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苏格拉底

当苏格拉底这个伟大形象出现于雅典的时候，意识在希腊已经发展到上述的程度。在苏格拉底身上，思维的主观性已经更确切地、更透彻地被意识到了。但是苏格拉底并不是像一颗菌子一样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他同他的时代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不仅是哲学史中极其重要的人物

——古代哲学中最饶有趣味的人物——，而且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人物。他是精神本身的一个主要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他身上以思想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我们必须简短地回忆一下这个过程。古代的伊奥尼亚学派是思维了，但不曾对思维加以反思，不曾把自己的产物确定为思维。原子论者把客观的存在当成思想，——亦即抽象物，纯粹的实体——；而阿那克萨戈拉则考察了思想本身。思想被表现为全能的概念，为支配一切特定事物与实存者的否定力量；它的运动就是消解一切的意识。普罗泰戈拉宣称作为意识的思想是本质；而意识正在它的这种运动中，即是概念的不安息。但是这个不安息就其自身说，同时也是安息的、固定的东西。而运动本身的固定之点就是“我”，“我”是个否定者，因为它超出各个运动的环节之外；“我”是自我保存者，但也仅仅是扬弃者。

——正因此，“我”是个别的（消极的统一），而不是自身反映的普遍者。这里存在着辩证法与诡辩术的意义上的含混；客观的东西消逝了。固定的主观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主观的东西是与客观相对立的，是个别的东西，则它就是偶然的，任意的，无规律的。或者，它自身是不是客现的和普遍的呢？苏格拉底宣称本质是普遍的“我”，是善，是安息在自身之中的意识；这个善自身不受现实限制，不受意识对现实的关系——个人的感性意识（感情与欲望）——的限制，最后不受那在理论上对自然进行思辨的思想的限制，这种思想虽然是思想，却仍然具有存在的形式，“我”在这种思想中是不能确定其为“我”的。

一、苏格拉底采纳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学说，即思维和理智是统治的、真实的和自身规定的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个原则，在智者们那里较多地采取形式文化的形式，抽象的哲学论证的形式。对于苏格拉底，像对于普罗泰戈拉一样，思想是本质；自觉的思想扬弃一切特定的事物，这在苏格拉底那里也是相同的，但同时他还把思维理解为静止和固定的东西。思想的这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在自为的本体，这个绝对自我保存者，已被规定为目的，并且被进一步规定为真理，规定为善了。

二、在给普遍的本质作了这个规定之后，还得加上一个规定，就是：这个善既然被视为实质的目的，就必须为我所认识。无限的主观性，自我意识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学说中生长出来了。我必须出现于我所思维的一切事物中。这个自由在我们现代是无限地、经常地为人所要求的。实质的东西是永恒的、自在自为的，但也同样必须通过我产生出来，不过我的作用只是形式的活动。一般说来，事情不过是这样：他把客观事物的真理归结到意识，归结到主体的思维——这是一个无限重要的环节；正如普罗泰戈拉所说，客观事物只是当同我们发生关系时才存在。说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与智者们的斗争，可以说只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进行哲学思考时能够留意到当时的一般哲学文化，——这就是智者们的文化。他们反对智者们，并不是像正统派反对他们那样，不是像正统

派为了维护希腊的伦理、宗教、古老习俗而给阿那克萨戈拉与普罗泰戈拉判罪那样。恰恰相反。主张反思，主张由意识作决定，乃是他与智者们相同的地方。但是真实的思维应是这样的，即它的内容完全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意识的自由，就在于意识在它所在的地方，在它自身，

