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贸易失衡的原因：竞争力及开放因素

导致贸易失衡的因素很多，并不仅仅是我们前面所探讨的几个原因。从国际比较和经验来看，贸易竞争能力和开放因素也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我国贸易失衡的因素还可归结为：

一、出口产品结构尚处于初级化阶段

出口产品和产业处在初级阶段的几个明显特征是：①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或原料产品；②劳动密集型产品；③初（粗）加工制成品；④以价格低廉、数量扩张为销售特征；⑤在总体上没有名牌产品和长远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⑥在国际上具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对手。出口初级化的特征就是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而另一方面进口需求用汇较大。因而，在宏观政策上政府的目的是创汇，创汇被作为用汇的一种支付和平衡手段，缺乏战略性的目的。因而，在政策上往往以汇率大幅度下调或不断调低汇率来鼓励出口， 很多时候还需要辅之以其它鼓励出口的措施，包括贷款利率优惠、财政补贴、减免税等。

出口产业初级化，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 50—70 年代的韩国，50 年代的日本。如韩国，1962 年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占 27.5％，加工制成品占 72.5％，但加工制成品中，主要是轻工产品，以劳动密集和初（粗）加工为主，占 87.5％，到 1977 年时，这种比重仍达 60％。整个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日本 50 年代出口主要是纤维制品，其次是初（粗）加工的金属及其

制品，而且在国际上的印象不佳，“劣等货就是日本货”。从 1946—1957 年，日本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在韩国，50 年代以来，为了鼓励出口，采取了很多鼓励政策和措施（参阅第七章国际收支政策）。这样，虽然牌价的官方汇率较高，如 1958 年 1 美元只兑换 50 韩圆，但出口的名义汇率却是 1∶ 115.2。名义出口汇率远低于官方汇率一直存在，对鼓励出口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韩国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鼓励出口不能过分抑制进口，否则， 出口不能持久，因而，对进口采取的是适当控制，主要通过税收和税收减免及进口原材料退税等来实现。1958 年，进口名义汇率为 1∶64.4。从 50 年代到 70 年代，韩国的进口汇率相对一直高于出口汇率，但低于官方汇率（见表2—8）

表 2—8 50—70 年代韩国与美元的汇率（韩国/1 美元）

分析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自 80 年代以来，初级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工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提高。这表明，我国的出口已由出口原料和初级产品转向了加工制成品，不再是出口初级化阶段最原始的特征。但是， 这种结构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出口初级化阶段的根本特征，只是在初级化阶段的发展过程上显示了差别，即处在初级化阶段的最后时期。这从工业制成品的特征和结构上可以看出。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粗加工产品仍然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轻纺、杂项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较高。1994 年轻纺、橡胶、矿冶产品和杂项产品占出口的 70％，而在杂项产品中最

大的是服装。服装产品一直是我国多年来的创汇主项，1994 年居世界第一位，达 202 亿美元。但是，我们分析一下服装出口的数量与金额之间的对比， 就可以发现问题。详见表 2－9。

从 1990 年以后的服装出口数量看，是不断增加的，但出口服装的单件价

格却是不断下跌的。服装从 1990 年的 4.10 美元/件降为 1993 年的 3.59 美元，

毛制针织、钩织服装从 8.94 美元/件降为 5.93 美元/件，棉制针、钩织服装， 其它服装也都降低了价格。而其价格之低，在国内市场只相当于成本价格。例如，1993 年毛制服装单价为 5.93 美元，按当时调剂价 8.7 元计算，只合

人民币 51.6 元，而在国内的市场上根本没有这种价格的毛制服装。

表 2—9 1990—1993 年我国服装出口状况

资料来源：《 1994 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服装一例，可以看出，我国出口的虽然是工业制成品，但初级化的特征并没有摆脱。也正因为如此，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中国的服装等很多产品越来越遭到国外的反倾销。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赞成国外的这一做法， 希望能够产生较大作用，以减少我国产品的出口数量，着重提高质量和价格。这样，既可减少出口又不影响创汇收入，而且，可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我认为，近几年国内服装价格扶摇直上，主要是出口过量造成。试想，几十亿件衣服，全国平均每人可增加至少 3 件衣服，如果由于出口减少使国内每人

