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卅运动”中

1925 年 5 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群众为中坚的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个伟大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一可歌可泣的斗争中，牺牲了许多生命，涌现了不少英雄烈士，并唤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觉悟。中国工人阶级，也在这一前仆后继、再接再厉的斗争中，丰富了斗争经验，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力量，增强了自身的阶级意识和自信心。“五卅运动”的影响，由上海而至全国，由城市而及乡村。

这一运动的前奏，起于该年 2 月在刘华领导下发生的上海日本纱厂大罢

工。直接的导火线是 5 月 15 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方为了取缔工会、镇压罢工，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上海日本纱厂两万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文治大学、上海大学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的反帝斗争。租界巡捕逮捕学生数人。帝国主义者竟欲妄加“扰乱治安”的罪名，准备在 5 月 30 日对被捕学生进行公开审讯。同时，帝国主义者又决定

6 月 2 日通过工部局提出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所谓“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欺骗社会舆论的所谓取缔童工法案，这就更加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大愤怒。热烈的爱国情感和行动到处在迸发。

5 月 28 日晚，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认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具有更尖锐的政治性质，应把这一斗争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使工人阶级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决定发动群众于 30 日到上海租界进行反帝示威。

5 月 30 日，上海各校学生二千多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和进行讲演，揭露顾正红被杀、学生被捕情况和“四提案”的殖民性质，提出“收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爱国斗争口号。

刘少奇是“五卅运动”爆发前夕来到上海的，他刚到就马上参加和领导了“五卅运动”，利用一切方法去动员群众，拿被打伤者的血衣及被打死的工人照片，到一些学校去做鼓动工作。单在闸北区，刘少奇就组织了三十多个讲演队，他还亲自到北站附近的广场上向集合的学生分配任务。

英国巡捕对学生大肆逮捕，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被关押的学生就有一百多人。近万名愤怒群众，聚集老闸捕房门口要求放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丧心病狂的英国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向徒手的群众开枪围捕，当场打死爱国学生五人、爱国市民十一人，重伤十五人，逮捕五十三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把斗争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各阶层人民中去，并号召上海人民举行“三罢”斗争，罢工、罢课、罢市。

31 日晚，在蔡和森、瞿秋白、刘少奇、李立三、刘华等领导下，上海有组织的二十多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举李立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掌管秘书、庶务等事）。6 月 1 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发表宣言和告全体工友书，宣布要为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而举行总同盟罢工。不仅工人，上海的学生和商人，也热烈响应这一号召。

中国共产党也于 6 月 5 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

大屠杀告全国民众》，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要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斗争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为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这一号召，也直接地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的反帝浪潮。

从 6 月 1 日开始，到 6 月 18 日，在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中，罢工人数达二十多万。参加罢工的绝大多数是英、日帝国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包括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纱厂、船厂、印刷厂、洋行、海员、码头工人，以至清道夫。工人阶级的大罢工，推动了上海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反帝斗争。五万多学生参加了罢课，绝大部分商人投入罢布，甚至公共租界的华捕也有半数举行罢岗。刘少奇曾对当时的情况有过这样描述：“此时上海工厂无人做工，商店罢市，轮渡不通，车马断绝，交通为之梗阻。⋯⋯同时上海学生亦一律罢课，即各教会学校也都加入。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①

为把反帝运动不仅在上海很快推起来，并迅速扩展到全国去，6 月 1 日晚，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全市反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实行指挥和各种联络工作。

6 月 7 日，上海总工会即出面号召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成立以工人为主体，联合各界反帝力量的“工商学联合会”。并提出与帝国主义作交涉的十七项条件，其主要内容是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英国驻扎中国的海陆军，中国人在租界内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中国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的自由，要求惩凶、赔款、道歉，还有撤销“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四提案各项。

6 月 11 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以实现十七项条件为主要内容的市民反帝大会。刘少奇组织并参加了这次大会。

“东山崩裂，洛钟响应”。刘少奇等领导的“五卅运动”，推动了全国反帝运动的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从 6 月 2 日起，到 8 月间，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哈尔滨、安东、开封、郑州、焦作、济南、青岛、安庆、芜湖、南京、镇江、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武汉、长沙、水口山、南昌、九江、广州、汕头、江门、香港、重庆、成都，以至山西、陕西、绥远、云南、广西等地，先后约有一千七百多万人民群众汇入反帝洪流，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和游行示威。镇江、唐山、郑州还召开了数万人的大会；南京、长沙召开了十万人的大会；北京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五万人，第二次二十五万人，第三次达三十万人。群众性的抵制英货、日货运动遍及各地，“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收回租界”等口号深入人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

