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时期的三次大会

为了总结教训，指出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确定紧急时期的方针和任务，中国共产党在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干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出席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于上年 11 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了陈独秀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刘少奇和毛泽东等一起，坚决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这次会议，对怎样争夺领导权，如何改造武汉国民政府、改造武汉国民党，掌握政权、党权，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建立和扩大党绝对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重要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实的办法来。其实这些问题中，在党内已有一些人是有坚定认识的。

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面临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根本不认识这一问题，他从对中国革命诸基本问题的错误认识出发，不去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却把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恭让给资产阶级。毛泽东等人坚决主张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担当，认为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刘少奇明确提出，“工人是革命的先锋队。”①并且说，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实现对工农运动的正确领导。他批评那些对工人运动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的错误论调，满腔热情地支持和高度赞扬了武汉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他在 3 月下旬武汉印务工会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工人阶级，是实际奋斗之领导者”，它已经表现出了作革命领导者的“资格与精神”。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等等，都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可作领导革命的模范”②。我们的同志一定要站住立脚点，切不可跟着反动分子瞎说，妨害已经兴起和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应站在工人运动的前头，带领工人阶级去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③。

无产阶级要不要领导农民，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又一严重问题。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既然不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谈不上要让无产阶级去争取对农民运动的领导，而对工农运动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毛泽东从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关键在于实现对农民的领导，与农民结成巩固联盟。刘少奇在 1927 年 1 月，在向湖北全省工人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欲完成革命，必须先解决农民的束缚。”①3 月 10 日，在欢迎

全省农民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又用通俗的语言向农民代表宣传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工农的痛苦是一样的②，农民受地主压迫，工人受厂主压迫，农民要求耕地农有，工人要求工厂工有，工农应该联合起来，“以达到此目的”民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的宣传和教育，工农联盟的

① 《刘少奇论工人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版，第 33 页。

② 参见 1927 年 3 月 27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③ 参见 1927 年 1 月 6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参见 1927 年 1 月 6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 参见 1927 年 3 月 14 日《汉口民国日报》。

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工人和农民相互支援、团结合作，非常紧密。土豪劣绅在农村站不住脚，逃跑到城里避风，工人纠察队就把他捉了送回去。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反动势力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农民们也决不坐视，拿出数百万担大米支援城里的工人，等等。 1927 年的春夏，应该说是湖北省工农运动发展的鼎盛时期。全省产业、行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达三百七十六个，工会会员有五十一万余人，占全省八十万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五十四个县建立了农协组织，拥有三百余万农协会员，占全省三千四百万农民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可受农协指挥的群众约有五六百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建立，更加强了工会、农会组织的权威。湖北全省五十多万工会会员和三百多万农会会员的紧密联合，使长江两岸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呈摧枯拉朽之势，不可阻挡。本来是一片很好的形势，然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掌握住这样的机会，而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仍然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负责全党的领导工作，致使中梁徒具，情况未能有根本改变，大革命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

在革命危急关头，刘少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斗争、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政变，组织工人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保护工人武装，以反抗敌人的屠杀。同时，他还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无情地揭露敌人，唤起群众起来斗争。在刘少奇的领导下，5 月 12 R 湖北省总工会发出《省总工会保护工人武装》的通知；5 月 15 日又发表《巩固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国内的大小军阀们，正在以帝国主义为他们的后台老板，大肆破坏革命，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党人，因此全体革命工友要一致武装起来。宣传大纲根据事实提出警告，要求接受教训。广东的工农为什么容易被军阀摧残，是因为从前的广东工农群众只有工会和农会的组织，而没有作武装的准备，所以一旦有事，就横遭杀戮。上海的工人为什么能被蒋介石压迫，也是因为武装准备太迟、太少的缘故。这样看起来，我们为什么还不起来要求武装呢？况且在敌人快到来打我们的时候。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局势在复杂的环境中瞬息万变，继续恶化，武汉逐渐不稳。5 月 17 日，武汉国民革命独立 14 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谋划拥蒋，率部叛变，进攻武汉，直抵纸坊。在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带领部队奋勇击退叛军的次日，5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接着举起叛旗，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农讲所、特别法庭等革命组织和机关，抢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支，释放全部被关押的土豪劣绅，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领袖，一夜之间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一百多人，逮捕四十多人。这即“马日事变”。这一事变，打响了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6 月 10 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酝酿反共。会后，唐生智回师武汉，镇压工农运动。