能增加 1 件，国内市场价格就可以大幅度下跌。其实，国内消费品和某些加工制造产品价格高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出口数量过度、价格过低引起的（见表 2－10、2－11）。

表 2－10 1980—1994 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

表 2—11 1980—1994 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进口结构变化（％）

二、出口产品不能向高级化阶段转变

1. 高级化阶段的特征

所谓出口产品的高级化阶段，它有如下几个特征：①出口产品以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要特征；②具有出口主导产品或名牌产品和主导产业，并带动国内经济成长；③在市场销售上采取非价格竞争，产品附加值高， 工资含量也极高；④出口结构和产品符合世界需求及需求变化，并具有自己独立或完善的技术，产品具有长远的市场潜力和能力；⑤直接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有限。它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或经济参数变动对出口的国际竞争影响极为敏感。企业出口利润动机极为突出。因而，处在高级化阶段的国家，它会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其更大范围、更大幅度地开放， 以使其产品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和丰厚利润。这些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处于领导、支配地位，影响和决定着世界贸易体制变化。因而，作为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想跻身于这一地位，或者实现出口产业高级化的转变。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贸易平衡（现期的和对过去长期逆差、国民利益流出的平衡）。

1. 出口产业初级化向高级化转变的条件

处于出口产业初级化阶段的国家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也不具备长远的市场潜力，除非以牺牲国民利益为代价，可以维持一个较长时间的出口增长， 但这会严重影响本国工业化、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

但是，出口产业初级化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早期阶段，出口结构无法改变，故而只能如此。另一种情况是通过出口创汇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或向国外借款来进口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来改变国内的生产技术和设备，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调整，来实施出口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或向高级化转变。日本、韩国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而且获得了成功。也正因为如此，处在出口产业初级化阶段的国家，一般都采用抑制进口、尤其是最终消费品的进口，但鼓励技术和先进技术设备或成套设备的引进，禁止最终产品的引进。但限制进口最终产品能否生效或在什么程度上限制，又与各国的具体情况有关，尤其是与各国的汇率制度、进出口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有关。即使在引进成套生产设备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也会出现重复引进、过度投资等问题。成功的国家并不在于制止这种现象的产生，而在于能通过技术模仿、改进、创新等来将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供给世界需求，或者是通过规模经济竞争来提高质量，改善服务，减少或消除重复引进和重复投资，从而实现出口产业从初级化到高级化的转变。日本 70 年代，韩国 80 年代后期都较好地实现了这一转变，因而较好地保持了贸易收支的平衡和顺差。但是，我国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这种转变。可以说，这也是长期以来贸易处于无竞争能力状态的根源。

1. 中国为什么不能向高级化阶段转变

应当说，在整个出口产业初级化阶段我们很重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从结构上看，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机械、电气设备的进口一直占主导地位，1994 年达到 52％。从实际情况看，从 1978 年几套 30 万吨乙烯工程成套设备引进以及宝钢上马，再到 80 年代早中期彩电、冰箱、洗衣机到汽车生

产线的引进，再到 80 年代中后期以后市场上各种新兴、合资产品的大量涌现，中国的产品和生产技术确实有了很大改进，产品的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生产工艺也有了很大改善。但是，这种技术引进和改善，是相对于中国将近 30 年封闭历史而言的。在与国际的横向比较上，我们所引进的并不是什

