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北伐

革命形势在发展，革命阵线的内部矛盾也在发展。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表现为其主要领导人并不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领导革命的力量。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究竟比工人雄厚，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是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处处主张向国民党右派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系统总结工人运动经验，以制定无产阶级的、真正合乎实际的革命政策和策略，便成了当务之急。

在 1926 年 4 月里，刘少奇有很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主持筹备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

为检阅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奋斗的经验，确定今后行动方针，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刘少奇担任筹委，主持整个筹备工作。

4 月 29 日，刘少奇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预备会议，在会上提出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三项议程：（一）总结一年来工人运动的经验；（二）确定工人运动方针；（三）改选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长，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为更好促进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刘少奇亲自同一些黄色工会的领导人恳谈，争取他们都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委会还拟订了宣传大纲，派出讲演队，到各工会宣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意义。同时邀请各界领袖莅会演说，被邀者有毛泽东等。为大会的召开制造声势，刘少奇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全国职工运动的形势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主要议程，要求他们对大会多多作出重要的宣传报道。

1926 年 5 月 1 日至 12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五百零二人，代表全国六百九十九个工人团体一百二十四万多工会会员（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工会会员二十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工会会员五十四万）。其中会员人数在二十万以上的工会有二个，一千至三千的有九十四个，五千到一万的有三十七个，一万至五万的有十六个。代表职业以运输业为最多，其次为食品、纺纱、织造、建筑、煤矿、印刷、手工业等。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还有毛泽东等出席了大会。刘少奇担任大会秘书长。

在大会上，刘少奇作了《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肯定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成绩和意义；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一年来、特别是 1925 年“五卅运动”以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实践和经验，职工运动的发展和趋势；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革命运动中所发挥的伟大作用，职工运动已有长足的发展。报告强调，工会为工人群众的经济组织，所以必须公开。现在中国的工会尚不能够得到法律保障和社会承认，中国工人阶级为要发展中国的职工运动，必须积极地公开地开展争取工会条例的运动，即使不能争得颁布，也可藉此引导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一年来的职工运动，固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但其中处处都可看到工人的经济要求。中国工人阶级劳动条件的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今后的职工运动的方针，还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工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要求其经济上的利益。

报告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在“五卅运动”中政治态度的比较和分析，雄辩地排除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可能性，再次明确地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刘少奇首先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下，特别黑暗，中国工人阶级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创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而诞生，它一开始就在经济上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工人工作时间之长、生活待遇之差、劳动条件之恶劣，是世界各国所没有的。工人和农民一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经济地位极其低下。在政治上，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工人的行动被严重限制，自由被取消，稍有举动就可能被逮捕和屠杀。反动统治阶级到处制造惨案，随意逮捕和屠杀工人运动的领袖，查封工会，破坏工人运动。各地惨杀均因镇压罢工而起，惨杀结果以工人死伤为最多。一年来，职工运动均被军阀压迫和摧残，尤其在“五卅运动” 时，奉直军阀摧残工人阶级更为惨酷。反动统治阶级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工人，已经使工人阶级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中国工人阶级所处的这种政治、经济地位，表明他们是中国近代社会受压迫受剥削最深的阶级之一。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状况，以及以往的工人运动，充分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

刘少奇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对待革命的政治态度。他说，中国工人阶级的这种极其低下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便决定了他们倡导、支持革命，积极参加革命的政治态度。工人阶级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特别能吃苦耐劳，任何艰苦的斗争，都能够坚持到底；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克服，表现得特别能战斗。同时，工人阶级比较集中，且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因此特别富有组织纪律性，易于形成革命的战斗集体。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些特点，是他们对待革命积极、坚决的政治态度的体现。因此刘少奇进而断言：过去一年的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永远是群众的敌人，是国民革命的对象；中国资产阶级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它终究是妥协的、不彻底的，工人阶级应与之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但要防备它骗卖自己；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工人阶级应切实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并应促进它左倾，以补救它游移保守的根性，而不为大资产阶级所利用；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以实力援助农民的一切奋斗，并在确定自己的奋斗方式时顾及农民利益。

