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弓待发

新婚后，在何宝珍的悉心照料下，刘少奇以更充沛精力投入对安源工人运动的指导。这时正是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的腥风血雨时期。

1923 年 2 月 7 日，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举起屠刀，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中国工人运动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惨案。从此，北洋军阀的统治更加黑暗、残酷。工会被一律查封，到处都在流血和呻吟，中国的工人运动和煤矿工人运动遭受极大挫折，暂时转入低潮。

安源的情况却同全国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此，邓中夏曾惊叹：“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原因，邓中夏分析说，“一九二二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猛烈地开展了起来，使得赵恒惕对于工人不能不稍为和缓，所以‘二七’失败后，各地工会（广东除外）都遭封禁，而湖南却一时尚能支持。”①邓中夏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泽东在“二七”事变后，专门去安源对俱乐部作出了方针性的指导，而刘少奇则坚决地实行了毛泽东的办法。由于刘少奇的领导正确和得法，广大工人紧紧团结在俱乐部的指挥之下。正如后来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工作时所写的《“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中说的：安源路矿工会（俱乐部）所以“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已。”

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发生后，对安源并不是没有影响的。首先路矿当局的态度要起变化，他们会在这个事变中得到鼓舞，企图在一个早上反扑过来。汉冶萍公司的资本家，他们的嗅觉当然更加灵敏。他们以为盼到了机会，便同北洋军阀政府勾结起来，企图借用反动武力来封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余部，除掉他们日夜为之不宁的心中块垒。

正在这种风云变幻之际，毛泽东于 1923 年 4 月来到安源，同刘少奇等进行研究和商讨，召开了俱乐部的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专门对二七惨案后的斗争作出部署。毛泽东指出，在全国形势很严峻的时刻，要努力作好“弯弓待发”之势，就是说要把工作集中在准备将来的斗争上，大家更要从全局着想，在俱乐部的指挥下，加强团结，积蓄力量，把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迎接更艰巨的斗争。

当时李立三已去武汉任区委书记，着手筹备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的工作。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职务便由刘少奇代理。刘少奇一肩挑起了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担子。他和陈潭秋、朱少连等，遵循毛泽东提出的“弯弓待发” 的策略，采取守势，不骄傲，不盲动，不冒险，巩固内部，坚守阵地，“拿拢”地方绅商，巧妙地、适当地、有限度地进行斗争，引导安源工人运动在全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能继续向前发展，度过许多危险，取得有限度的斗争胜利。路矿当局也因此不敢贸然作封闭工人俱乐部之举。他们知道这样做不一定有什么好果子吃，无疑地要遭到工人们的反抗，到时候矿山能否保住也就难说。与其冒矿山被毁的危险，还不如先让俱乐部存在着，大家相安着一点为好，虽说俱乐部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但那也是以后的事。

1923 年，一年一度的国际劳动节来临。这也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

① 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09 页。

一周年的纪念日。为了庆祝工人阶级自己的节日，也为了显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力量，显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真正存在和不可摧毁，刘少奇精心地组织并主持召开了有全体工人参加的纪念大会，并在会上作了热情讲话。他赞扬工人不畏强暴，不怕压，奋力保护俱乐部的革命精神；勉励大家团结在自己的组织周围，齐心协力，继续努力奋斗。工人们欢呼响应，会场热火朝天，又是一个“红五月”气氛。会后举行了游行。刘少奇和朱少连在他们合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对此写道：工人一路喊着“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俱乐部成立万岁”等口号，“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面对这种情景，路矿当局为自己没有轻举妄动而庆幸。

二七大罢工失败的惨痛教训，使全党懂得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单凭党领导工人阶级作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广大的同盟军，要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几千万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取得胜利。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陈独秀的报告着重说明了中共中央于1922 年8 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所决定的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报告在对全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也指出了在工会的宣传工作中“我们没有提出任何口号”的问题。大会在充分肯定工人运动中，通过《劳动运动议决案》。并指出，“中国目下劳动运动方取守势，党的活动须多于工会活动，恢复工会口号须在被封工会各工友中宣传，引起压迫下之工人作政治的斗争。”大会发表的宣言公开申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痛苦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刘少奇于 1924 年在安源加入中国国民党。

党的“三大”的主要精神，使刘少奇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他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更似鱼得水了。

1923 年 6 月，萍矿总局为在工人中制造矛盾，制造分裂，瓦解工人团结，搞了个小动作。他们不与工人俱乐部商量，由矿局机电总监私自给六名工人增加了工资。结果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竟因此引起一场广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风潮。面对工人们的强烈要求，路矿当局一时束手无策，不得不挽请工人俱乐部来出面解决。刘少奇等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谈判。他们先来了个下马威，严肃指出，这件事情完全是由矿局职员自己惹出来的，工人俱乐部在“事前并未与闻”，俱乐部不能来解决，“仍请矿局负责解决”。这就难坏了一筹莫展的萍矿总局，只差低声下气了，一再说好话，恳求俱乐部无论如何要来出面帮助解决问题。刘少奇掌握住了斗争分寸，适可而止，他清醒地知道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面，篷不能扯得太足，僵持下去激化起来，工人一旦因此采取罢工或其他危险手段，资本家就