么先进技术，最多是二流技术。这些技术的产品需求市场是在中国，而不是外国，或者说在外国，但必须是廉价出售。但是退一步说，任何一个国家在输出技术时，都不可能是输出一流、高新技术，除非这个国家是一个特定的地区、市场（如新加坡，人口有 300 万，外国到新加坡投资是以此为跳板或后方，向其它地方输出，因而，所输出的必须是一流水平）。当初日本从美国、西德获取的技术也并非一流；韩国从日本获取的技术更不是一流。在日本，关键技术、设备的生产车间、工业现场是不让拍照和参观的。开发一流技术的投资和费用太高了，时间也很长，而一旦输出，无疑是在培养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因而，在正常的途径和渠道下，很难获得一流技术，它只有靠自己的消化、研究、改进、创新才能产生。很多时候需要通过在基础理论研究上的突破才能产生。日本、韩国分别从 7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早期提出从输出立国转变为技术立国的背景也在于此，只有自己的创新才会有稳定的市场和竞争能力。高附加值或价格高昂产品、设备之所以能被人接受就在于其技术的独立和创新，这也是出口产业高级化阶段贸易能保持顺差的重要根源。

技术引进是实现（或向）出口产业高级化（转变）的关键。但能否实现又取决于技术的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应用技术或是转移阶段，主要是引进技术，禁止或限制进口最终产品，以保护国内市场；第二阶段是模仿阶段，政府要设立科研机构，拆、卸研究进口设备技术，在国内生产某些零部件，即替代零部件进口，实施技术、零部件的国产化。但这一阶段还不能适应国际竞争，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独立技术才行； 因此，第三阶段要走向技术改进阶段，制定国民科技研究和开发计划，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和技术。

我国的技术在 80 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是技术引进阶段，谈不上掌握—

—消化和吸收。因而，80 年代中后期虽然有技术模仿和国产化水平的提高， 但并没有全面普及和推开，而是进入了新一轮的一般技术引进，这主要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来体现的。从婴儿产品到儿童食品，再到饮料、服装、卫生、保健、医疗医药用品，进而到电子（主要是电脑、通讯设备等）、汽车等产品，合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市场到处都是国外技术生产的或使用国外牌号的产品。重复引进，重复投资比比皆是，其实质是不同的外商在中国大陆瓜分不同的市场获取中国的暴利。因而，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在引进—模仿—引进—模仿上俳徊，没有走出引进阶段，也没有在模仿阶段上定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想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根本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出口无法向高级化阶段转变，贸易顺差的不稳定和逆差难以避免。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国的贸易仍在为了创汇而努力、而出口，并不惜一切而出口，而没有一种长远发展的具体规划和设想，以至很多问题存在了多少年也不能解决。

难道中国的技术不能定位在模仿阶段？或者不能走向处在拥有自己独立技术阶段上吗？不，绝对不是这样。中国不同于日本和韩国，它们在技术引进阶段没有自己的独立技术和基础理论、尖端技术科研力量，只能将外来技术拿来加工、改造，再创新。中国一开始在基础理论方面和尖端技术方面都具有世界一流水平和一流人才，只是应用技术或中间技术研究较差。中国人在应用技术上并不比日本、韩国人差，应用技术不能发展，尤其是模仿技术不能定位主要还在于没有解决体制问题，没有能够发挥人的能力。从体制上

来说，应用技术需要试验工厂和产品市场展销，但这需要相当大的投资。而政府在这方面没有投资。企业利润自主权 1984 年以后才逐步到位，厂长、经理因体制问题而导致的短期利益行为使利润不是被用于基建，就是被用于改善福利，对于技术改进不感兴趣。而国家在政策上对于产品、技术创新没有给予特殊的鼓励和优惠。另一方面，过紧的经济环境，如市场的扩大和价格上涨以及需求的起落也使得企业无心于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紧抱老产品、老技术。所有这些都导致新产品、新技术发展缓慢，使模仿技术不能巩固。只有少数国有大企业，通过国家的政策、资金支持和战略规划才能改进产品和技术，进而推动国产化进程。另外是一些灵活的民营经济。近年来， 一些地区为吸引人才，对科技人才采取了特殊的利益分配，很吸引人，这也许可以真正改变技术发展阶段。但这些多为小型项目，大的项目、高新科技较少，因此难以成为主流。

