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嵇康在政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身世性格

现在，我们要问，在上述一连串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嵇康是怎样与这种斗争结会着的呢？换句话说，在这种斗争中，嵇康的思想行为，表现看怎样的一种姿态的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于了解嵇康的身世与性格， 有甚大帮助。

我们已经知道，嵇康的姓氏有着很大的疑问；嵇康与魏宗室，有着乡里的与姻亲的两重关系；嵇康妻与何晏妻，在血缘上有着接近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

第一，嵇康的思想与四本论中的王广相近，王广主张才性离，嵇康主张“明胆殊用，不能相生”，“明胆异气，不能相生”，“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明胆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 “爱憎属我，贤愚属彼”，“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无哀乐论）他似是四本论离异的一派，换言之，是党于曹氏而拒斥司马氏的一派。

第二，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书三十三，列传第三， 何曾传，何曾谓司马昭语），而阮籍嵇康等居丧饮酒食肉，非毁礼法；司马氏企图以强暴的力量夺取魏之天下，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以为“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山巨源绝交书）；司马氏欲借禅让以文饰篡夺，而嵇康“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朝廷任用王凌、毋丘俭、诸葛诞于外，而司马氏一一加以剪灭，嵇康则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王凌毋丘俭等张目。“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卒遇大变，不

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侥祸也。”（管蔡论，这又与高贵乡公问博士语互相呼应。）他在行为言论上，特别是言论上，处处直接诋呵司马氏的政治行为与治术，终于以吕安不孝罪，被引入狱。司隶校尉“锺会廷论之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 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 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文士传）这是以思想罪论诛的，表现了专制主义特别手法。

第三，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这记录过于简略，我们无法获得更详尽的材料，以说明嵇康在当时如何作政治军事上的反司马氏的活动。但我们从侧面却有很多材料证明嵇康是当时一种运动与风会的领导人物，而这种运动与风会是反司马氏的。三国志王粲传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 这“尚奇任侠”四字，说明嵇康是个活动分子，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一个仅仅“好言老庄”的玄虚人物。据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 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太学生数千人与当时豪俊为之请命，随之入狱，这事实指明嵇康的社会关系的不平常，与三国志所说“尚奇任侠”是可以互相发明的。嵇康虽为谯国人，而大半生时间，是在河内郡度过的，偶然也居住在洛阳。（世说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曰：“所知王濬冲

（戎）在襄城（属河内郡）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可知在河内住居甚久。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又世说言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可知康亦偶至洛阳。）河内为魏宗室所居，洛阳系帝京所在， 都是政治神经最敏锐的地方。嵇康在河内，与阮籍山涛王戎等周旋，所谓竹林七贤这一种任达放诞的风气，便是在这里形成的。水经注清水注：“邓城西北七贤祠，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阮籍等同居山阳时，人号为竹林也。水南径邓城，名之为邓渎。”则七贤所傲嬉的竹林，所谓“把臂入林”的竹林，即在河内。而所以要任达放诞，住在山阳（属河内），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则是为了拒绝司马氏的辟召。“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地。”则这一种避世放诞的行为蔚成一种风气，乃是消极的使司马氏无从辟召，抽空司马氏的政治班底， 使它的力量无由壮大的一种不合作行为。在这一风气下，以七贤为中心，团结了好些人物。如吕安，赵至等都是七贤以外的人物，而与嵇康一道同风。

（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传：“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除进止相同外，即灌园锻铁等造事营生业，亦无不同。这就是锺会所说“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乱群惑众”的行为。嵇康在洛阳，据嵇绍赵至叙，是为了写石经。太学生跟他发生关系，当在此时。此外，他又与向秀一起锻铁。这锻铁是颇有意味的事，他锻成的东西，不一定卖钱，有时是送人的。世说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 能锻铁。家虽贫，人有说（悦）锻者，康不受直。”倘所锻者为兵器之类，

而又赠人不受直，则这一锻铁，就含有生产以外的特殊意义了。（佐证不多， 我们不宜穿凿）因此，嵇康的尚奇任侠，与避地退隐，是生活态度上的矛盾。对积极援助魏室来讲，他尚奇任侠；对消极堵塞司马氏的人事辟召来讲，他避地退隐，饮酒清谈。在嵇康死后，阮籍则为郑冲作劝进文，向秀则举郡计入洛，七贤的避地退隐的风会就被击破了。

