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经济的解体和民族工业的产生，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早期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原是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曾随李鸿章办洋务。他们的主要主张是：

在经济上，“振兴商务”，发展民间工商业，中国自己开矿、设厂、修铁路、办银行和邮电事业，强烈抨击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海关和掠夺中国财富的罪行。

在政治上，兴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

在思想上，宣扬“穷则变、变则通”的主张，为革新寻找理论根据。其中一些思想更激进者对“孔孟之道”提出怀疑，甚至加以抨击。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作用，并在思想界施展其影响。80 年代后期，一些知识分子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变法”主张，并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股反封建的思想潮流。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从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出发，猛烈抨击“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他们也不满意只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技艺而不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派，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主张全面学习西

方，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并发动了以康有为为主要领导人的戊戍变法运动。

康有为（1858—1927 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但是民族危亡和国弱民穷的现实以及清政府的腐败，使他对封建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到失望，萌生了改革的思想。1879 年以后，他有机会到上海、香港等地游览和考察，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事物，并开始阅读介绍西方的书刊，他意识到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赞赏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抵抗侵略，使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强国。中法战争之后，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他强烈要求变革图强。1888 年，他写了五千言的上皇帝书，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这一奏书没有到达皇帝之手。1891 年，他回到广州，设立学堂，宣传他的主张。康有为撰写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系统阐述了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康有为宣传变法的重要著作还有《大同书》。

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是这一时期思想界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并在戊戍变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严复（1854—1921 年），福建侯官人。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直报》发表一系列主张变法维新的论文。1897 年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协办通艺学堂，1898 年向清帝上万言书，陈述变法纲领。1896 至 1906 年间，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等著作，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和逻辑学，并加按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严复堪称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

谭嗣同（1865—1898 年），湖南浏阳人，父亲为湖北巡抚。他自 1885

年起，漫游 10 年，足迹遍西北、西南、东南十几省，对中国社会和民情有深入的了解。甲午战争后，他在浏阳创立算学会，集合维新志士，讲求变法救亡之道。以后创办并捐助《时务报》，试办过农学会。他所写的《仁学》，猛烈地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系统阐述了他的哲学观点和社会政治思想。他对广大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表示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他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主张。他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认为“上权太重，民权尽失”，具有冲决封建罗网的斗争精神。他对戊戍变法的舆论准备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898 年 9 月，戊戍变法运动失败，他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同时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梁启超（1873—1929 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从师康有为。他主编过《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积极鼓吹和推进维新运动，提倡“民权”学说。他所介绍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