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无形

昆明筇竹寺有一幅绝妙的楹联：

一口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在肚里放出光明两手把大地山河捏瘪搓圆洒向空中全无色象

我们抛开佛家禅思不议，若作为艺术创作与艺术审美的观照，这幅楹联

却揭示了艺术的无上妙谛。它是最高尚最美的艺术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 “放出光明”、“全无色象”！同时也规定了实现这境界的必然途径：在精神遗产的继承、消化、改造和扬弃方面，要做到“将先天祖气咀来嚼去吞在肚里”化作自身的心源，培养出灿然的性灵，才能闪耀富有个性灵旨的光明； 在对待物质世界方面，不是再现，不是模仿，不是写实，不是反映，不是以镜取影，而是要按照最高的审美需求“把大地山河捏瘪搓圆洒向天空中”， 重铸一个蓝天，再造一个“全无色象”的艺术世界。这个大象无形的艺术世界，就是音乐的境界，就是美术的境界。正像把有形有色的红高粱酿成无色无形却醇香沁心的美酒。

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道之象浑沌隐约似有若无，那就是“大象”即最本源的“象”，这“象”人们“视之不见”，故称为“无物之象”。但世间一切物象皆它派生而出。大象无形也就揭示了最美好最接近本源的形象是难以用视觉感知的。老子的“形”与“象”， “有”与“无”，“虚”与“静”，“空”与“寂”，“敦”与“朴”，“美” 与“丑”，“巧”与“拙”等尚柔，主静，贵无，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通过庄子的改造、深化和发扬光大，成为传统美学的初始来源之一，它化孕了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哺育了音乐艺术和造型艺术。诸如关于无限美——大美的追求；法天贵真，对不事人工雕琢之天然美的崇尚；对丑怪之美的肯定以及美的相对性的辩证；还有审美的超功利性；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自见”、“自闻”的审美特征；身与物化的审美境界；以及“言与美”、“道与技” 等等对艺术的论述，都对中国的视听艺术赋予了浓郁而崇高的民族化特色。

以王弼、何宴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发展了道家学说，远远超越了讲实用、颂功德繁琐迷信的汉儒，促进了一种真正思辨的纯哲学的诞生。认为“无”

（无名、无形、虚无）是“有”（有名、有形、实有）的根本，是天地万物的精神本源。并提出“上及造化，下被万物，莫不贵无”的观点。同时又提出了“言不尽意”、“得意忘象”两个命题。他们继承了庄子的观点，从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了意、象、言三者的关系，指出通过“言”可以了解“象”， 通过“象”可以了解“意”，“象”从“意”派生出来。因此，所存在的“象” 不能穷尽“意”；“言”从“象”派生出来，“言”也不能穷尽“象”。就是说，事物的媒介不能表达尽所蕴含的真意。由“言”不尽“象”，“象” 不尽“意”，“言”不尽“意”，推及到艺术表现中，尤其是音乐与美术， 则若以有形的可视的图象去表现无形无限的意境之美，尤其显得力不从心， 难以尽“意”。那么不尽之“意”就要从画外、从“象”外去寻觅。这就是中国艺术从不穷形极相地去写实，而以写意为最高境界的理论根源。王弼又进一步说：“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庄子的“得意忘言”的思想，只是认为当认识了对象的内容后，便可把对象的媒介弃置不顾。王弼则进一步指出，只有抛弃了对象的媒介才算真正认识了对象的内容。这不是如某一美学家所说的“从分裂‘象’、‘意’

开始，最终转向不可知论”，而是开启了艺术审美的最高法门。王弼的理论对绘画领域高扬“神似”，轻视“形似”，诗歌创作崇尚“为着一字，尽得风流”、“不涉理路，不落言筌”，音乐领域以“大音希声”作为至高至美的标准，作为一种理想，弥补了现实有声之乐这样那样的不足，它促使人们不断去探求音乐艺术之“道”，去探讨音乐现象之外及音乐本身的普遍规律， 不断进行艺术创新，力求接近理想的境界，以及对文艺批评倡导顿悟式的经验性评论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此反观艺术，不能认定一切艺术的本质特征都是形象的。不能无视音乐和美术审美的自在规律，更不能把形象化审美方式与创作意识绝对化、教条化。我们研究的对象是无限自由的人类艺术思维，然而我们用于思索这一对象的思维方式本身，绝不可染上半点艺术思维的随意性和主观化倾向。为此，我们很难苟同前苏联克列姆辽夫等人视“音乐形象，就是音乐思维的艺术思想性的最高阶段、最高表现形式”的观点，他们把形象化音乐审美观标榜为音乐思维的唯一方式和最高准则，并由此加以推衍，把它作为评价音乐作品优劣成败的标志。这种不科学的极端化理论，无视人类音乐审美意识的无限丰富性与多样性，更无视它的自在规律，在中国艺术精神的照临下显得原始而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