第四，嵇康对司马氏的拉拢是毫不迁就的。魏氏春秋说，大将军欲辟康， 而康避地。他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明白地拒绝山涛的荐引。这就触怒了司马氏。嵇康对司马氏幕府中的论客及阴谋家锺会，更是不假辞色。“锺士秀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锺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 魏氏春秋也有同样记载：“锺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 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 会深衔之。”这里的何所闻何所见，与闻所闻见所见（或有所闻有所见）， 不仅是词锋的两不相让，也双关着锺会的觇伺的任务。因为司马氏善用间谍， 史有明文，而锺会则为重要间谍之一，常替司马氏觇伺其政敌，故特以“闻” “见”来说。

分析了嵇康在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乃可以进一步具体把握到嵇康的性格与身世的全貌。

在嵇康的著作中，有不少心理上的自觉的抒写，是反映着他的性格的。在绝交书中，在家诫中，在卜疑中，在幽愤诗中，保留有此类材料不少。这种自觉的抒写，与别人对他的性格的客观的评述，比较参稽起来，有很多足从互相发明之处。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 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 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 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土所绳， 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心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 欲自勉强，则不能之，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从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惧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 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誊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万机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

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遣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 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虽是与山巨源绝交的书，却也象征着是与司马氏政权绝交的书；这虽是一篇个人生活态度上与性格上的自觉的独白，却也是一篇代表了整个竹林七贤的生活态度与表示着一时风会所趋的意义重大的宣言。分析基内容，要点有八：（一）性情疏懒，（二）不能守礼法，（三）讨厌世俗的酬酢应对，

（四）讨厌俗人，（五）不会办公事，（六）非汤武而薄周孔，为显世教所不容，（七）喜欢骂人，（八）恣意放纵性情，隐居养志。总而言之，他只是我行我素，不愿与司马氏以及司马氏手下的一班人物来往。这正是竹林七贤在生活态度上，从而也是政治态度上的最明确具体的表白。

在卜疑篇中，嵇康假托“有宏达先生者”，来比拟自己的志量，末后又借太史贞父的赞语，作为对自己心性行为的慰解，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性格上自觉的抒陈。

“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然而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利之所在，若鸟之逐鸾。富为积蠹，贵为聚怨。动者多累，静者鲜患。尔乃思丘中之德士，乐川上之执竿也。⋯⋯

太史贞父曰：⋯⋯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阳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

这是以“超世独步”的姿态，遗弃一切“人间委曲”的放达的人生观。凭什么来“超世独步”，遗弃“人间委曲”呢？回答是“文明在中，见素抱朴”。把生活还原到最初的素朴，使“在中”者，保有了“文明”之德，就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了。

在幽愤诗中（被诛前在狱中作），抒陈了在生活最后时期的心理上的自觉。

“嗟予薄祜，少遭不造，哀焭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爱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 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余不淑，缨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

游，顺时而动，得意无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幽愤诗，表现出在入狱之后，生活上遭受到司马氏严重的打击，但在思想上，并未因此有什么改变。他仍一贯的表示：（一）抗心希古，任其所尚；

（二）托好老庄，贱物贵身；不过因为（三）惟此褊心，显明臧否；遂弄到

（四）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今后应该（五）奉时恭默，安亲保荣，一方面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这态度， 仍跟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是一致的，只是希望以后少开口，避免麻烦，这一点，是绝交书中所少提到的。

家诫一篇，也该认为入狱后所作。从内容上来看，对于儿子的丁宁周至， 要他涉历世途，周慎谨饬，似是生活遭受困辱后的思想反映。而且一般的写作家诫或戒子书之类，皆在暮年，嵇康死于壮盛之岁，其子年方十岁左右， 当无老早写此的必要，其必入狱后自知不免才作此以诫子可知。嵇中散集收此篇在集子的最末，虽一方面由于文章的性质，但未始不足以令人意味到集子体制上含有编年的用意，故以最后之作，殿于集末。全文甚长，不备录， 内容大要是：

（一）人要有志，“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守志之道，在“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上，若自然也”。

（二）应该敬长吏而远之，长吏喜问外事，不宜多答复。人家有什么讲托，当“谦言辞谢”；如为“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

（三）行事认为对的，就“宜行此事”。人家要更改，则可听听他的意见，“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 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

