

见余修初的思想有一点儿动摇了，邹文昌趁热打铁道：“豹骨的药效也差不到哪里去，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你知我知，别人绝对不知道。”

听他这么一说，余修初也动摇了，于是邹文昌趁机生产出了假的“虎骨追风膏”。

胡光墉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认为邹文昌伤害到了胡庆余堂的声誉，决定严肃处理。胡光墉把店里的所有人都叫到大厅，当众辞退了邹文昌。并当场写下了“戒欺”堂训，还在店里挂了一些条幅，诸如“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因为“戒欺”的堂训，胡庆余堂的伙计再也不敢有一点点的欺骗行为了。

后来，胡光墉还将自己在胡庆余堂的办公室取名为“耕心草堂”。其用意十分明显：田要耕，地要耕，心田更要耕，只有常耕心田，邪念、欺骗这些杂草才不会滋生，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商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胡庆余堂成为了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民间一直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说，它与北京的百年老字号“同仁堂”南北交相辉映，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胡光墉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

时至今日，胡光墉所制订的这些经营规则，仍被胡庆余堂的后继经营者们认真遵守。而胡庆余堂“戒欺”的堂训，还被现今的国药界誉为药业座右铭。

胡光墉以义取利，重视长远之利，既体现了他对我国传统伦理原则的恪守，又反映出他对“义”、“利”辩证关系的深刻领悟和具体把握，从而赢得了广阔的市场和弥久不衰的声名。

[旁注]

徽商　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徽商又称“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时期，成长于唐宋时期，盛于明代，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徽商是我国十大商帮之一，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

左宗棠（1812年～1885年）。清代晚期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清代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布政使　古代官名。明代沿元代制，于各地置行中书省。1376年撤销行中书省，以后陆续分为13个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府、州、县分属之，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清代正式定为督、抚属官，专司一省财赋及人事，与专司刑名的按察司并称“两司”。

余修初　谱名世本，浙江宁波府人，老家在庄桥米路庵余家。被聘去杭州府任胡庆余堂“首任阿大”前是江苏松江府余天成堂药店的“阿大先生”，也是该药店的股东之一。在胡光墉创建杭州胡庆余堂的过程中，一直有一位得力助手，这人便是“首任阿大”余修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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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老家在湖南的军人打仗到杭州时，把钱存在胡光墉的阜康钱庄里面，并且不拿存折，让钱庄给他保管。结果一年之后他战死在沙场。军人的同事来到钱庄说军人已经阵亡，临终时托他把存款寄回老家去。

胡光墉二话不说，把所有资料都调了出来，连本带利息算得清清楚楚，并且主动提出可以替他转回老家。

这件事情，使得胡光墉和他的钱庄一炮而红，胡光墉的诚信赢得了大家的信赖，钱庄、当铺越加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