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通鉴——史学著作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记载历史的传统。人们以记录、整理、研究、总结等方式，将历史事件总结成文，抒发自己的观点。有时还把现实发展趋势和史上类似现象进行有机帝结合，利用知识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评说。这就产生了各种史学著作，以及历史修撰方法和研究方法等。

我国主要史学著作有《史通》、《通典》、《文献通考》、《通鉴纲目》、《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等。这些卷帙浩繁的史书，使得我国的历史文明得以不断传承。

系统史学理论专著——史通

那是在唐高宗龙朔年间，在一个世宦之家，54岁的侍御史刘藏器，又得了一个儿子，并取名刘知几。

刘知几的曾祖刘珉为北齐唯阳太守，祖父刘务本为隋留县长。刘知几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里，深受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他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在刘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他的父亲和兄弟皆以词学知名。幼年时期的刘知几多受父兄黛陶，颇善文词，这为他以后的学术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刘知几喜好史学，深受从祖、从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志趣，他的父亲能够顺其秉性，采取了“因材施教”之法，调动了刘知几求学的积极性，使他顺利地踏上了史学道路。

刘知几从11岁就开始读《左传》，后来又通读《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

刘知几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不假师训”，独立钻研的学习道路，这其中首先表现为他不盲目迷信师训，而且对师训、成说表现出某种怀疑和批判精神。

刘知几在青少年时博览群书，积累了融会古今的渊博学识，从而打下了一生的学识基础。这博通的治学道路，是少年刘知几治学的又一特征。

刘知几20岁后步入仕途，随着学识日进，逐步形成了自己对史学的看法。刘知几进士及第后，经吏部考试，授获嘉县主簿。这是一个正九品的小官，负责一县的文书，是县衙幕僚之首。

刘知几在公务之余，仍潜心伏羲、神农、黄帝的“三坟”之书，少昊、颛顼、高辛、唐、虞的“五典”之书，更有经史百家，无不涉猎，杂记小书，在所浏览。

唐代的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是经济、政治和文化重心，获嘉县地近两都，刘知几得以旅游长安和洛阳，饱览公私藏书。在获嘉县主簿任上近20年的时间中，刘知几都是在公务之闲博览群史，充分利用了这20年来研史学史。

在这个时期，刘知几写有一篇《思慎赋》。这篇赋既显露了刘知几的才华，也道出了他的苦闷，特别是抒发了他在苦闷之下经过冷静思考而痛下的志向。

刘知几之博学卓识之才，充任九品主簿，自然是大材小用，而且从弱冠之年入仕之始直到写《思慎赋》时，已经15年没有迁升，感到仕途前程渺茫，“思慎”就是对现实的抗争。

在盛唐的政治舞台上，刘知几身居仕班，但他没有成为政治家，是没有人给他提供机遇。所以，他的精力又集中在学术事业上去了。

由于刘知几刚直的态度，敏锐的政治眼光以及自身的才华，被授予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从此开始了他的史官生涯。

刘知几自进入史馆后，参与修过《唐史》，重修《则天实录》等。由于他对唐前期的正史史料得以详细地记载，做出了极大贡献，朝廷奖励其修史之功，封他为“居巢县子”，实现了他多年没有升迁的愿望。

刘知几当史官后很快就发现，在史馆修史很难发挥自己的创见，往往要遵循一些陈腐的修史格式，或者违心地去歪曲历史真相。

刘知几在入史馆的第二年，奉诏和同朝的大臣一同编写《唐书》，即修撰本朝纪传体国史。领衔修史的是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他不学无术，只会争权夺势，由他来领导修史，怎么可能写出真实可信的历史呢？更何况是写和当时政局、人物有密切关联的史事。

史馆监修常以迂腐的见解干扰史官的写作。唐初官修史书、宰相监修制度的确立，表明皇帝对修史的控制大大加强，史官要受到皇帝和监修大臣的严格监督。史馆监修往往把如何记载史事作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一些才德不高但善于逢迎的人担任了史官。

刘知几是有独立见解的人，自然对史官所受的束缚更加敏感。他在史馆无法充分发挥才能，渐渐产生了脱离史馆的念头。

706年，唐中宗李显率百官护送武则天的灵柩由洛阳回长安，刘知几请求留在洛阳，在那里闭门治学。过了3年，有人报告朝廷，说刘知几身为史官，不为国事尽力，取乐于园林，私自著述，于是他又被调回京城。

这时的史馆，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竟同时有5个宰相监修国史。长官多，意见又不一致，这让刘知几更不愿意在史官做事。

如果要记载某件史事，监修杨再思说必须如实书写，另一监修宗楚客说应该隐讳真情，使刘知几无所适从，难以下笔。这时，又有一个监修萧至忠几次责备他编写史书没有成绩。刘知几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愤然交上辞呈回家了。

刘知几在史馆里郁郁不得志，满腹才华无所寄托，但他又担心后世没有人能够理解自己，于是，他回到家中开始私撰史书，取名叫《史通》。

《史通》内篇有39篇，外篇有13篇，合计52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3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49篇。另有《序录》1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

《史通》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不可偏废，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

《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在我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史通》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其《直书》、《曲笔》两篇，在认识上把我国史学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壮大。

《史通》外篇的《史官建置》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叙述历代史书源流，间或也有一些评论；《疑古》、《惑经》承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之余绪，对古代史事和儒家经典提出一些疑问，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严肃态度和批判精神。

《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它的思想及其历史观，是值得重视的。

[旁注]

幕僚　在古代称将幕府中参谋、书记等，后泛指文武官署中佐助人员，指有官职的。由于设于幄幕中，所以又叫“幕府”，而统帅左右的僚属，也因之被称为“幕僚”、“幕职”。幕僚种类繁多，有“长史”、“参军”、“主簿”、“记室”等。

李显（656年～710年），原名李哲，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谥号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在位期间，恢复唐朝旧制，免除租赋，设十道巡察使，置修文馆学士，发展与吐蕃的经济、文化交往，实行和亲政策，把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保证了边疆地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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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曾经在史馆工作一段时间，但他深知在史馆的体制和工作作风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于是写了辞呈。他在辞呈中尖锐批评了史馆现存的五大弊病：其一，人多观望；其二，资料不足；其三，权贵干涉；其四，监修牵制；其五，职责不明。

刘知几对史馆里的弊病洞若观火，因而在辞呈中言辞犀利，句句击中要害。据说当时的兼修萧至忠见到刘知几的辞呈后，大为惭愧，实在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