要真正解决中国的技术问题进而实现出口产品的高级化，关键还在于技术政策。这方面除了考虑集中全国科研力量突破一些中间技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外，还需要政府投入用于产品试验和展览，在全国有 2—3 个科研中心基地就可以。在生产和销售上，还要给予融资、税收方面的特别优惠。此外， 还要看到，21 世纪将是尖端技术（包括航天航空、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 与应用技术发展的时代，中国在应用技术上不能很快导致贸易出口优势，但在尖端技术上却完全可以作到，应抓住这一机会实现国内产业和出口产业的技术、结构升级换代，实现出口向高级化阶段的转变。

三、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

对外开放何以会成为贸易失衡的因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对外开放本质上就是自己走出去，人家“打”进来，必然会影响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开放以前，贸易收支可以通过严格的进口控制和刺激性的出口鼓励来保持基本平衡，但经济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开始出现逆差。很多国家为防止出现贸易逆差，在开放时，辅以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大幅度下调，但也不能改变逆差趋势，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留待后面去探讨。这里我们从实际出发，来研讨对外开放为什么会影响贸易平衡。

对外开放对我国贸易平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资企业的长期进出口逆差；二是开放以后对国际消费品和主要生产资料、设备的需求。首先看三资企业（见表 2－12）。

从表 2－12 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三资企业到中国投资以来，其进出口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其逆差数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几年逆差数额占其出口额都在 50％以上，严重制约着我国的贸易平衡，也是我国贸易长期以来不能转向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许有人会说，三资企业的进出口逆差，其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中包含了作为投资的设备进口，剔除这一块，三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基本平衡的。这种看法值得商确。经济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企业都有设备投资，无论你是进口还是国内购买，其外汇收支必须平衡。三资企业进口设备作为投资与国内企业进口设备作为投资并无区别，它们都是国外厂商的实物输出或出口，只不过到了中国改变了名称，称为“投资”。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我国明确规定要面向国际市场，并有一定的外销比例要求。然而，这种外销比例要求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外商投资企业的市场完全转向了中国国内。因而，外商来华投资——日益增大的设备进口和三资企业外贸逆差实际上是外资占领中国市场的最突出的信号，同时也成了外商输出

商品的绝好借口。如果严格按照当初的设想，外商投资企业一定要达到一定的外销比例，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出现如今日益扩大的三资企业进出口逆差， 中国的贸易平衡将轻松

表 2—12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状况（百万美元）

注： 1994 年数字缺； 1995 年数字为初步统计数。

得多，很多的决策也要发生改变。

也正因为对三资企业外销比例的自然取消，80 年代后期以来的外商投资几乎都在于瓜分或获取中国的市场和利润。也正因为市场主要是中国大陆， 因而，作为投资的进口设备质量很成问题。国际三流水平以下的技术设备。中国自己生产的设备，甚至连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机器也都充作先进设备被引进。可想而知，这类设备生产的产品如何能进入国际市场？！又怎么会具有非价格竞争力！更不用说出口产业的技术、附加值含量提高。