在夏斗寅叛变后，武汉国民政府曾答应从汉阳兵工厂中提取两千支枪来发给武汉工人纠察队。而陈独秀为了表示自

己没有什么“阴谋”和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片真诚，不同意工人纠察队接受这批枪。陈独秀对阶级敌人仍抱着幻想，不敢也不愿进行反击，一味退让。而刘少奇却不顾陈独秀的反对，他不遗余力，利用一切机会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反蒋动员。

月 19 日，刘少奇出席并主持在汉口召开的“讨夏斗寅大会”，与苏兆

征、向忠发同为会议主席。大会后，湖北省总工会发出第 198 号通告，其中说：“各级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要立即担负起武汉三镇的城防守卫任务，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

月 14 日，刘少奇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号召工人群众起来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及摧残工农和工农运动。刘少奇大声疾呼，对于蒋介石、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行为，应一致反对，应“立即削平湖南叛乱”。在刘少奇的促进下，会议作出《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了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拿办许克祥并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明令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6 月 15 日，领导工农群众举行了大罢工和示威游行，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了“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标语。

正当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在革命危急关头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在汉口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性工人代表会议——太平洋劳动大会。

由于中国工人运动自“五卅运动”后在世界职工运动中的地位日益显要，赤色职工国际希望中国工人阶级担负起统一东方各国工会的大任，决定邀请各国的工会代表到中国开东方各国职工大会。英、美、法、苏等国的工会，纷纷派出代表，来中国考察工人运动情况，交流经验，并支持中国的革命。会址原定广州，后因李济深在广州叛变，改到汉口。1927 年 2 月，美国代表白劳德、法国代表多理越、英国代表汤姆等就以国际工人代表团名义到达广州，广泛开展活动。并干 3 月底到达武汉。3 月 31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普海春举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等的大会。4 月 3 日，汉口又开了数十万人的群众欢迎大会，由刘少奇主持。大会通过了《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说：“中国革命潮流的高涨，及中国工人阶级在此革命高潮中的积极奋斗，已经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根本发生动摇了。”①

月 20 日，太平洋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舞台开幕。代表共三十三人：苏联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二人，日本代表六人，爪哇（印尼）代表二人，朝鲜、法国、英国代表各一人，中国代表有刘少奇、苏兆征、李立三、林育南等十五人。共代表一千四百五十万有组织的工人。还有一些国家和代表团因故被阻，未能出席。出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中国共产党代表瞿秋白，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公博、彭泽民，全国农民协会代表罗哲，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代表詹大悲，湖北省总工会代表向忠发，国民党省党部代表徐虔知等，以及各机关团体代表。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会议从 21 日起，开始商讨世界有关工运的重大问题，由各国代表相继作报告。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大会上作了讲演。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作了《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开了七天，通过二十多个决议案。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中国工人阶级，自从被帝国主义侵略以后，几十年来，处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之下。这种非人的生活，至现在始渐渐走向改善的道路”。在谈到中国工人的痛苦时，他还举了他在湖北应城看到的矿工情况。他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要同世界无产阶级巩固地联合起来，只有这样，

① 参见 1927 年 4 月 4 日《汉口民国日报》。

“才能打破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联合进攻的危险”。①他痛斥帝国主义者正勾结中国军阀进攻工人阶级，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不可侮的，决心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誓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把国内的反革命镇压下去。