在指导“五卅”运动中，刘少奇以其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坚持认为，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组织，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自行涣散。他要上海二十万

① 刘少奇：《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1926 年 5 月。

罢工工友一定要严密组织起来，不管其他各界的情况如何、行动如何，工人阶级要能独立地坚持罢工到底。

面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者为了他们的在华统治地位和利益，一方面继续采取武力压迫的政策，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下一次又一次的血案；一方面也感到单纯的枪炮政策已不像过去那样灵了，需要改变一点手法，实行诱和压兼施的收买政策，以便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在反帝斗争中软下来、退出来，使中国的军阀与买办阶级尽快出来破坏与压迫群众的这场反帝斗争。帝国主义者的这一手也慢慢地起了作用。

随着“五卅”反帝运动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暴露出它固有的动摇性来，运动愈深入，时间愈长，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就越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无产阶级怎么办？刘少奇坚持了无产阶级的独立性，领导几十万工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动摇性作了坚决斗争，以免它来影响这场空前未有的反帝大斗争。

当时，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总商会，在买办资产阶级分子虞洽卿的左右下，从他们的阶级私利出发，把原来提出的十七项条件降为十三项，删去了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以及工人有组织工会罢工自由等重要反帝内容。帝国主义一方面提出进行“司法调查”和召开“关税会议”来诱惑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以停止借款、通汇，停止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提出“友谊协商”、“缩小范围”，对帝国主义表现出妥协。

针对这种情况，李立三和刘少奇等领导上海总工会，于 6 月 13 日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否定了上海总商会的做法，并提出抗议。

6 月 19 日，总商会又作出单独停止罢市，要在 6 月下旬实现开市的决议。民族资产阶级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中代表资产阶级的分子接受了这一意见。“五卅”运动中建立起来反帝爱国的联合统一战线，开始遭到破坏。

李立三、刘少奇领导上海的工人进一步开展了反对总商会单独开市的斗争。6 月 26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提出依靠自己力量，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继续坚持反帝斗争的一系列问题，要求大会进行讨论。大会最后作出了商界开市，工界决不依赖，工界要坚持斗争到底等的七项决议。

为了使上海工人的罢工得到国际方面的支持，刘少奇于 6 月 23 日致电赤色职工国际及苏、捷、英、法、日等国的三十六个工人团体，呼吁支持中国工人的斗争。并与李立三一起于 6 月 26 日致电英国工团，表示欢迎派人来沪调查“五卅”惨案真相。8 月 1 日，他在接待全俄职业联合会代表的讲话中，一方面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一方面向他们介绍说，这次运动，实际是为谋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参加者有商人、学生、工人，尤以工人为主力军。

刘少奇在领导“五卅运动”中，不仅有坚定的立场，而且注意斗争的灵活性。当奉系军阀进入上海镇压民众运动的时候，开始因慑于当时声势浩大的反帝浪潮，也曾不得不故作姿态，捐款给上海学生联合会，表示是来防御外敌的，接着就逐渐露出马脚，他们从 7 月下旬起，逐个封闭了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民众团体。上海数十万工人的罢工苦斗，不仅因支持两个月以上而日益感到救济金的缺乏，而且日益受奉系军阀的各方面沉重摧残而很难支持下去。而且在资产阶级停止罢市后不久，接着便是暑期学生纷纷离校，回家度假，上海学生联合会的力量大为减弱，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日渐不利。鉴于这种情况。8 月上旬，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革命实力，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有组织、有条件地复工的指示。刘少奇在领导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中积极贯彻了中央的这一指示。上海总工会当即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九条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国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有代表工人的权利：（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开除罢工工人；（六）发给罢工工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 50％；（七）增加工资 65％，工资一律发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的工作条件；（九）给死伤的学生和工人以赔偿。

在 8 月下旬到 9 月中旬期间，刘少奇各处奔走，分别召开华商纱厂、日商纱厂、英商纱厂的工人代表会议，努力做关于复工的耐心说服教育工作，反复阐述实行这种转变的必要性，以及领导者不仅要有革命的坚定性，还必须学会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转变党的斗争策略。所以要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继续进行以后的斗争。他还针对工人中有对复工条件提得过高的问题，指出，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受到各方面的压迫而失败，倒不如先提出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刘少奇还同各厂的工人代表一起，仔细地研究了每一个工厂的复工条件。经过刘少奇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在上海总工会的统率和指挥下，中共中央向上海工人阶级提出的有组织、有条件复工的要求，基本胜利实现。事实证明，这样做有利于保存革命实力、巩固已有胜利，有利于为进行长期斗争作必要准备。