应当承认，三资企业在我国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尤其是对出口产量质量的改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三资企业在我国已经背离了发展的初衷。目前，它既不能带来二流水平的生产设备，也不能带来先进的管理方式。非设备进口的贸易收支只求外汇收支平衡，并没有保持顺差的动机，甚至高价进，低价出，想方设法转移利润。而巨额进出口逆差却成了其根本性的动机——通过设备进口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和利润。因此， 三资企业（大企业，具有真正出口非价格竞争力的外资、外企例外）对我国的贸易平衡并无多大帮助，甚至可以说，由于中方不能掌握主动权，它已构成了中国出口贸易长期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主要表现在：一是获取中国的利润但不用这些利润在中国扩大规模，而是用进口设备投资来扩大规模，使中国合资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没有自有资金和利润来扩大生产规模、改进技术，而只能依赖外商外资来发展，企业无法真正走向国际市场。同时由于用进口设备作为投资，而非用利润扩大、制造设备，使中国的机械工业长期市场不佳，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整体技术的提高。二是由于缺乏自有资金和利润，再过 5—10 年以后，当三资企业的设备、技术需要重新改造时，没有资金，最后会形成一种依赖经济，类似南美模式，产业生产技术无法赶上国际水平；三是严重影响就业发展。由于利润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而用进口设备扩大规模，中国应有的就业机会给了国外，失业人员因之相对增加，这将增加中国经济的社会负担，加剧中国的贫富差距。

因此，对三资企业如何发展，恐怕需要调整政策，再照目前的趋势下去， 10 年、15 年之后，中国的出口恐怕还是只能处在初级阶段。不能忘记，招商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技术和竞争能力，实现出口产品从初级向高级化阶段转变。

其次，我们来看开放后对国际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设备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从原来的闭关守国走向对外开放，在经济行为上的最大变化就是对国外消费品、产品的强劲需求。如果控制稍松或有漏洞，很可能产生逆差。这在任何国家都不例外，中国也是如此。

一个走向开放的国家，为什么在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对进口的强大需求？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国内消费品的质量较低，功能较少，款式单调，品种较少，不能适应由于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带来的需求变化。而开放后，由于国外产品的进入以及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对国外消费品的需求只要有能力就具有转为现实的可能。在我国最为突出的实例是 80 年代初期、中期大量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如电视机、收录机、冰箱、洗衣机、汽车等。二是随着开放的发展，一些出口企业生产或新兴产品因国内生产的原材料、零部件等不能适应出口市场或国内市场的要求，必须靠进口才能解决。80 年代初中期，电子产品元器件的进口是很突出的例子。目前，我国石油化工、造船工业的很多用料仍然需要进口，因为国内产品在技术性能上达不到使用要求。当然，也有一些进口扩大是因国内服务存在问题。如造船用的钢材，有相当部分国内能生产，但交货期却不能保证，又不能获得赔偿，只好进口。三是为了提高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也需要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其途径或是直接用外汇购买，或是借款购买，或是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这三种途径都有，只不过侧重面不同。直接用汇或借款进口的相当大部分是钢铁、汽车、化工、石化、电器产品（包括电视机、冰箱等）、成套设备或生产线，而企业进口的多为机械设备。三资企业设备多是直接投资。实际上，需求量最大和最稳定的是设备和技术引进，消费品的进口往往是经过一段时间会消失（可能改为其它产品，如电脑、电讯产品），出口企业产品的进口和特定用途的进口也是稳定增长的，它和技术、设备引进构成了进口需求的主体。一般情况下，在进出口控制较多的时候，出口创汇收入可以用于保证这块主要需求，即可以保证收支平衡。但国内、国际经济环境政策变化很容易扩大进口需求，从而使贸易失衡，这些变化包括国内需求过旺，供给不足，或者是进口自主权下放，进口有利可图；或者是供需渠道不畅；或者是其它因素（如有些人，为了个人能够出国，而不惜牺牲利益，进口国外产品而不用国内产品。这与企业体制有关）。我国的贸易逆差很多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指上述诸多因素外），而顺差在于这些因素的消失、缓和或制度、管理上的完善或政策制约。

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平衡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我国的一项既定目标和政策，在 1995 年之前，我国一直在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谈判，争取恢复缔约国地位。1992 至 1993 年国内舆论大都认为复关在即。然而，1994 年谈判进展不顺利，年内未能入关。1995 年以来，美国虽在外交辞令上欢迎中国复关，且继续谈判，但 7 月份的谈判宣布了最后复关的破天，谈判对方不仅要求中国将关税降到 5％，而且要求全面开放市场，中国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当然，复关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很多其它问题。

