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让这些见解去碰碰运气

当时欧美人对雷电的认识还很愚昧。前面提到一千多年以前，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就指出雷电现象并不是“天怒”，也没有什么“雷公”， 而是一种自然现象。他还猜测到这是“阴阳分争”的结果。当然，王充当时指的是阴阳之气的“分争”，和我们今天所说的阴阳电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在一千多年以前能够认识到这一步，是很了不起的。不过由于科学水平和文化交流的限制，王充的见解没有引起广泛注意。在富兰克林时代，西方普遍相信“雷电是上帝发怒”的说法。一些不信上帝的有识之士，试图解释雷电的起因，但是都没有成功。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是荷兰学者布尔哈维的观点， 认为雷电是“气体爆炸”。

丽德被莱顿瓶击伤这件事，使富兰克林开了窍。那震耳的轰鸣，惊心动魄的闪电，不正和空中的雷电很相象吗？经过反复思考，富兰克林毅然断定： 雷电也是一种放电现象，它和实验室里人工产生的电一样，都能够产生光和声音，点燃物体，熔化金属，破坏磁性，杀伤生物。这个见解无疑是人类对电的认识的一大进步，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这以前，为了感谢科林逊赠送莱顿瓶的友情，富兰克林曾经把自己的电学实验心得整理成文，寄到伦敦。这位植物学家深为朋友的研究成果感到喜悦，他把论文送到皇家学会。可惜论文没有引起那些身居高位的权威们的注意，因为富兰克林当时在电学界毫无名气。皇家学会会刊也拒绝刊载。

科林逊在回信里遗憾地谈起这个情况，丽德忍不住把那些权威老爷骂了一顿。富兰克林却并不介意，他相信珍珠就是在尘土里也终究会发光的。几天以后，他给伦敦寄出了第二篇论文，大胆地宣布了自己的科学假设。文章的题目就叫《论天空闪电和我们的电气相同》。

富兰克林不愧是散文大师，这篇学术论文写得既严谨洗炼，又很有文采。科林逊读后赞叹不止，立刻送交皇家学会讨论。遗憾的是，旧的习惯势力相当顽固，论文在皇家学会传阅以后，得到的仍是一阵嘲笑。有人甚至奚落说： “这位先生竟想把上帝和雷电分家，真是痴人说梦！”

正是“高山流水，知音难得”。唯独科林逊和另一位朋友懂得论文的价值，为了不使富兰克林的论文被埋没，他们多方奔走，终于说服了伦敦一家出版商，把它刊印出来。这位有眼力的出版商后来赚了一大笔钱。

富兰克林得知这个情况，大受感动。他陆续又写了许多关于电学的论文寄给朋友。1751 年，他的论著合集《电学的实验和研究》在伦敦出版，这是近代科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电学理论著作。书刚问世，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但是没过多久，就在英国畅销起来。书中有趣的实验和独到的解释吸引了许多读者，人们读后耳目一新。

好书是没有国界的，《电学的实验和研究》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到法国。法兰西一位著名哲学家首先对这本书发生兴趣。在他的倡导下，书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一个哲学家首先发现书的价值，这个事实是意味深长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是千真万确的。也正是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提倡科学工作者要懂得辩证法，提倡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本电学的最新著作，法国的哲学家看出了它的价值，可是法国的电学家却跳出来反对。在判断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或者学

说的时候，一个平庸的科学家常常不及一个有头脑的哲学家来得正确。巴黎皇家学院的罗勒院长，是一位热衷电学的自然哲学教授。他脱离实践，因循守旧，著有《电学理论》一卷，风行一时。这个人不但比富兰克林资格老、学术地位高，而且还有一群盲从的信徒。他看到法文版《电学的实验和研究》的论述和自己的理论针锋相对，大为恼怒。罗勒不相信书是北美人所著，断定是巴黎的宿敌虚构的，用来拆他的台。这位院长大概肝火很旺，涵养也欠佳。当他打听到波士顿确有富兰克林这个人的时候，怒不可遏。他连篇累牍地写了大量文章和信札，为自己的谬论辩护，并且对富兰克林进行人身攻击。

一天，富兰克林从外面回来，丽德满脸忧虑地递给他一本刚从巴黎寄来的新书。丽德不懂法文，但是她看了封面上印的富兰克林的漫画，感到不安。富兰克林诧异地打开书一看，原来是罗勒院长的文章和公开信的合集，全部是针对他的电学理论和他本人的。对于这种诋毁，富兰克林觉得有必要进行回击。这将是一场远隔重洋的笔战。

当天夜晚，富兰克林在灯下笔卷狂澜，撰写回击文章。凭他的文才和学识，要战胜论敌，扫尽罗勒院长的威风，是不难的。但是当他写到一半的时候，却改变了主意。富兰克林一向不愿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于人，他在书中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让这些见解在世界上去碰碰运气。如果它正确， 真理和事实将会支持它；如果它是谬误，就理所当然地被撇在一边。”

富兰克林放下手中的笔走到窗前，凝望着繁星闪烁的夜空，沉思起来。他觉得，自己的结论都是从实验中得出的，可以用事实进行检验。书中的推论也没有强迫别人接受，没有申辩的必要。是非曲直，广大读者自有公论。而更重要的是，前面还有很多事要做，与其打一场无休止的笔墨官司，不如全力去搞新的实验。就这样，他决定对巴黎来的攻击置之不理。他后来始终没有回敬过罗勒院长一个字。

关于这件轶事，后来爱因斯坦（1879-1955）同一位科学史家曾经很感兴趣地谈起过。那位科学史家很佩服富兰克林的人格，称赞他没有陷入盲目的争论。爱因斯坦对这件事却只同意一半，他认为，“要避免个人的勾心斗角是对的，但是一个人为自己的思想辩护，那也是重要的。”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话都是对的。富兰克林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科学信念，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捍卫它，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