——这就是自由。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这种复归，在另一方面就是摆脱它的特殊主观性；这正意味着意识的偶然性、偶然事件、任意、特殊性被克服了，——亦即在内部去获得这种解脱，获得自在自为者。客观性在这里具有自在自为的普遍性的意义，而非外在的客观性；因此，真理是被设想为间接的，为产物，为通过思维而建立起来的。正如索福克勒借安提贡之口所说的，朴素的习俗，朴素的宗教就是“诸神的永恒的法律，无人知其来自何处。”①这就是指朴素的伦理而言，它们是法律，是真实的，是公正的；但是现在意识渗透进来了，所以真实的东西应该通过思维为中介。我们现代饶有关于直接知识、信仰等等的说法，如我们在自己心中直接知道上帝存在，我们有宗教的、神圣的情感。可是认为这些不是思维，这种说法却是错误的。这样一种内容，像神、善、公正等等，是情感和表象的内容，然而这些之所以是一神精神内容，乃是通过思维而成立的——乃是仅仅通过一种中介而被推动、被唤起的。动物没有宗教，但是有感觉；精神的东西只属于思维，只属于人。

苏格拉底的出发点是认识到：存在者是以思维为中介的。第二个规定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意识与智者们所说的意识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建立和产生思维的同时，也产生和建立了一种并非建立的、自在自为的东西，即客观的东西，它超越利益和欲望的特殊性，是统治一切特殊事物的力量。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一方面，意识是主观的，是为思维的活动所建立的——这是自由的环节，主体优游于自身范围之内，这是精神的本性——；而另一方面，意识又是自在自为的客观的东西，并非外在的客观性，而是精神的普遍性。这就是真实的东西，用近代的术语说，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康德的理想是现象，本身并不是客观的。

三、苏格拉底最初只是从实践的特殊意义了解善，即是：凡是对我的行为有实质意义的东西，我就必须对它关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从更高的意义来了解善：善是普遍的，不仅是为我的；——而苏格拉底所谓善仅是理念的一种形式、方式，表现意志的理念。因此在古代哲学史中，苏格拉底的特出贡献，就是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概念，亦即他把伦理学加进了哲学，而过去哲学是只考察自然的。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说法，①伊奥尼亚派建立了自然哲学（物理学），苏格拉底建立了伦理学，柏拉图又加上了辩证法。

细说起来，苏格拉底的学说是道地的道德学说。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包括伦理与道德，有时单指伦理。道德的主要环节是我的识见，我的意图；在这里，主观的方面，我对于善的意见，是压倒一切的。道德学的

① 索福克勒：“安提贡”，第四五四——四五七页。

① 第三卷，第五六节。

意义，就是主体由自己自由地建立起善、伦理、公正等规定，而当主体由自己建立这些规定时，也就把“由自己建立”这一规定扬弃了，这样一来，善、伦理等规定便是永恒的、自在自为的存在了。伦理之为伦理，更在于这个自在自为的善为人所认识，为人所实行。苏格拉底以前的雅典人，是伦理的人，而不是道德的人；他们曾经作了对他们的情况说是合理的事，却未曾反思到、不认识他们是优秀的人。道德将反思与伦理结合，它要去认识这是善的，那是不善的。伦理是朴素的，与反思相结合的伦理才是道德；这个差别通过康德哲学才明确起来，康德哲学是道德哲学。

由于苏格拉底以这种方式创始了道德哲学（他是以通俗的方式来处理它的），后代的道德空谈和通俗哲学都奉他为祖师和圣者，把他当成掩护一切假哲学的外衣；他的无辜的死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尤其助长了上述的情形。西塞罗这个人，一方面具有现实的思想，另一方面他总以为哲学应该屈从世俗的方便，因而不曾为哲学赢得真内容，他夸大地认为苏格拉底最崇高的特色就是（以后人们常常如此谈论）“他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带到了家庭中和市场上（带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①话就是这样说的。人们每每就是如此了解（看来是如此），好像最好的

最真的哲学就是茶余酒后的哲学（成为家庭常备的药品，因而非常适合人们的日常观念），这种哲学可以供我们与亲朋好友谈论正义等等，以及天南地北的见闻，和日常生活里的真理，而不深入天际的深处——或意识的深处；可是那些人却以为这是苏格拉底第一次大胆作出的。但是也不能否认苏格拉底是达到了实践哲学；他事先彻底思索过当时一切哲学的思辨，以求深入意识和思想的核心。这就是他的原理的一般。