（四）人来告穷乏，济之而“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距之”。但大多数人，总是为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则接济一点总是很有意义的。

（五）“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对不了解的事，不要多嘴；人有是非争论，慎勿参加；有人逼着要你说，不必怕他，不必说。盖“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

（六）非知旧邻比而“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七）别人的私事，不求强知，看见人家在窃语私议，要赶紧走开。

（八）“壶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须逆也”；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 必有为而作损，⋯⋯君子之所大恶也。”

（九）不强劝人酒，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拿着酒杯，表现着醉熏熏的样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困醉，不能自裁”。

总括其内容是，人要有志，要有坚定的立场，做事要坚执所守，不应随便动摇；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人情世故，要很留心，慎言语，慎取予，慎交往，慎饮酒。这内容，仍是与绝交书幽愤诗一致的，惟于谨慎言

语一点，特加再三丁宁而已。

对于嵇康的性格的客观评述，首先是嵇喜所说的“少有儁才，旷迈不群， 高亮任性，不修名誉”，三国志所说的“尚气任侠”，这样该是一位慷慨任性的热情人物；然而与此相反的，却有魏氏春秋与世说所载王戎的说法。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曾见其喜愠之色。”（魏氏春秋）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注引康别傅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戎）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世说德行第一）

这就把嵇康写成一个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了。我们根据嵇康的自觉的抒陈，再衡诸他的平生遭际，觉得王戎的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嵇康自己曾说“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又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又说“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患”，又说“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 会显世教所不容”，则嵇康在感情上实有显明的爱憎，在世途上实有显明的臧否，决非滑稽丸转之流。所以简文说“嵇叔夜儁伤其道”（世说），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颜之推说“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颜氏家训勉学），都说他的性格是“尚气任性”。他最后以思想罪被司马氏所杀，其直接原因，实由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一语。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锺会遂借吕安事乘机进谗，以致不免。故其被杀，正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归趋。不过，在“尚气任性”之外，嵇康的性格中，自有其企求“奉时恭默，无馨无臭”的主观努力的一面。这是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传语）的名族矛盾中，他主观上所勉求的内心的调和。同时也可看做他在应付司马氏的迫害中的生活态度上的暧昧表现，特别在狱中所作的文字中表示得最分明。而这又是所谓“性好庄老”的切当注脚。魏氏春秋与世说王戎之语，当是根据这片面的一点而夸大了来说的。

嵇康在时辈中，被推崇敬仰的程度，有过于阮籍。这一点，在世说中， 可找到充分的说明。首先，一般人都醉心于嵇康的风度仪表之美：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容止第十四）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康子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同上）

对风度仪表的赞叹，汉末以来，逐渐蔚成一种风气。这在党锢与清议一章中，已有论及。一个人的风度仪表之美，从汉末起，便成为封建制社会道德和人格美的尺度之一，如何晏，如夏侯玄，都是如此。所以以上所引对嵇康风度仪表的赞叹，是对嵇康的人格美的赞叹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人对他倾心的一般。

其次，是对嵇康的才致器度的倾服。世说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誉之为“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正是着眼于器度方面的一种说法。同书贤嫒第十九，叙山涛妻窥嵇阮事，是着眼于才致的：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他日，二人来， 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栖逸第十八也有述及嵇康的才致处：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

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注引文士传曰：“康从（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皆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 ‘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 所从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三国志注引康别传说：“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 世说德行第一注引王隐晋书嵇绍传：“父康有奇才儁辩。”一般的都承认嵇康是有才致的，有奇才的，或才高的。述及嵇康的度量宏远处的，世说雅量第六，叙他临死从容的情形道：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 ‘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注引文士传曰：“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 ‘太平引于今绝也。’”

嵇康的才具，在具体事实的表现上，为上文所已提到的，诸如“儁辩”、弹琴、锻铁等，都曾为同时人所称许。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地位，也隐然是一时的宗师。锺会的四本论，便是“甚欲使嵇公一见”，而复“畏其难”， 世说文学注引向秀别传：“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及成，又“以示二子”。固知嵇康是当时学者所资取定的圭臬。当他被诛之时， “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足见学者倾服之甚。钟会说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说他“负才乱群惑众”，足见他的思想影响的深刻与广大。

