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杨王孙的臝葬书所表现的无神论思想

杨王孙在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代学“黄老之术”，自是异端学者； 他在风行“厚葬”的潮流里面，提倡了并且实行了“臝葬”，尤为对于中世纪正宗的大胆的抗议与勇敢的战斗。据说杨王孙在临死的时候，教训其子说：

“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 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前汉书卷六七本传）

主张薄葬而至于“臝”，与并世的厚葬之风恰成一尖锐的对比；非有愤世疾俗的异端战斗魄力者，断不能有此决策。所以使其子有“欲默而不从， 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的两难之感。其子不得已，“乃往见王孙友祁侯”，祁侯与王孙书说：

“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则已；若有其知，是戮尸地下，将臝见先人，窃为王孙不取也。且孝经曰：‘为之棺槨衣衾。’是亦圣人之遗制， 何必区区独守所闻？”（前汉书卷六七本传）

祁侯此书，有两点可以注意：其一，死者“有知”“亡知”之辨，是有神无神与否的同义语；可见臝葬论与无神论有其内在联系。其二，引孝经以责臝葬，执“圣人之遗制”而非“区区独守所闻”的“黄老之术”；可见当时厚葬与薄葬，有神与无神，是儒道两家所争辩的问题。正因如此，杨王孙的报祁侯书才说：

“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

臝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 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 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声，乃合道情。夫饰外以华众，厚葬以鬲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闻之，精神者，天之有也； 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其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鬲以棺槨，支体络束，口含玉石， 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槨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匵，葛䞌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工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今费财厚葬，留归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谓重惑。呜呼！ 吾不为也。”（同上）

传末载：“祁侯曰：‘善！’遂臝葬。”就王孙此书分析，可得下列几点意义：

第一，杨王孙所说：“不加工于亡用，不损财于亡谓”，直与墨子的薄葬论如出一辙（皆从经济观点立说）。但是，墨子薄葬而又明鬼，杨王孙则以“死者不知”为前提而主张臝葬。此种原则性的差别，必须特别注意。

第二，杨王孙的“死者不知”的命题，其本身虽不是明显的无神论，但他以生与死为事物的变化，却是新的命题。桓谭新论的祛蔽篇（弘明集题为新论形神），与王充论衡的论死篇中所有进一步展开了的无神思想，无疑是从此派生而演出。

第三，杨王孙所说：“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离形，各归其真”，虽不是荀子式的一元无神论，但其对于生、死、鬼、知、精神、形骸等观念所加的解释，如“鬼之为言归”等，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见解；至少也不是有鬼论有神论的世界观。

第四，正因杨王孙的思想根本不同于宗教迷信的世界观，所以他对于汉代帝王及中世纪贵族的厚葬之风，能够提出有力的批判，敢于宣称自己的臝葬是“将以矫世”，直指自己所批判的对象是“越礼”的“俗人”。此种战斗是勇敢而伟大的。

第五，杨王孙托出了“古之圣王”以对抗儒家的“圣人之遗制”，诚然未脱中世纪学风的“经学态度”。但是，此种思想的卑屈性，早在先秦诸子的先王观念中预伏了根株；尤其在中世纪初期的西汉，正是“经学态度”绝对化的时代，所以虽杨王孙也不能摆脱这种支配风尚。

总之，杨王孙的臝葬书，当作一个理论体系来看，诚然尚未能臻于完备， 但它无疑地是古代无神论思想到中世纪异端思想的过渡形态，是中世纪无神论思想的初期成就。杨王孙在反对厚葬上所表现的战斗精神，正是无神思想的应有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