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应当仔细地加以说明，首先是他的生平。不过他的生平是同他对于哲学的兴趣分不开的。他的生平一方面涉及他的特殊人格，另一方面涉及他的哲学；他对哲学的追求与他的生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的遭遇是同他的原则相一致的，而且是高度悲剧性的。说它是悲剧性的，并不是就悲剧这个词的表面意义而言，譬如人们便把任何一种灾祸——如某人死了，某人被处决了——都叫做悲剧；这是可悲的，却不是悲剧性的。只有当一个可敬的人遭遇灾祸或死亡的时候，只有当一个人遭受无辜的灾难或冤屈的时候，我们才特别称之为悲剧；苏格拉底就是这样，他无辜被判处死刑，这是悲剧性的。但是这种无辜的灾难决不是合理的灾祸。合理的灾祸只是由于当事人的意志和自由带来的灾祸，——同时他的行为、他的意志也必须无限地正当，合乎伦理，

——这样一来，当事人对于自己的灾祸便是有责任的；另一方面，权力也必须是合乎伦理的，合理合法的，而不是自然权力，不是一种暴虐的意志的权力，——任何人都要死，自然的死亡是一种绝对的法律，但这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法律。在真正悲剧性的事件中，必须有两个合法的、伦理的力量互相冲突；苏格拉底的遭遇就是这样的。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个人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希腊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而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互相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

① 西塞罗：“杜斯古里问题”，第五卷，第四章。

——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用抽象的方式可以把它称为客观的自由，伦理、宗教是人固有的本质，而另一方面这个本质又是自在自为的、真实的东西，而人是与其本质一致的。与此相反，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主观的自由）；这是那令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是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我们将看见这两个原则在苏格拉底的生活和哲学中互相冲突。

我们首先应当研究他的生平的开端；他的遭遇与他的哲学必须看作一回事情。

苏格拉底生于第七十七届奥林比亚赛会的第四年（公元前四六九年）①，是雕刻师索夫罗尼斯库的儿子，他的母亲费娜雷特是一个产婆。他的父亲叫他从事雕刻之业，据说他在雕刻上的造诣是颇高的；据后来的传说，陈放于雅典卫城的着衣美神雕像，就是他的作品。（父亲死后他得到一笔小小的财产）②但是他不满足于雕刻，一种对于哲学的强烈要求和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支配了他。他从事雕刻，仅仅为了获得糊口之资，使他能够从事科学的研究；据一个雅典人克里多说，他资助了苏格拉底的费用，使他能从当时各种学问的大师们学习。在他从事雕刻之余，特别是在他整个儿抛弃了这门行业之后，他阅读了他所能到手的古代哲学家们的作品；同时他特别去听阿那克萨戈拉讲学，在阿那克萨戈拉被驱逐出雅典以后，那时他三十七多，就去听那被认为阿那克萨戈拉的继承者的阿尔刻劳讲学。除此之外，他还听过一些研究其他学问的著名智者讲学，其中就有普罗第科，一个著名的雄辩术教师——根据克塞诺封的记载，苏格拉底提到这个人时常常流露出怀念之情③，——他还听过一些音系、诗歌等方面的教师的演讲；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有全面教养的人，受过当时所需要的一切教育④。