在七贤中，嵇康与阮籍齐名，而年齿却比阮籍幼小。山涛年最大，后来仕晋，位望很尊，也是比较被推崇的。所以，嵇阮山涛，常是并称的。而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则被称为“预此契者”，明示非核心人物。世说任诞第二十三所记，便是如此，再看同书排调第二十五，更可意味到七贤中嵇阮山刘的地位：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嵇康年较小，而这里的次序，巍然居七贤之首，是颇可寻思的一点。 嵇康与七贤们平日游处的竹林，地属河内郡，这已于上文述及。嵇康居

河内最久，据世说王戎的说法，有二十年光景。从而也可知七贤于此盘桓的长久。河内为魏宗室所居，魏废帝齐王曹芳，也居于此，隐然是当时洛阳以外的一个政治中心。如果把洛阳看做司马氏所控制的政治中心，则河内（尤其是邺），不妨看做曹氏所控制的政治中心。七贤盘桓于此，历时甚久，应该不是徒然的。那时，阮籍徜徉诗酒，嵇康辞绝辟召，向秀、刘伶、王戎、

阮咸也都清谈不仕。（惟有山涛，初虽同心，后登仕版，出处之际先后不同。） 此外，吕安与向秀同灌园于山阳，赵至则自洛阳追寻嵇康至邺，同归山阳， 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则超然北征，与嵇康“乐道蓬庐”，阮德如、阮德猷也与嵇康往还，俱明“屡空守贞”之志。河内郡遂成为不应司马氏徵召的退隐名士的乐园。他们“并有拔超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嵇康对自己哥哥从军，也曾加以劝阻，以为他哥哥是在“弃此荪芷，袭彼萧艾”。那时，据世说的说法，他的影响很大，所谓“风誊扇于海内”。

他不应司马氏徵召，被司马氏所忌恨，在司马昭与向秀的问答中，忌恨之情，见乎辞气。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

——注引向秀别传曰：“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常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说。（“彼人”是借许由以影射嵇康的。）”（世说言语）

嵇康与七贤及其他一些一道同风的人物，除长时期盘桓于河内以外，也偶然到洛阳居住。上文曾提到向秀与嵇康偶锻于洛的事，文士传写嵇康锻铁， 殊为生动。“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从圜之，夏天甚清凉， 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唯亲旧携鸡酒往，与共饮啖，清言而已。”另外，从嵇绍所作赵至叙中，我们也可知，嵇康在洛阳，曾在太学写石经。嵇康与赵至的交往，是很有趣的。赵至出身微贱，父躬耕稼，嵇康却与他很亲密。嵇康死后赵至从孟元基宦辽东，远行时， 曾有书信寄康从子嵇茂齐，极为愤惋哀切。这一段颇不平常的交往，对嵇康身世的了解，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就文献价值来说，赵至叙除嵇喜所作康传外，是对于嵇康生平事迹的最近于真切的记述，非世说等间接撮引可比。有全部引叙的必要：

“（赵）至字景真，代郡人，汉末，其祖流宕，客缑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与母共道旁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贱家也，汝后能如此不？’至曰：‘可尔耳。’归，便求师诵书。蚤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师问之，答曰：‘自伤不能致荣华，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事讫去，遂随车问先君姓名。先君曰： ‘年少何以问我？’至曰：‘观君风器非常，故问耳。’先君具告之。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至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至长七尺三寸，洁白黑发，赤唇明目，鬓须不多，闲详安谛，体若不胜衣。先君尝谓之曰：‘卿头小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停谛，有白起风。至议论清辩，有纵横才。’然亦不以自长也。孟元基辟为辽东从事，在郡断九狱，见称清当。自痛弃亲远游， 母亡不见，吐血发病，服未竟而亡。”（世说言语注引）

嵇康在洛阳，也常与人们在那有名的“黄公酒垆”下酣饮。世说伤逝第十七： “王濬冲（戎）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

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以上所述，是嵇康在洛阳的生活鳞爪。此外，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 为逃免司马氏徵召，他曾避地河东；据文选注，早年又曾与山涛游颍川太守山❗（涛之叔父）之所。——从文献上来看嵇康的踪迹，所可能知道的，就是如此。

嵇康是为吕安事下狱被诛的。关于吕安，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有如下的记述：

“初，康与东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亲善。会巽淫安妻徐氏，而诬安不孝，囚之。安引康为证，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安

