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社
1920 年夏,刘少奇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毕业。此时,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风流云散,正处在衰落之中。刘少奇在京、津找不到留学门路, 又因直皖战争发生,交通阻绝,欲回湖南而不能,身上带的几个钱也快用光, 只得在北京鼓楼附近的一位同学家里暂栖,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狼狈不堪。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无情地煎熬着他:面对国家的积弱不振、民族的深重灾难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的高涨,他热血沸腾,一颗年轻人的心在剧烈跳动, 而对自己的饱尝艰辛、报国无门、处处受阻、寸步难行的窘境,他又不由彷徨、郁闷、悲愤,忧心如焚。山重水复疑无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给正在日本留学的少年挚友洪赓飏写下了一首《赠友诗》,一方面向洪倾吐他这时的处境和心情,一方面也因洪最有可能在经济上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诗中写道:
身长七尺好奇男, 汝何悲愤而长忆? 尔之命促数且奇, 一生富贵何可期。胡不及时以行乐,
飘零千里,备罹万难欲何为? 人才西渡正纷纷,
尔之翘首望何陲? 岂欲长征班定远, 仗策以相随。
满目带愁思, 意蠢情亦痴。
天津桥上无人识, 只得远寄与相知。
把诗翻成白话,大意是说: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要这样悲愤和沉涧于回忆往事?命运在这样地捉弄人,不期望去图一生的富贵。那未又为什么不肯去作及时行乐的苟且行为,而偏要远离家乡、吃尽千辛万苦呢?有志气的人们正纷纷到西方去留学,我最向往的是哪里?背起行装,也作一次远征吧。可是难哪,怎么去呢,真想得人要发痴。人地生疏,这些情况能说给谁听,谁又能了解,只好投诉于在远方的知心朋友了。
刘少奇青年时代所写的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江青推波助澜的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曾遭到肆意歪曲和诋毁。按照某些人的“革命”观念,似乎马克思主义者生来便是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根本不需要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更不存在转变的问题。然而,这种观念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态度,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真实过程。离开历史、离开客观可能性的东西,只能是神话!
在我国思想界发生大变动的五四时期,作为一个刚刚从封建家庭的罗网中冲杀出来的有志青年,刘少奇不能不和当时所有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 和所有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要不可避免地经历阵痛,经过一番反复的激烈的思想震荡和斗争,经过艰难
而痛苦的思想转折过程,只是因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的不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艰难困苦,玉汝以成”。现实的生活正毫不留情地逼迫刘少奇尽快寻找出路,选择方向。
对于这类情况,刘少奇 1942 年在《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中就作过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和分析。他指出,在中国的很大的知识分子群众与青年学生群众中,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是受帝国主义、封建残余与大资产阶级的压迫,使他们遭受着失业、失学的威胁的。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他们或多或少的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中国革命中能够起先锋的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泛的传播与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中。他同时也指出,知识分子在其未与民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与民众利益服务并使其生活群众化之时, 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他们的这些缺点,也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刘少奇的这番话说得何等的好!
刘少奇所写的这首诗,正反映了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以前,一个二十岁出头一点的五四时期的困苦青年学生的色彩,否则倒是难以想象。不平则鸣,物之常理。这首诗的情调是悲愤的,它尽情地抒发着作者一腔怨愤难平之气,特别是对当时军阀混战局面的极度厌恶。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向知友如怨似诉地表达心头的不平,从实质上来说,作者是在对那个使人走投无路的社会的不公平状态作着尖锐的控诉和抨击。只有如此来审视,才更为贴切和入情入理。
洪赓飏有否收到刘少奇的这首诗或信,不清楚。但刘少奇没有得到洪赓飏在经济上的什么帮助,这是清楚的。刘少奇只能向他的母亲和二哥刘云庭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也只有他的母亲和二哥才能有这方面的帮助。
为了寻求真理,刘少奇在北京逗留期间,频繁地接触了许多人,抓紧机会又阅读了一些进步刊物,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更有了亲切之感。在直皖战争结束,局面稍为平静一些后,刘少奇匆匆返回湖南。由于原
玉潭学校老师梅冶成的关系,在长沙找到何叔衡,通过何与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有了接触。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和何叔衡等组织起来的。当时俄罗斯研究会正按照在上海刚建立的共产党发起组织的号召,组织革命青年到俄国勤工俭学。刘少奇还通过何叔衡认识了船山学校的校长贺民范。贺在社会上有一定名望,与陈独秀也有交往。刘少奇便通过这样一些联系,进入了陈独秀等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主攻俄文,作赴苏留学准备。
1920 年 4 月,第三国际派东方局的魏经斯基来中国开展工作,魏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商议后,决定在上海首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后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了培养干部和输送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深造。回来推动中国革命,专门办了个“外国语学社”, 由魏经斯基的翻译杨明斋当校长,魏经斯基夫妇、沈雁冰、李达、李汉俊等担任教师。学社教授俄、英、法等语言,主要是俄语,同时也学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些革命活动。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六号。这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杨明斋还在此办了个“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是公开的,在门口挂了牌子。渔阳里六号,是座二上二下的弄堂
房屋。大门内一个小天井,客堂作教室,厢房作会客室和会议室,楼上作办公室。刘少奇住在东厢房。先后从各地来到这里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罗亦农、许之桢、傅大庆、李启汉(森)、曹靖华、韦素园、蒋光赤、马念一(哲民)、周昭秋、胡士廉、任岳、陈启沃等,共二十多人。他们除学习俄语外,还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并且帮助《劳动号》和“华俄通讯社”做些抄写、校对的事。当时刘少奇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一面攻读俄文,同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并开始到工人中去,到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进行讲课等。刘少奇发奋学习和工作, 珍惜时间,一刻不偷闲,从不见他上街逛马路,给同学们留下很深印象。
据萧劲光回忆,刘少奇、任弼时和他,在 1920 年冬,在这里由工读互助团转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刘少奇说自己是于该年在长沙由贺民范介绍加入的。根据各种情况来看,萧劲光的回忆比较准确。①
① 参见《萧劲光回忆录》第 17—18 页。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周志兴:《刘少奇入团问题初探》,《湖南党史通讯》1987 年第 2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