在“五卅运动”中，由于刘少奇等的杰出领导，上海总工会起到了重大作用，对此，邓中夏曾作了这样的记载：“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都是在‘五卅’后才产生的。其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同志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有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二十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①正因为这样，敌人对上海总工会就特别地记恨。

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革命和反革命的两股势力的较量不可能通过“一决雌雄”立分胜负，何况当时反动势力比较强大。白色恐怖开始笼罩上海，反动派加紧了对上海总工会的种种破坏。他们不惜运用流氓手段，把罪恶的魔爪直接伸向上海总工会。

月 12 日，工贼周仲华纠集打手一百多人，携带手枪、铁棒等凶器，冲进上海总工会大打出手，企图突然袭击李立三、刘少奇等总工会负责人，把在场的工作干部打伤了 8 人。

敌人的可耻行径，吓不住刘少奇等，在稍事整理后，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于次日都照常在总工会办公。8 月 24 日，刘少奇应淞沪戒严司令部邀请，前

① 邓中夏：《“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原载《人民周刊》第 1 期、第 3 期，1926 年 2 月 7

日、2 月 24 日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往戒严司令部，谈判工人罢工及流氓捣毁上海总工会问题。并陪同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出的检察官，勘查上海总工会被毁情况，要求检察厅依法究办。工人群众对刘少奇等的这种公而忘私的大无畏精神，十分感动，深受教育，各工会组织都派来代表进行慰问。

月 7 日，英国巡捕又打伤了在爱多亚路示威游行的工人。这一天是辛丑条约二十四周年国耻纪念日。它因“五卅”反帝斗争的影响而更加敏感，使中国人民深切地感觉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残暴侵略。这一天，虽然组织者曾因故临时变更行动日期，但仍然有“不期而会”者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上海的工人阶级，更在其中表现出了足以使敌人栗栗危惧的力量和团结。所以，灭绝人性的帝国主义者，竟又不顾一切地采取凶残的武力手段。

刘少奇即于第二天主持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报告了英帝国主义继续逞凶施暴的犯罪事实。会议决定：由上海总工会派代表与社会各人民团体组织联络，请求一致援助；由上海总工会联合各人民团体，派代表向官厅请愿，要求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争取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不达胜利目的不止；所有已复工的工友，每人每月捐出一天的工资，帮助英商工厂的罢工工友。

9 月 10 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英商工厂工人代表大会，他在讲话中指出，

9 月 7 日英国巡捕又在爱多亚路枪杀我工人，因此，尽管华商工厂和日商工厂的工人都已复工，英商工厂的工人罢工一定还要坚持下去。

“九七”事件以后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就靠着帝国主义的淫威来加紧压迫革命，军阀官厅禁止一切集会，禁止罢工，解散工会，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得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在上海受到严重的挫折。9 月 18 日，淞沪戒严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奉北京政府（奉系军阀政府）命令，强行封闭上海总工会，逮捕总工会职员刘贯之、杨剑虹，通缉总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一百二十多个分会，即日自行解散。

这时刘少奇又领导产业工会进行了反封闭斗争。上海总工会为此致电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指出，上海总工会是上海二十万爱国工人的组织，成立已经四个月，参加爱国运动，维持罢工秩序，严守法律，绝无轨外行动。现当外交垂危，正赖民气为后盾，可上海地方当局的长官们，竟无端加以摧残，让二十万工人失去维系，给地方治安留下隐忧，且予爱国运动以重大打击，使外强得以乘机施逞。因而要求主持公道，予以实力援助。刘少奇还召集秘密会议，讨论了对于上海总工会被封，刘贯之、杨剑虹被捕及工人被开除等事的抗议办法。

不停顿的连续战斗生活，严重损害了刘少奇的健康。在上海总工会没有被封闭前，刘少奇早已积劳成疾，诸病缠身。上海总工会被封后，他为此四处奔走，抱病工作。还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家中接洽各种事情。焦烦的事务，使他日夜不得休息，病势日益加重。 1925 年 11 月，迫不得已，由何宝珍护送回湘休养。

要暂时离开自己曾经日夜战斗的熟悉地方，刘少奇不由地对伟大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对孕育工人阶级巨大力量的上海，产生出恋恋之念，并对上海的反帝爱国斗争运动的前途怀着深深的担忧和希望，交织参半，思绪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