亦至烈，有济世志力。钟会劝大将军因此除之。遂杀安及康。”

这样看来，安之被杀，最主要的原因是性烈，有济世志力，是带有政治意味的。这一点与嵇康相同。吕巽淫其弟妻，又诬告其弟不孝，而在政治上又是党于司马氏的，其为人为嵇康听不满与鄙薄，是当然的。（三国志注引干宝云“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 为此，嵇康写信给吕巽绝交，“临书恨恨”地骂他“包藏祸心”。乃兄与乃弟的距离，真是非常巨大。据世说简傲第廿四注引晋阳秋晋纪，所述吕安的性格极似嵇康，而他跟嵇康的交谊，也极笃厚。二人终于同命，不是偶然的。

“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后来，值康不在，（康兄）喜出户延之，不入，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觉，犹以为欣。故作凤字，凡鸟也。”（简傲第二十四）

“安志量开旷，有拔俗风气。”（注引晋阳秋） “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则率尔命驾。”（注引晋纪） “安尝从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顾。独坐车中，康

母就设酒食。求康儿共语戏，良久则去。其轻贵如此。”（同上） 关于嵇康的死年，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曾有所辩正：

“臣松之案：本传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诛，而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皆云正元二年，司马文王反自乐嘉，杀嵇康吕安。盖缘世语云康欲举兵应毋丘俭，故谓破俭便应杀康也。其实不然。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与正元相较七八年，以涛行状检之，知本传为审。又钟会传亦云会作司隶校尉时诛康。会作司隶，景元中也。干宝云，吕安兄巽，善于钟会。巽为相国掾，俱有宠于司马文王，故遂抵安罪。寻文王以景元四年钟邓平蜀后始授相国位。若巽为相国掾时陷安，焉得以破毋丘俭年杀嵇吕？此又干宝之疏谬，自相违伐也。”

裴松之的辩正是正确的。但只证实了三国志“景元中坐事诛”的笼统说法，并没有确切指出景元中的那一年，还是不够的。山涛以景元二年始除吏部郎，而钟会作司隶，尽于景元三年冬，此后，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嵇康之诛，在山涛为选官与钟会为司隶之时，则必在景元二年至三年冬的一段时间中。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晋书阮籍传说“籍不拘礼教⋯⋯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 而帝每保护之。”又何曾传说，“魏帝之废也，曾预其谋焉。时步兵校尉阮籍负才放诞，居丧无礼，曾面质籍于文帝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言于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帝曰：

‘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为吾忍邪？’”齐王芳被废在嘉平六年，即正元元年，其第二年，司马师殁，司马昭始为大将军，又六年乃弑高贵乡公。故知何曾传所说魏帝之废，非指齐王芳，而指高贵乡公被弑，后又以太后诏援汉昌邑王故事，废为庶人，以民礼葬之这一回事。高贵乡公被弑后，名义上由太后下诏数以不孝之罪。例如说：“此儿忿戾，所行益甚。举弓遥射吾宫， 祝当令中吾项，箭亲堕吾前。吾语大将军不可不废之，前后数次，此儿具闻。自知罪重，便图为弑逆，赂遗吾左右人，会因吾服药，密行鸩毒。重相设计， 事已觉露，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吾之危殆，过于累卵。⋯⋯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重令吾悼心不可言。”这就是何曾所谓“公以孝治天下”的具体内容。高贵乡公既以不孝被废被诛，而阮籍却居丧饮酒食肉，自然要遭何曾的仇疾，抬出以孝治天下的大题目来。由此足以证明，绝交书是在高贵乡公被弑（景元元年）后写的。书中说：“今女年十三，子年八岁”，晋书嵇绍传称绍“十岁而孤”，则作绝交书后二年， 康即被杀。绍传所说的十岁，可能系约举成数而言。故嵇康被杀的年份，认定在景元二年以后、三年冬以前这一段时间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我们认为绍传所说的“十岁而孤”是一个确实年岁，则绝交书之作在景元元年， 康被杀在景元三年，这是最可能的确实年份。

至于干宝所说吕巽为相国掾时陷安，也是失考的。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冬， 始纳郑冲劝进，晋位相国，时钟会已早谢司隶之职，统兵伐蜀，深入川中。巽与会同谋诛杀康安，当在未为相国掾时。这附带的要辩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