在他的一生中，他还尽了一个雅典公民所有的保卫祖国的职责；他参加了他的时代所遭逢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三次战役。伯罗奔尼撒战争对于希腊生活的解体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准备了这个解体；当时政治上所发生的事，也由苏格拉底在思维的意识中表现了出来。在这几次战役中，他不仅获得了勇敢战士的荣誉，而且最漂亮不过的是他还获得了拯救其他公民生命的功绩。第一次，是在色雷斯的波提代亚长期被围。这时阿尔其比亚德已经爱慕上了他；据柏拉图的“会饮”篇①（此文中阿尔其比亚德盛赞苏格拉底）所载，阿尔其比亚德说苏格拉底能够忍受一切艰苦，——饥与渴，冷与热，他都忍受了，而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心情和健康的身体。在这个战役的一次战斗中，他看见阿尔其比亚德在一群敌人中间受了伤，他于是杀开一条血路，带着他冲出来，终于救出了他和他的武器。将军们为此颁发了一个花冠（coronacivica）给他，作为对最勇敢的人的奖励；苏格拉底没有接受，并坚持这应该给阿尔其比亚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二卷，第四十四节；参看梅纳鸠的注。

② 邓尼曼，第二卷，第二十五页。

③ “回忆录”，第二卷，第一章，第二十一和三十四节。

④ “第欧根尼·拉尔修”，第二卷，第十八——二十节。

① 柏拉图：“会饮”篇，第二一九——二二二页（柏克尔本四六一——四六六页）。

德。据说在这个战役中有一次他陷入沉思之中，在一个地点不动地站了一天一夜，早晨的太阳光才把他从出神中惊醒过来；——据说这是他经常陷入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出神状态，同梦游症和催眠状态颇为近似，在这种状态中，他失去了一切感性的意识，——一种内心抽象作用与具体肉体存在的自然分裂，这种分裂使个人同内部的自我隔绝起来；从这些外部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精神活动的深度如何。在他身上，一般地我们见到了意识的内心生活，而在这里，这种内心生活是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存在的；在他这里，还是第一次出现一种物理的形式，这在以后是很习见的。在波奥底亚他参加了另一次战役，雅典人占领着一个离海不远的小城堡德利欧，在这里他们吃了一次不太大的败仗。苏格拉底在这里救了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克塞诺封；他看见克塞诺封受了伤倒在地上，马也丢了，正在想要逃走。苏格拉底把他背起来，非常从容不迫地抵御着追击的敌人，把他救出。最后他在斯特吕摩尼亚海湾附近埃多尼的安费波利参加了他的最末一次战役。

此外他还担任了许多次文职。稍后，一向的雅典民主制度为斯巴达人所废止，斯巴达人到处建立贵族的甚至暴君的统治，从而攫取了一部分最高统治权，这时苏格拉底被选为谘议员，谘议会是一个代表人民的机构。他在这里也卓著声望，因为他不顾三十僭主的意志或人民的意志，总是坚持真理，毫不动摇。另外一次他参加了对十个将军的审判；法庭判决了十个将军死刑，因为他们身为海军将帅，在阿金努色之战虽然取得胜利，却由于暴风雨的阻碍没有把阵亡者打捞起来在海岸上安葬，也忘记了树立纪功碑——总而言之，因为他们（当毫无战败之象时）不固守阵地，因而表现得好像是战败了。唯独苏格拉底不同意这个判决，①在这里他公开表示反对民主的人民，较之反对君主更为顽强。在今天，如果有人发表言论反对人民，他就会遭殃的。“人民有着光辉的智慧，了解一切，而且只怀抱着善良的意图。”至于君主、政府、大臣，不言而喻，“他们是一无所知，只想作坏事，也尽作坏事。”

这些政治性的活动对于他是比较偶然的，他作这些事不过是尽一个公民的一般责任罢了，他没有主动地把这些国家事务看作他自己的主要事业，也不想去营求高官显爵，他一生的真正事业是与他所遇着的每一个人讨论伦理哲学。他的哲学把本质当作在意识里面的共相，因而应该认为这是属于他个人生活中的东西；他的哲学并不是真正的思辨哲学，而仍然是一种个人的行为。而且它的内容也是关于个人行为的真理。他的哲学的实质和目的，就是把个人的个别行为化为一种有普遍意义的行为。因此必须提到他本人的个人情况；人们常常以一长串的赞美私人生活的美德来描述他的品格。苏格拉底的这些美德确乎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德，他是用意志的力量使这些美德成为一种习惯的。应当连带指出，当说到古代人的品性时，比说到现代人时更可以把这些美德称为美德。在古代人，这些品性一般地是具有美德的性质的（美德，个性，是与宗教性相对立的）；人的美德，——在古代人那里，个性作为个性，是屈从于一般伦理的，——而对于我们，这些美德却不是个人的特点或这个个