应当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有很多好处，使我国出口产品更具有竞争力。但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业已指出，出口产业高级化的国家左右着世界贸易体制，所以，你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必须符合他们的规则，这样，他们可以确保自己是赢家。美国的横行霸道也在于

此。因此，不必过高地估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实际上，原来的关贸协定，也并不是没有贸易保护，只不过程度、方式不同而已。

那么，经过这么长时期的谈判，美国最终没有让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其原因何在呢？今后，我们又将在什么时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又如何对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的看法有如下 4 点。

1. 在 1997 年香港回归以前乃至到 2000 年，我国很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而可采取冷处理态度，我们的条件不变，但态度上要温和。我国很难重返关贸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因是：

①美国坚持中国“以发达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态度不会改变， 至多是将“发达国家”改成“发展中国家”，但却附加“发达国家”的条件， 即所谓“特殊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为什么坚持这样做？这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美国要改变中国制度、攻破共产主义最后堡垒的战略没有改变。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既增加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心，也加大了他们要改变中国的决心。他们再也不必像冷战时期那样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了。因而，自 1989 年以来，美国和中国谈判要价不断提高，态度非常强硬。其目的在于迫使中国按其要求和进度改革。1994 年的谈判破裂后，1995 年 5 月 9 日起，所谓的恢复谈判以及所谓的表现“灵活”不过是外交辞令和外交形象问题，并没有实质性进展。让中国作为“观察员”，不过是面子问题。不让中国复关，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阴谋经济化的表现。因而，不必寄希望于美国能对中国“开恩”。美国法律明确规定，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惠国待遇每年讨论一次，这是美对华战略的基石，而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承认一个中国，但要扶持一个反共、反大陆的势力）也足以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政治阴谋。

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有关焦点问题在香港回归后不再有争论，但对美国更有利，对我国更不利。例如，中美贸易逆差问题，香港回归后，从香港的出口将计算为中国的出口。有关透明度、政策统一性以及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电讯、保险、银行是美国重点要价）、关税减让幅度和时间表方面， 美方都更有理由，而我国更多地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因此，美国自然要拖延、阻挠。“欢迎中国复关“只是在口头上不交恶而已。因而，对目前的复关谈判不必很热心，条件也不应再让。但对香港回归后的谈判则要很好考虑。

③从经济战略上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因而他们不会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这样无疑是培养竞争对手。二战后，美国“培养”了西德和日本，已很后悔，现在，它不会再去培养对手了，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事实上，我国过去 10 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对外贸易的扩张已引起西方的担心和害怕（他们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就是证明），这也是他们谈判要价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要价高， 可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况且，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和数量极大的低价销售确实足以打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而这自然威胁到其政府的稳定，反倾销的原因也在于此（当然，由于出口体制问题，确实存在竞相削价销售问题）。

从上述几个因素看，在 1997 年乃至到 2000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可能性不大。

1. 从我国的经济条件看，不必过早与国际经济接轨。现在，国内舆论关于“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的呼声很高，上海提出“金融

尽早与国际接轨”，这恐怕与中国的国情不相适应。

①价格。在价格（尤其是原材料价格）没有放开以前，国内有些人就主张放开价格，与国际价格接轨，以使价格均衡。但事实如何？很多放开价格的产品质量远低于国际，而价格水平却远远超过国际水平，甚至高出国际价格（家用电器、服装都存在这一问题）。而进口往往抬高国际价格，以致国际上都很清楚“中国因素”的影响。只要听说是中国进口，价格立即上涨。

②股票市场。深圳搞股市，股价翻了几十倍，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是一蹶不振。而新加坡自 1978 年搞股票上市，股市一直平稳，红利也极稳定，略略优于利率。

上述两个例子都说明，目前我们并没有与国际经济接轨成功的把握，也没有研究国外成功接轨的条件，往往是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东西拿来就用

