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南北朝反佛斗争的发展与神灭思想的新形式
贯串于思想史上的规律,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在中世纪特别表现为宗教正宗和无神论的斗争。南北朝时代的二百七十一年中,既有佛教国教化,必然也有反佛的无神论与之相抗争。此时代的无神论者,大体上都是桓谭与傅玄、杨泉式的儒家,即以儒家而接受了道家自然之义的学者。不过,由于正宗的主流已在佛教,反佛遂为其唯一的斗争任务,此其不同之点。又由于南朝北朝的文化遗产及其佛教的发展有别,所以北朝与南朝的反佛思想,也颇有差异。
先说北朝。北朝的两次毁佛,皆道家的神仙派为主谋者;例如北魏的寇谦之与北周的卫元嵩,皆为道家。但此等毁佛,只是一种直接的政治行动; 其真正从理论上与佛教作斗争者,则仍为儒家。例如:高谦之、阳固、裴延侨、张普惠(广弘明集“惠”字作“济”)、李瑒、杨炫之、刘书、章仇子陁、樊逊、李公绪等人,就北史、魏书及北齐书本传来看,同为儒家。
北朝由于名理不发达,所以北朝儒家在反佛思想斗争上,多从政治伦理方面立论,鲜有新义。例如: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也只从尊君、理财、卫国等处着眼;李瑒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以孔子“未知生焉知死”论据,主张不应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魏书李孝伯附传、北史卷三三),为唯一的无神论萌芽,然由于自理(全后魏文卷三三)之作而被迫取消其议。大体言之,北朝初期,从未出现无神论及神灭论思想。北齐以降,如樊逊的天保五年举秀才对策(北齐书本传),及邢邵与杜弼的论生灭(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其所展开的无神或神灭思想,及其名理精神, 皆出现于范缜以后;在某种意味上可视为南朝反佛理论的北渐,而不是北朝固有的思想路向。
次说南朝。南朝的士族由于在晋时已有了充分的名理教养,其时佛教也富于佛理研究;故反佛的理论斗争,远较北朝为发展。例如,从南朝初期, 反佛的理论,就已经从多方面展开,而神灭思想即作为反佛理论的有机一环而率先出现。关于此事,弘明集的编者梁释僧佑说得最为明白:
“夫二谛差别,道俗斯分:道法空寂,包三界以等观;俗教封滞, 执一国以限心。心限一国,则耳目之外皆疑。⋯⋯详检俗教,并宪章五经。⋯⋯一疑经说迂诞,大而无徵。二疑人死神灭,无有三世。三疑莫见真佛,无益国治。四疑古无法教,近出汉世。五疑教在戎方,化非华俗。六疑汉魏法微,晋代始盛。”(弘明集后序)
今按僧佑此说,如果剥去其门户偏见,颇能道出南朝反佛的中心论题。其所述六大争论颇值得我们注意。兹就前三疑而言,它明确地指出:
(一)当时反佛的“俗教”是“宪章五经”的儒家。
(二)当时反佛的儒家是“耳目之外皆疑”的肯定感觉为实在的理论者。
(三)肯定感觉为实在的观点,是无神论或神灭论所依据的理论。与此三点同时,它又在相反的方面指出:
(一)与儒家的肯定感觉的观点相反,佛教是从“等观三界”的泛滥于超感觉、超经验的世界出发,而以“耳目之外”为地基来建立空寂的系统; 因而,从这里也就说明了从感觉或经验出发的思想是中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唯
物主义的本质或其历史的界限。
(二)与儒家的无神及神灭思想相反,佛教是有神论及神不灭义的支持者,因而也就解明了神之有无及神灭与否的争辩,是当时反佛斗争的重要论题。
南朝初期的神灭思想,首先我们可以从佛家著作中所谓“客难”的看法上得其鳞爪。例如:刘宋的郑鲜之(道子)所作神不灭论(弘明集卷五)中, 即有下列五段由“客难”所代表的神灭思想:
“形神同灭,照识俱尽。” “客难曰:‘子之辨形神尽矣,即取一形之内,知与不知精矣。然
形神虽粗妙异源,俱以有为分。夫所以为有,则生为其本。既孰有本已尽,而资乎本者独得存乎?出生之表,则廓然冥尽,既冥尽矣,非但无所立言,亦无所立其识矣。识不立,则神将安寄?既无所寄,安得不灭乎?’”
“难曰:‘子推神照于形表,指太极于物先,诚有其义,然理贵厌心,然后谈可究也。夫神形未尝一时相违,相违则无神矣。草木之无神无识,故也。此形尽矣,神将安附而谓之不灭哉?苟能不灭,则自乖其灵不资形矣。既不资形,何理与形为生终不相违?不能相违,则生本是同,断可知矣。’”
“难曰:‘神不待形,未可顿辨。就如子言,苟不待形,则资形之与独照,其理常一。虽曰相资而本不相关,佛理所明,而必陶铸。此神以济彼形何哉?’”
“难曰:‘形神虽异,自然相济,则敬闻矣。子既譬神之于形,如火之在薪,薪无意于有火,火无情于寄薪,故能合用无穷,自与化永。非此薪之火移于彼薪,然后为火;而佛理以此形既尽,更宅彼形。形神去来,由于罪福。请问此形为罪,为是形邪?为是神邪?若形也,则大冶之一物耳。若神也,则神不自济,系于异形,则子形神不相资之论, 于此而踬矣。’”
“难曰:‘神既形为照,形因神为用,斯则然矣。悟既由神,惑亦在神,神随此形,故有贤愚。贤愚非神,而神为形用。三世周回,万劫无算,贤愚靡始,而功显中路。无始之理玄,而中路之功末,孰有在末之功,而拔无始之初者邪?若有嘉通,则请从后尘。’”
凡此有关形神离合而怀疑形尽神不灭之说,在郑论中虽是假出客问以为折驳对象,然在当时必有其人实持此义,以与佛教相斗争。此等人当是僧佑所说宪章五经的反佛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