① 克塞诺封：“回忆录”，第一卷，第一节；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第三十二页（柏克尔本一二

○——一二一页）。

人的固有的产物。我们不习惯从这方面去看待它们，不习惯把它们看作产物，而习惯把它们看作存在，看作责任；因为我们对于普遍有更强烈的意识，把纯粹个人的东西、个人的内部意识看作本质，看作责任，看作普遍的东西。因此，对于我们，美德实际上或者是禀赋或天赋的一些方面，或者具有一般的必然的形式；相反地，对于古代人，个性就是普遍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一种个人意志的行为，表现为特点，而不是普遍的美德。苏格拉底的美德也同样不具有伦理或天性的或必然性的形式，而具有一种独立规定的形式。众所周知，他的外貌很自然地使人觉得他赋有乖厉卑鄙的感情，但如他所说，他克服了这个缺点。

他出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在他的同胞中间），是作为那些伟大的可塑的天性（个人）之一，具有彻头彻尾的完整性，正如我们在那个时代所常见的一样，——是一件完美的古典艺术品，而且这件艺术品是自己把自己提到如此高度的。这些可塑的天性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己独立地把自己陶铸成这个样子的；他们变成了他们所要求的那样，而且他们忠实于他们的要求。在一件真正的艺术品中，最主要的是：有一个观念、一种品格被创造出来，表达出来，这件艺术品的每一特点都为这个观念所决定；因此，这件艺术品一方面是活生生的，另一方面是美的，

——最高的美，个性各个方面的最完美的充分发展，是根据那个单一的内部原则的。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就是这种艺术品。作为政治家的最高的可塑的个人，就是柏里克勒，而群星似的拱卫在他周围的便是索福克勒、图居第德、苏格拉底等人。他们发扬了他们的个性，——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个性，一种统治他们整个存在的品格，一种贯穿着他们整个存在的原则。柏里克勒独力把自己培养成了政治家；据说自从他献身政治以来，便从不大笑，从不赴宴会，①他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而活着。苏格拉底用他的艺术和自觉的意志力量，也给自己培养成了一定的品格和终身事业，获得了技巧与才能。由于他的原则，他达到了这种伟大，产生了这样长期的影响，直至今天，在宗教、科学和法律中，他的影响仍然是非常深彻的，有内在信念的天才是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对于人类应当说具有头等的意义。邓尼曼曾惋惜地说：“我们深知他是什么样的人，但不知他是如何变成这样的。”②

苏格拉底是各类美德的典型：智慧、谦逊、俭约、有节制、公正、勇敢、坚韧、坚持正义来对抗僭主与平民，不贪财，不追逐权力。苏格拉底是具有这些美德的一个人，——一个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他对于金钱的冷淡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决定，因为根据当时的习惯，他教授学生是可以像其他教师一样收费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因为收学费不像在我们现代这样，已经成为习惯，一个人如果不收学费就会违背习惯，还可能被人看作是沽名钓誉，易于受到谴责而难于得到赞赏；教育在那时还不是国家的事务，在罗马皇帝统治之下才有发薪俸的学校。他在生活上的有节制也是一种意识的力量，但它不是一种矫揉造作的原则，而是与环境相适应的；在社交中他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柏拉图所描写的他的饮酒不乱，是大家所熟知的；在“会饮”篇中，

