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勇进

武汉的炎热 7 月，日益煎熬人。险恶的形势，越趋严重和看得清楚。据

6 月的统计，湖北全省已有四千七百余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工农团体的干部牺牲，作为国民革命中心堡垒武汉，这时已成即将沉没的一叶孤舟，鉴于武汉国共合作最后难免分裂，把在武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分散到各地去的工作加紧进行，心力交瘁的刘少奇被安排到庐山养病。

7 月 15 日，汪精卫等人认为全面“分共”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不顾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在他们的控制下，召开了武汉国民党中央会议。汪精卫大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要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作出“应有处置的方法”。会议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了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不久，汪精卫等就和蒋介石一样，表现出狰狞的反革命面目，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这样，从 1926 年 12 月

在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开始，到 1927

年 7 月 15 日汪精卫集团叛变为止，作为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仅仅存在了七个月的时间。

“七·一五”以后，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以党能够掌握的革命武装在南昌举行暴动，并委派临时中央常委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这次起义。刘少奇在庐山得到了聂荣臻关于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的通知。刘少奇对起义表示完全赞同。 10 月间，病情不见好转，中央决定他转移上海治疗，并

继续他在 5 月底起担任的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七·一五”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央紧急

会议，以纠正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定新形势下的方针。中央紧急会议由瞿秋白主持筹备，8 月 7 日在汉口举行。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成立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工农武装革命的新阶段。面对大革命的惨重失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吓倒，重整队伍，拿起枪杆子。

但是，就在开始这种新的战斗，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同时，也产生了拚命主义，急躁的“左”倾盲动情绪。这种新的危险倾向，从“八七”会议时已经冒头，而且不幸地在 1927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取得支配地位。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会议错误认为，“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性质”。因此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硬是要求一些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革命低潮中去执行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这使党在实际工作中遭受更大损失。中国共产党必须重新检讨自己前进的策略。

1928 年 2 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六大，召集刘少奇、徐特立、罗章龙、江泽楷等座谈，征求党的策略大计。刘少奇坦诚表示，在“八七”会议后，中央对于实行暴动如何才能成功，“很不明了”。他指出，起义的暴动计划，应依照当时群众的力量来制定，应利用一切机会来集聚他们的力量，多给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坚忍不拔。对中央提出的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

题，刘少奇不同意那种仍然一味认为革命形势是高涨的看法，主张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依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依城市的看来是低落的趋势”。同时又说，目前乡村中农民的革命虽然是向上涨，还不是农民群众的有意识的行动，因而“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①总之，刘少奇以其独到的见解，一方面委婉地指出实际上没有什么高涨的革命潮流存在，一方面据此提请中央要注意在城市和乡村中所发生的这种不平衡的特殊现象。他建议，到农村去搞暴动，并指出必须要做艰苦的争取农民群众的思想准备工作，努力使农民的暴动成为有意识的，而不是自发的。刘少奇的无比智慧给那黑沉沉的旧中国指出了继续前进的方向。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肯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的势力， “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大会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并着重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刘少奇没有能出席这次大会，但他被大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革命的形势发生了转折，革命的方式自然也应相应转变。根据党的安排，在 1927 年的洗礼中益加坚强成熟、年届“而立”（三十岁）的刘少奇，自此以后便更艰辛地领导了白区党的工作和职工运动。他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同“左”倾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使党在白区的工作路线彻底摆脱“左”倾影响，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很好地配合了党在乡村中的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一代伟人的青春岁月深深地刻划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

① 金冲及：《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1988 年第 1 期，第 2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