（如股票市场），这很容易出问题。

③我国目前并不具备与国际经济全面接轨的条件。

首先，目前我国主要生产行业都缺乏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较低（电子、汽车、石化、钢铁、有色等），而且，产品质量较低，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具有竞争力的仍然是纺织和服装，但主要是以数量和价格优势占据市场，这将是目前、今后国外反倾销的重点，前景并不妙。其它工业制成品也是以数量和低价格竞争（如大多数轻工产品、机械产品等）。到目前为止， 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出口的拳头产品和名牌产品，也没有能带动国内经济成长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出口产业（这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利的必备条件）， 国外对中国产品没有好印象，因而，即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税收优惠、销售也增加不了多少。况且，我国目前出口的 60％是在亚洲市场，只有 40％真正在欧美市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欧美获得的利益亦非很大。故此，不能放弃原则，急于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利用这段时间发奋图强，努力改变产品、产业结构的技术水平，提高竞争能力。

其次，我国的国有企业还没有寻找到一条成功的出路，即使中国不以发达国家而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有企业也将面临强大的国际竞争（各行各业都有这一问题），搞不好就会把国有企业、民族工业搞垮。三资企业冲击民族工业已很明显，更何况全国对外开放！如要论保护，需要保护的恐怕太多了。与其让外部压力来改变，不如自己先转变机制，然后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才更有成功的把握。

最后，在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具体操作上，我们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很好地研究国外的经验和具体做法，更缺乏相应的人才，如果过早加入或开放资本金融市场，只能听人家摆布，结果只能是好处国外拿走，问题和困难由我们来承担。

1. 应当看到，目前我国加入关贸或世界贸易组织，将会出现持久性的大规模贸易逆差，这将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因为，一方面，我国没有保证出口规模和出口增长稳定的机制，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进入我国市场的条件与我国出口到国外的优惠条件对等，因而，其占领我国市场的能力会很强，改革开放十几年，这个问题已经非常明显，如汽车、食品、药品、电子产品等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经常出现进口大于出口的情况，导致进口规模失控。墨西哥就是如此。墨西哥自 1986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后，贸易出

口并无进展，乃至徘徊、后退。 1984 年出口 244 亿美元，1985 年出口 221

亿美元。而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当年出口降为 163.5 亿美元，1987—1989 年 3

年中出口始终未超过 1984 年的水平。从顺差来看，1986 年以前 3 年，贸易

顺差在 80—100 多亿美元，加入关贸协定后，进口逐年增加，到 1988 年则只

有 12 亿美元顺差。1989 年则开始出现 14 亿美元逆差。此后的 4 年，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1990 年、1991 年、1992 年出口一直维持在 270 亿美元左右， 逆差分别扩大到 28.4、108、204.4 亿美元。 1993 年、1994 年出口增长加快， 但逆差并没有好转，1993 年逆差仍达 199 亿美元，1994 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后，逆差进一步扩大到 280 亿美元。由此可见，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没有给墨西哥的贸易带来福音。

故此，我们不要盲信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好处，而要更多地看到不足，从而尽快地改善不足，提高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为成功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创造条件。

总之，我认为香港回归之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不会有多大进展， 不必对美国的要求让步。在国内，应利用这段时间更快更好地转变企业机制， 提高竞争能力，保证在未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具有充分的应战能力和条件。作为决策部门，应深入研究国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获得成功的经验和条件、失败的原因和做法，以此为鉴。

与国际经济成功接轨是一个自然和创造条件的过程，不能单凭主观愿望，主观的要求太高了，很难成功。

1. 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何保持进出口平衡？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影响我们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对等条件贸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更多地开拓亚洲（包括日本、韩国）市场、欧洲市场。开展双边贸易及与地区贸易组织的贸易，同时，应当转变出口结构，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子，应走提高价格和技术含量的出口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