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之际曹氏与司马氏的酷烈政争

了解了嵇康与魏宗室的关系，了解了何晏与嵇康的关系，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展开魏晋之际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具体画面，从而把两边参加的人物的活动钩勒出来，我们由此乃得以具体把握参加者之一嵇康的生活行为，与其思想发展的关系。

曹魏龙兴未久，司马氏即以勋臣伺攫其后，如黄雀之蹑螳螂，其政治斗争的惨烈，史所罕有。朝臣之中，昨为大魏佐命之臣，今日多暗中输心于司马氏。否则，诛锄杀伐，不旋踵而到来。干宝晋纪总论说得好：“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司马懿司马师）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杰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曹芳）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曹髦）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因此，“朝寡纯德之臣，乡乏不贰之老”。朝臣中合同离异，依违避就的现象，反映敌对双方斗争的酷烈。而司马氏诛锄异己的毒辣残暴，甚至令其子孙都为之不安。世说尤悔第三十三：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复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氏诛锄异己，始于嘉平元年（二四九年）司马懿之诛曹爽何晏等八族，终于景元三年（二六二年）司马昭之诛嵇康吕安等（其后虽尚有诛邓艾钟会等大事，但政治意义已不全属曹氏与司马氏政争范围），中经王凌之诛

（嘉平三年，司马懿），夏侯玄、李丰、楚王彪之诛，齐王之废（正元元年，二五四年，司马师），毋丘俭之诛（正元二年，司马师），诸葛诞之诛（甘露三年，二五八年，司马昭），高贵乡公之弑（景元元年，二六○年，司马昭）等巨大而惨酷的事变。短短十二三年之中，数行征伐，屡诛大族，结果，把曹魏的政治势力彻底打垮了。在嵇康被诛之明年，阮籍便代郑冲执笔，草相国晋公劝进之文，而向秀也因时局所迫入洛，许多持两端观望的人，或原在曹氏方面的人，都跑到司马氏的怀抱中去了。再过两年曹魏便正式被司马晋所代，司马炎做了天子。

统治阶级之间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开始剧烈展开于正始年间，而在思想方面，也以清谈的方式，在所谓“正始之音”中，进行了惨烈的斗争。三国志卷三，魏明帝（曹叡）纪，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冬“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已以燕王宇（武帝之子）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注引汉晋春秋及魏略，可知燕王宇之免大将军，与司马懿有关。“宇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已施行。”（那时，懿方自征辽东还。）而帝复用刘敬孙资计，免宇，令归第，代以曹爽，用手诏召懿径至京师，懿遂与曹爽同受诏辅齐王，时为三年正月丁亥，次日，帝崩。其间事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

齐王立，大权全归大将军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却是一个闲职。曹爽引用何晏邓扬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物于中央政权机构之中，排挤司马氏势力，一面布置私人，切实控制地方军力，擢姑子（即表兄弟）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州军事（三国志卷九曹爽夏侯玄传），以王凌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凌外甥令狐愚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迁毋丘俭自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同上毋丘俭传）。以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同上诸葛诞传）。又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弟中领军曹羲，司马懿禁之不可（晋书卷一宣帝纪）。但在司马氏方面，虽然表面退让，暗中却也在着着布置。司马懿自己仍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屡次统兵与东吴作战，一面以子司马师代夏侯玄为中护军，以蒋济为太尉。正始五年，曹爽夏侯玄兴兵六七万伐蜀，是为骆谷之役，司马懿争之不得。这该是曹氏实力上的大检阅罢，引起司马氏深刻的顾忌。七年，吴伐柤中，曹爽又不用司马懿之言。八年（二四七年），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称疾不与政事，矛盾更表面化了。京城里流行着一种谣言，说：

“何邓丁，乱京城！”（晋书卷一宣帝纪）

嘉平元年，爆发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氏父子阴布兵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了曹爽及其党羽何晏等的势力，诛曹爽等八族，大行杀戮，

