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义气——仁人义士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批判继承了儒家的义利观，提出“正义谋利”，“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的仍然是“义中之利”，实际上还是遵循“先义后利”的原则。

明代的于谦、李汰及不知名的张员外，清代的胡光墉和游福明，通过自己的实践，无疑将儒家思想中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升华为“义以立生”的人生观。而儒家思想中“义”与“和”为核心的理念，被商人作为道德规范和职业素质的要求，从而形成了“以义制利”、诚信经营的商业伦理体系。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明代前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士大夫的义利观还是遵循儒家“先义后利”的原则，抱定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决心舍一己之私而求千秋之益。明代前期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于谦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于谦，自青年时代就胸怀天下，立下来宏伟的志愿，决心舍弃一己之私，成就千秋事业。

于谦7岁那年，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所见人无若此儿者，他日救时宰相也。”16岁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以石灰自喻，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对于谦产生了极大影响。对于义，于谦认为名节是人最可宝贵的，“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复何求”。

于谦曾做《北风吹》诗写道：

北风吹

吹我庭前柏树枝。树坚不怕风吹动，

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心不移。

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

风吹柏枝将何为？北风吹，能几时！

勉励自己要像柏树一样不畏风暴冰霜，自持节操，经得起任何磨难。

对于利，于谦认为金钱之利会使人败坏，“钱多自古坏名节”，凡是贪图钱财之人，都会“千载遗腥臊”，“国法纵未及，公议安所逃”。因此，“大节还须咬菜根”，要清心寡欲，生活简朴。他一生正是一丝不苟地这样要求自己，即使身居高官，也从未丝毫放纵。

1421年，23岁的于谦进士及第，步入仕途。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兼巡抚河南、山西都御史时，年仅33岁。这一职务是正三品，在当时很显贵，但于谦丝毫不改其朴素俭约的本色。

于谦上任时，行李简单，坐乘普通的骡车，既无锣鼓旗仗，又无卫兵仪从，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想到他就是巡抚大人。上任后，无论是明察，还是暗访，皆轻骑而行，摒弃那种前呼后拥，鸣锣开道，煊赫威势的官场习气。

在当时，太监王振把持朝政，勾结内外贪官污吏，擅作威福。那时，外地官员进京，必须馈送重金厚礼，不然，轻则办事困难，障碍重重；重则降职免官，甚至下狱遭殃。对此，于谦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他在外地做官，每次进京，从不带任何行贿之物，只带随身行装。

一次，于谦的一位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不带金银入京，带点手帕蘑菇之类的土特产品送一送也不妨嘛！”

于谦明白，带点儿土特产进京赴任，不至于见了上司两手空空太难堪，这是下属出于对自己的一片好意。然而他还是禁不住大笑起来，然后举起袖子说：“谁说我没有带东西呀？你看，我这不是有两袖清风吗！”

为此，于谦还作了一首《入京》的诗以明心志。诗写道：

绢帕蘑菇並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诗的意思是说：蘑菇、绢帕和线香是供人们使用的，如果都被当官的拿去讨好了上司，就会给老百姓的生活所需带来困难。还是清廉自重一些吧，省得让老百姓戳脊梁骨。

权大气盛的王振一伙，当然不会放过刚正不阿的于谦。有一年，于谦入京奏事，因身体不适，顺便荐举别人代为巡抚。王振乘机唆使爪牙，诬告于谦因长期得不到升迁而心怀怨愤，将他判以死刑。

河南、山西百姓得知此事非常不满，纷纷进京上书抗议，强烈要求释放于谦。连河南、山西的几个藩王也纷纷要求释放于谦。

面对民愤，王振骑虎难下，借口因姓名相同抓错了人，把被关押了3个月的于谦放出来，官复原职。

于谦把钱财看得轻如鸿毛，从不聚敛，廉洁自守。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的极少，常常用以救济贫穷亲朋。平时自奉俭约，衣不锦绣，食不兼味，从不铺张浪费。

当时达官贵人把生日看得极重，要大肆庆贺。但于谦过生日，却谢绝一切贺客，拒收任何礼物，常常是独坐静思，反省自己的政务，激励自己。

1449年，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大举进犯。宦官王振鼓动明英宗御驾亲征，于谦力谏不果，结果明军行至土木堡，即今河北省怀来，被瓦剌军队追赶上来团团围住。两军会战，明军全军覆没，王振被部下杀死，明英宗被瓦剌军俘虏。