刘少奇的报告铮铮有理，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路线。工农之间天然联盟等的思想，不仅有力地武装了与会的工人于部，也有力地影响了同时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广东农民大会。两会多次举行联席会议，通过工农大联合等决议，并共派代表前往广州国民政府吁请出师北伐。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北伐战争，在工农中间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刘少奇的这些结论和方针，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被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大会一致通过刘少奇的报告，完全赞同他对职工运动的分析和方针，并对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年来的工作表示满意。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的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罢工的战术、工农关系、宣传教育问题、女工童工问题、劳动法大纲（附工会条例）、失业问题、合作社问题等一系

列决议案，为工人阶级制定了明确的政治与经济的战斗纲领。大会的决议和宣言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扩大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团结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与革命军队和学商各界建立联合战线，扩大民族革命势力，督促和援助广东国民政府北伐。

大会向国民政府提交了北伐请愿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从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直到鸭绿江边、松花江畔，为迎接和支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作好准备，并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后来北伐军出发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所组织的由工人参加的随军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达三千多人。

大会最后选举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林伟民等三十四人为第二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在执行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与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八人被选举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刘少奇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部长，李立三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传部长。

对于这次大会的意义，当时就有评论说：“实际上，这次劳动大会不止于是个例会，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经过自‘五卅’以来一次长期大战斗后的会议；亦是‘五卅运动’的长期潮流，即省港罢工尚在激荡不已为‘五卅运动，最后砥柱时之会议；亦是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等联合战线成立，向革命势力进攻时之会议。所以这次大会的成绩，实际是数十万参加战斗的工人阶级，根据经验，结算成绩之总合。中国自有劳动运动以来，这次劳动大会在工人阶级本身的历史里，要算最重要最有意义了。”①

6 月上旬，广州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颁布北伐动员令，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军。叶挺独立团作北伐先遣队。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发表《北伐宣言》。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国民革命军分三路进军，大举北伐。7 月 12 日，北伐军进入长沙，震湘逼鄂。

但是，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右派以北伐为名，要求工人牺牲利益，停止一切罢工行动，企图限制工人革命。7 月 25 日，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名义发表宣言，声明决不能借口北伐而牺牲工人的利益。指出：“国民革命军要得到民众对于北伐的赞助，要巩固国民革命的基础。在北伐的时期，尤其应该拥护人民一切的利益与自由，不能借口于北伐军事行动的便利，来牺牲民众的利益，禁止民众的自由，授反革命派以挑拨和煽动的机会。”

8 月 20 日，是国民党著名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反革命派谋害遇难一周年的

日子。刘少奇因此撰写了《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的悼念文章，发表在 9 月 26 日《工人之路》第 412 期上。廖仲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国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他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 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军需总监等职。 1925 年 8 月 20 日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少奇所写的悼念文章，一开头便强调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能成功，但中国

①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原载于《向导周报》第 155 期，1926 年 5 月 30 日出版；编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工农阶级，是社会各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中之主要力量。担负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一定不要忽视这个主要力量。孙中山先生革命四十周年，其所以尚未成功的缘故，就是没有得到占国民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积极参加。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在这里，刘少奇实际上已提出民主革命要实现以工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刘少奇在文章中还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才有了积极的工农政策，制定了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纲，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引导大多数工农参加革命，国民革命的势力，才一天一天发展，一天一天巩固。廖仲恺先生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依照孙中山手定的工农政策，积极帮助工农组织的发展，并领导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曾得到极大成效，统一了广东，稳固了国民革命的基础。廖仲恺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极力扶助工农运动的奋进，虽然经过很多困难，受了很多诬蔑，但仍然行之不止。他确实了解中国国民革命的进程及工农群众所占的位置。“廖先生所以伟大，廖先生之所以为国民党的模范党员，实即以此！”

刘少奇的犀利笔锋，与其说是赞扬廖仲恺，毋宁说是在忠告国民党要以廖仲恺为楷模，坚定地执行孙中山所制定的扶助农工的政策，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这对当时正在进行北伐战争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极重要的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