“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曹氏势力，大受摧残；然而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斗争在酝酿，在继续发展。夏侯玄被征回来了，解除了都督雍凉诸州的兵权，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做个大鸿胪，数年徙太常。

正当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对立逐渐尖锐化的过程中，那作为思想斗争之一的“正始清谈”也在蓬勃地发展。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晋王（师）亦预焉。晏尝曰：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正始清谈，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主要领袖，而政治的反对派司马氏也预其选，据魏氏春秋所举，司马师，曾为何晏所品赞。但被许以为“几，故能成天下之务”，明白表示司马氏所长，乃在事功才用，而夏侯玄与自己，则为“深”，为“神”，“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长在性命本体的自然深醇神妙，褒贬之意自明。

接着在这一才性区分的品评之后，便有“才性四本”的合同离异。世说文学第四：

“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急回便走。（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

又卷二十八，钟会传： “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

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 世说文学第四：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 “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

才性四本，是言家口实，是正始清谈的中心问题所在。今其文不传，然而很明白的，才是言事功杂多，便是所谓“能成天下之务”的“几”；性是指本体一元，便是“能通天下之志”的“深”，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的“神”。四本论的才性，便是发展了何晏的那番“深”“几”“神”的论议的。思想上的才性四本的同异合离，便是反映了政治上的派系间的同异合离的。

才性同异论，很早便在傅嘏等人间发生激烈的争辩。三国志卷十荀或传注引何劭作荀粲传：

“（荀）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尝谓嘏粲等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才）必胜我，但识（性）劣我耳。（即才性异）’嘏难曰：‘能盛功名者，

识也。天下孰有本（性）不足而末（才）有余者邪？（即才性同）’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将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能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即才性合）’”

世说文学第四：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

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此与三国志注文字略有出入——引者按）”

政治见解的不一致，反映到思想认识上也不一致；同时，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也影响政治见解的不一致。傅嘏才性论之不同于夏侯玄，和投向司马氏的营垒是有关联的。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

当傅嘏开始与何晏等离远时，何晏等是竭力拉拢过他的，而嘏却掉头不顾。世说识鉴第七：

“何晏、邓扬、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隟。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 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扬，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龠，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後皆如其言。（接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文字略有出入）”

傅嘏从此便与钟会等同为司马氏政治乃至思想营垒中的健将。

才性四本论中，主张“异”的李丰，主张“离”的王广，在政治斗争中，倾心于曹氏，而又不敢在曹氏政权极盛时明白坚定地站在一面，动摇游移，依违两可，徘徊两不可，始而消极骑墙，终而仍被司马氏所诛。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

“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夏侯）玄。”

注引魏略曰：

“曹爽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似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净，而内图事，有似于游光也。（游光即火神——引者按）”

曹爽何晏被杀后之第二年，王广与其父王淩，同被司马懿所诛，而李丰则与夏侯玄同在嘉平六年被司马师所杀，上距曹爽之诛，不过五年而已。

王淩王广父子，在思想上固然主张才性离，与司马氏的论客傅嘏钟会不合，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方面，又表里不一，既与司马相违迕，复不敢联盟友派，积极反对，终为司马氏所各个击破。三国志卷二十八王淩传：

“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淩为太尉，假分钺。（这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手段——引者按）淩（与外甥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

马，与彪相问往来。淩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广。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事，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博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军到丘头，淩面缚水次，宣王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王）广有志尚学行，死时年四十馀。”

据干宝晋纪：“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三国志王淩传注引）

关于楚王彪与王淩令狐愚的交往，同上注引魏略说：“愚闻楚王彪有知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淩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于王，言使君（时令狐愚为兗州刺史）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