① 普鲁泰克：“柏里克勒传”，第五章和第七章。

② 邓尼曼，第二卷，第二十六页。

我们可以看得出苏格拉底所谓美德是什么，——这是一个最能表现他的特点的场面。根据柏拉图的记载，阿尔其比亚德昏昏沉沉地来参加阿嘉通为庆祝其悲剧在前一天的竞赛会上取得胜利而举行的宴会，在这个宴会上大家都喝醉了。这时正是庆祝宴会的第二天，所以宾客们（苏格拉底是其中之一）决定少喝酒，虽然这是违背希腊宴会习惯的。阿尔其比亚德发现大家都是清醒的，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昏醉，便自当司酒人，向大家劝酒，要把大家灌得同他自己一样昏醉；但是他说他对苏格拉底毫无办法，因为不管喝了多少酒，他仍然若无其事。接着柏拉图借那个述说这次宴会谈话的人之口说，他同别人最后靠在靠椅上睡着了，而当他在天明醒来时，苏格拉底一杯在手，还在同阿嘉通和阿里斯多芬谈论喜剧和悲剧，谈论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是喜剧作家又是悲剧作家，然后他照平常时间去公共场所，去运动场，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并且照平常一样整天到处找人谈话①。这种有节制不在于把享乐减到最少，不在于有目的地保持头脑清醒和压抑欲望，而是一种意识的力量，这种意识能在过度的肉体享受中保持清醒。我们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丝毫不能以道德美德的教条来设想苏格拉底。

我们知道，他对人的态度不仅是正直的、真实的、坦率的、温和的、可敬的，而且是最完美的阿提卡文雅风度的典型，根倨克塞诺封的记载，尤其是根据柏拉图的记载，他是活动在最广阔的社会关系之中，与人们坦白而极有分寸地谈论着，他的谈话由于具有一种内在的普遍性，对谈话者与谈话的境地说来永远是正确的、生动活泼的、无拘无束的，—— 这是一个具有最高教养的人的社会生活，他绝不以个人的癖好来强求别人，绝不作使人难堪的、触犯他人的事情。

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产生这种同外部生活联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本身毋宁说就包含了同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

说到他的专门职业，他的哲学讲授，或者更恰当点说，他的社交活动（因为严格说那不是讲授），他同每一个人，同各个阶级、各种年龄、各种行业的人们的社交活功，——他的哲学的社交生活，在外表上是与一般雅典人相同的：他们最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而在市场上闲逛，或者到公共运动场里去游荡，有时在这里作作体操，此外主要地是聊天。这种社交方式只有在雅典的生活方式之下才有可能。大部分工作，在现在是由自由公民——无论是共和国或君主国的自由公民——作的，在那时则是由奴隶作的，工作被认为对于自由人是不光荣的。诚然一个自由公民也可以作手工业者，但是却有许多奴隶为他工作，如现在一个掌柜有许多伙计一样。在今天，这样一种优游生活与我们的习惯是完全不相容的。苏格拉底也这样游荡着，生活在对于道德问题的无休止的讨论中①

（鞋匠西门与他有很多来往；他写有苏格拉底言论集）。他所作的正是

① 柏拉图：“会饮”篇，第二一二；一七六；二一三——二一四；二二三页（柏克尔本第四四七；三七六

——三七八；四四九——四五○；四六八——四六九页）。

① 克塞诺封：“回忆录”，第一卷，第一章，第十节。

他所擅长的事，一般说来这可以叫做道德的说教；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讲道、训诫、讲授或枯燥的道德说教等等。因为这种东西在雅典人中间，在阿提卡文雅风度中是无地位的，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合理的关系。恰巧相反，他同任何人谈话，都保持着阿提卡的文雅风度的特点，不自以为是，不好为人师，不强人从己，充分保证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避免一切粗暴无礼的态度。因此，克塞诺封的、特别是柏拉图的对话集，成为这种优美的社交文化的最高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