接着，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武汉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同中共五大、太平洋劳动大会，被称为紧急时期的三次重要大会。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章》，须每年举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定 1927 年 5 月 1 日召开，后因集中力量以开好前面的两个重要会议，以及因筹备事繁，交通梗阻和各地反革命势力对工人领袖的捕杀等缘故，最后延期到省港大罢工两周年纪念日，6 月 19 日开幕， 28 日会议结束。

月 18 日，先在汉口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 25 人名单。刘少奇为主席团成员，还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同时决定组成以李立三为主任的政治委员会，负责起草政治报告、大会宣言、政治决议；以龙大道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负责起草经济斗争决议案；以邓中夏为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和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起草组织、教育、宣传决议案；以刘少奇为主任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各地产业工会决议。

第二天，大会在汉口中央人民俱乐部正式举行。刘少奇参加起草的主席团的开幕通电表明了大会的主旨：“际此反动势力汹涌之时，大会誓与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同生死、共患难，反对帝国主义者之武装干涉，反对反动派对于农工之屠杀及农工自由之限制，并绝对赞助农民获得土地之一切争斗，与工、农、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同盟，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封建、买办大资产阶级等反动势力，完成国民革命，求得中国民族及被压迫阶级之解放。”①

到会的除国内各地工会代表四百多人外，还有英、美、法、苏、日、印度、爪哇等国的工人代表和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国民革命军及各机关、各团体所派的代表，共计三千多人。大会由主席团成员轮流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任总主席，组织部长李立三作政治报告，秘书长刘少奇作会务报告，罗佐夫斯基作世界职工运动报告，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作《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无产阶级的任务》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讲了话。汪精卫也作了军事政治情况报告。向大会致词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陈其瑗、共产党代表蔡和森、国民政府代表彭泽民、共青团代表徐玮、总政治部代表郭沫若等。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政治报告》、《组

织报告》、《经济斗争》等十多个决议案。全体代表对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所作的会务报告，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刘少奇指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在一年来的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能够认清革命的环境和时机，对全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作出了适当的指导，如领导省港大罢工，领导工人参加北伐战争，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领导全国工人举行反帝爱国的一小时总罢工，领导各地工会通过斗争不断改善工人生活等。刘少奇指出，有组织的工人现在已有二百九十万，比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工人阶级的力量空

① 参见 1927 年 5 月 23 日《汉口民国日报》。

① 参见《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921 年 7 月—1927 年 7 月），第 391 页。

前强大。

大会还针对阶级敌人破坏联合战线、散布指责工农运动的流言蜚语，使城市中到处充满了“工农运动过火”的议论，在决议中指出：“国民革命是以群众的力量而摧毁封建制度的基础，因而在革命过程中，群众的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客观上是必然要出现的。如果指责群众的革命行动为‘过火’，即无异是否认革命。”鉴于武汉国民政府对其统治的区域内所发生的屠杀工农领袖的事件，不作断然处理，决议强调：“为此，除了提醒全国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对这些事件的重视，提出严正的抗议外，并要求国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惩办。”①大会还发出声讨许克祥的通电。

在这次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候补常务委员。他同其他执行委员一起，继续领导全国工人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与之相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在接二连三的事变面前显得惊慌

失措，越走越远，生怕工农运动“惹事”，生怕国民党右派因此借口造谣，制造事端。为了表白中国共产党是愿意与国民党合作到底的，在 6 月 28 日紧急召开的中央常务会议上，决定解散由刘少奇和李立三等艰苦组织起来的湖北省总工会所属的五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枪支全部交出，甚至连童子军的棍棒、梭标也命令交出。这是中央的决定，刘少奇等人只好组织服从，湖北省总工会宣布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为了应付已经变化着的形势，对付日趋反动的汪精卫集团，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等领导湖北省总工会继续坚持深入的工作，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巩固各级工会组织，发动群众有计划地将当时政治面貌已经暴露的党员干部和工人领袖实行隐蔽、转移，把有些干部派到叶挺、贺龙的部队和中央军校，又调一些政治面貌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周密安排湖北省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地点，使省总工会机关及时地转入地下活动。

① 参见《中国历次劳动大会文献》，第 204—20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