可能狗急跳墙，勾结军阀下毒手，以此借口屠杀工人，这对安源工人和整个革命事业损失就大了，将会大伤元气。经过刘少奇十来天繁忙地在工人中间做必要的工作，和向萍矿总局作软硬兼施的周旋，终于在 1923 年 7 月 11 日，由他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的代表一起在续订的七项条件上签字。双方都作出了一定让步和妥协。

萍矿总局方面答应四条：（一）凡工薪每日在一元以上的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的，照原薪增加 5％；（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包括原来的二百元津贴在内），从本年度 7 月起付给；（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必须通知俱乐部；（四）矿局对于学徒工，每年须考查他们的成绩一次（这是为了能让学徒工及时提升工资和转正出师）。

工人俱乐部方面答应三条：（一）俱乐部对于矿局的生产应竭力维持，按照工人现有人数，使每日平均生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煤炭数目；（二）矿局所订规则，工人和代表都要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章办理；（三）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摘要挟和罢工等行动，如有发生，应由俱乐部负责。

从这些协议来看，工人方面得到的是进一步的切实利益；矿局方面得到的主要是允诺和维持生产。

工人俱乐部取得了又一次胜利。但是刘少奇没有陶醉在自己的工作成绩上面，而是更加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并且不断回过头来检查走过的路、做过的事，纠正缺点，发扬成绩。

他在 8 月 20 日为庆祝安源大罢工胜利一周年而写的《对俱乐部过去的批

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去年 9 月的安源罢工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着某些缺点错误，为了不使以前的成功遭致失败，应当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当道路前进。刘少奇列举了主任团和各主任，包括自己的不足，列举了主任团下属各股，以及代表和部员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在自我批评中说：“刘少奇：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工友的交际和谈话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的过错。”

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刘少奇谦虚精神很突出，一贯严于解剖自己。他对己严，对人宽；对亲者严，对疏者宽；对领导机关严，对下级及群众宽。刘少奇代表他自己及俱乐部领导所作的自我批评，完全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中，也着重地批评了那种“排外”的、帮派的、地域的、有界限的狭隘观念。他说：“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的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些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他特别地强调，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动运动受打击。他指出：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然很大，但是还要依靠同外面各地工友的联络，互相紧密地支持和援助，才能立住脚跟。有些事情，应该要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来办，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地做起来。这种盲目奋斗的幼稚病，在有些工友的身上犯得很深。一遇什么事情，动不动就要罢工，在现在还要减少工作时间等。以为罢工是随便可以进行的，还有的甚至拿罢工来对待俱乐部。

他还教育大家不能把眼睛光盯在增加工资上，一定要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

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常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俱乐部增加工人工资的手段，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斗争’等⋯⋯都不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妨阻团体前途远大的发展。”

刘少奇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俱乐部的工人应该很好地参加生产和遵守厂规，不能依仗俱乐部而随心所欲。他指出，我们有痛苦，所以要增加工资和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饭不做工。要做工，就不能不有一种系统和秩序，工厂也要有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于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上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当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刘少奇切诫游手好闲的不良习惯和染上嫖赌等的堕落行为。

刘少奇要求大家一定要很好维护俱乐部的声誉。他指出，俱乐部在可能的范围内，是应该全力来保护工友的权利和利益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乘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得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刘少奇还指出：“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的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刘少奇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热望，在后面说道，人做事都会犯错误，做事越多错误就越多。因此我们绝对不要害怕有错误，也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误。错一事，长一智。错误越多，经验越多，以后就可以不再错了。“‘往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的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劳苦，才有心发展将来的事业。”“我诚意希望之将来的俱乐部，当从大家的齐心努力中得来。此时我的热潮已禁不住不断的祷祝！”

就在这 8 月里，安源工人俱乐部根据情况需要进行了领导机构的改造，刘少奇当选为俱乐部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陆沉任窿外主任，朱锦堂任窿内主任，胡立生、黄静源、刘义任分别担任紫家冲、株洲、湘东分部办

事员。并在新选出的俱乐部干事会作出主任团的分工，总主任刘少奇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训练等项工作。领导班子和组织上的进一步健全，给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持续向前发展提供了保证。

1923 年 9 月 18 日，是安源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大罢工胜利一周年的日子。这天，在刘少奇等的组织和主持下，俱乐部举行集会纪念，发表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明白地提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上的要求和目的。会后，工人们再次举行大游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革命团体向安源俱乐部纷纷发来贺电和贺信，称赞安源工人俱乐部是“照耀于黑暗社会中的——明星”，“确是劳动界的一根柱石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贺说：“去年今日，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在这一年中，诸君又用全力于建设方面，以巩固工会的基础，这样，诸君向资产阶级作战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对安源工人俱乐部作“向资产阶级作战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的评价，这在全国工人运动中是绝无仅有的，评价的确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