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提议应当迁都南京，这时，留守兵部主持工作的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国家大计就完了。难道诸位忘了北宋南渡的事吗？”

郕王朱祁钰见情势危急，升于谦为兵部尚书，负责保卫北京。于谦为了挽救明王朝危亡，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督战。经过激战，迫使也先讲和，最后送回明英宗，并向大明朝贡。

于谦功劳卓著，贡献无比，声望大增，被誉为“救时宰相”。但于谦从来口不言功，行不倨傲，对子女也严格要求。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以便随时掌握外敌动向。他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哪里！”

于谦一向有痰症病，明景帝朱祁钰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又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明景帝还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

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于谦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

1453年，总兵官石亨因战功被封世侯，他自觉功不如于谦，反而赏赐重，便上书明景帝，荐举于谦儿子于冕为府军前卫副千户，以示奖功赏绩。

于谦得知后，责备石亨说：“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举荐一位隐居贤士，提拔一名行伍中地位微贱的能人，反而单单举荐我的儿子，这能让大家服气吗？”明确表示应赏赐有军功之人，杜绝侥幸心理，绝不敢让自己的儿子滥冒军功。

一天，明景帝召见于谦，问道：“众臣为你请功，你以为如何？”

于谦恳切地面辞说：“国家多事，做臣子的不应考虑自己的私利，请皇上不必多虑！”

但明景帝还是批准了石亨的奏疏，于谦只好回家勉励于冕，要“砥砺气节”，勤于政务，不负朝廷奖勉之意。

于谦一心为国，一生清廉，虽身居高位，却向来不置家产，连自家所住房屋，也极为普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普通百姓之家。

他曾作诗说：“小小绳床足不伸，多年蚊帐半生尘。官资已极朝中贵，况味还同物外人。老圃松筠随处好，名园桃李随处新。公余只合凭书卧，座上何须有大宾。”

明景帝见他家居简陋，赐给他一所宅第。他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明景帝不允，他不得已而接受，但把皇帝前后赐给的玺书及其他物品都存放于正屋中，而他仍住旧屋偏房。

于谦59岁那年因遭诬陷后被害，朝廷派人抄家，发现他家里没有一点私财。抄家者见正屋紧门闭锁，认为钱财藏其内，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放着明景帝赐给他的蟒袍和剑器。

于谦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山西道监察御史、兵部右侍郎兼河南、山西都御史、兵部左侍郎兼巡抚、兵部尚书等职。他一身正气，重节轻利，两袖清风，廉洁正直，平反冤狱，救灾赈荒，深受百姓爱戴。

于谦一生为官，面对社会责任与个人利益冲突，敢于担当责任，不计个人得失的“义”，践行了他年轻时立下的“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诺言。

[旁注]

兵部侍郎　兵部副长官，明代正三品，清代为从二品。“兵部”乃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之一，“兵部”源于三国魏“五兵制”，隋唐时期设立兵部，掌全国武官选用和兵籍、军械、军令之政，历代相沿。“侍郎”是次长，尚书是部长。

都御史　为御史的一种。古代封建朝廷设有专门行使监督职权的机构都察院，都御史即为都察院的长官。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代都察院的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清代都御史为从一品。

兵部尚书　是六部尚书的其中之一，别称“大司马”，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明清两代因为兵部下辖4部门，当时各分管各地驻军的粮草，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还有一个类似参谋部的衙门。

万岁山　即现在北京景山。明代永乐年间修建皇宫时根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个星宿的说法，北面玄武的位置必须有山，便将挖掘紫禁城筒子河和太液池南海的泥土堆积此山，成为大内“镇山”，取名万岁山。

玺书　古代以泥封加印的文书。古代长途递送的文书易于破损，所以书于竹简木牍，两片合一，缚以绳，在绳结上用泥封固，钤以玺，故称玺书。秦代专指皇帝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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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超人的智慧。有一次，他束了两个发髻，刚出门，就遇见和尚，和尚笑他说：“牛头且喜生龙角。

”于谦马上回答：“狗嘴何曾出象牙。”于谦回家之后，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请求母亲帮他梳成三角髻。

于谦马上出门，结果又遇到那和尚，和尚又笑他：“三角如鼓架。”

于谦立答：“一秃似擂槌。”和尚听了，终于无言以对。

于谦幼时有很多趣事，每一件都表现出他自幼就敢于蔑视强势的品格。后来从政为官，也一身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