王淩在曹爽何晏等被诛之后，失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领导，乃拉出楚王彪来号召，这是政治斗争发展的合理归趋。上引讹言与谣言，显然可见是一种思想上的预先布置，通过迷信方式，先令人心知道天命的有所归属。这种政治斗争手段，正反映了斗争的深刻尖锐程度。三国志魏志卷二十楚王彪传， “楚王彪字朱虎。⋯⋯黄初七年徙封白马。太和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迎彪都许昌，语在凌传。廷尉请徵彪治罪，于是依汉燕王旦故事，赐彪玺书切责，使自图焉。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是魏武孙姬的儿子，与曹植为异母兄弟，黄初四年冬，与诸王朝京师，任城王彰暴薨（为文帝所谋杀），次年，与植同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植传注引魏氏春秋）那诗便是曹子建集中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因此，王凌之谋废立，除主要的反映着对司马氏的矛盾外，还附带的反映着魏室武帝诸王系对文帝诸王系的矛盾。此在题外，这里不多说了。

嘉平六年，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为司马氏消灭曹氏势力的又一大举动。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为海内重人。陈寿说：“玄以规格局度，世称

其名”（三国志本传）。世说新语提及夏侯玄的有好多处，都是称颂他的。“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

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注引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耶，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耶？’”又引魏氏春秋曰：“（玄）风格高朗，弘辩博畅。”又引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

（方正第五）

“夏侯太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太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同上）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雅量第六）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

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赏誊第八）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

止第十四）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由上引资料，总括夏侯玄的性格是高贵、涵蓄、不肯随便，仪表极为端雅。因此遂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世说识鉴第七注引傅子）成为“一时之杰士”。（识鉴第七，荀粲语）这在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及注中，也可以得到同样材料。陈寿著书于晋代，对夏侯玄多有微辞，然不得不称许其“格量弘济”。

与夏侯玄同被诛的李丰，也是与夏侯玄同被时人所品题的名士。上引世说容止，将二人风仪相提并论，不仅表示时人心目中二人地位均等，而且说明了二人关系的密接。魏略：“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黄初中，以父任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耶？’”（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说容止注引略同。）可知李丰在正始名士中地位的高贵。

然而夏侯玄与李丰在司马氏的论客傅嘏的眼中看来，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傅子，世说识鉴文字略有出入）又说李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味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傅嘏传注引傅子）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对立中，夏侯玄以与曹氏累世姻亲，关系密切，司马氏对之当不存拉拢的幻想，故打击极重。曹爽败后，被召为大鸿胪，又徙太常，抑绌不得意。而李丰则在曹爽秉政时，从骑墙面目出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被讥为“游光”，司马氏对之，尚希冀其终能为己用，予以亲待，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仍奏以为中书令，可知个中消息。然而李丰终以儿子韬选尚公主，连姻国家，思附至尊，遂与皇后父张缉结谋，欲诛大将军司马师，而以夏侯玄代之辅政。结果，谋泄，事败，于嘉平六年二月同被诛。三月张后被废，九月魏帝被废为齐王，送归河内。这一政治波澜，胜利的结果为司马氏所得。

紧接在夏侯玄李丰被诛之后的第二年，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毋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又以谋反闻。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曹爽之邑人。” 正元二年，“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俭钦等表陈司马师罪状十一条，其中便有涉及诛李丰张缉，及废帝后的事：

“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拉杀之，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佑，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齐王，悲不自胜，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强催督遣，

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139

其中有涉及司马氏对待魏室诸王的办法一条，意义尤为深长，不但可以窥见司马氏用心的周密与手段的凶狠，而且可以看出统治阶级集团内讧对于财产关系的重视态度。

“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疆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

据三国志卷四，齐王芳被废归藩的时候，也被送河内安置，而不令其归本国。因此，河内（邺）便不啻是魏宗室诸王公的集中营。但是也因此，环绕在河内周围的一些地方，便成为魏室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点在下文详论）。对于毋丘俭文钦的反叛，司马师为了新割目瘤，原想不亲去征讨，可是

傅嘏与王肃却劝他，他才亲自去了。三国志傅嘏传： “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

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

——注引魏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

傅嘏的“淮楚兵劲”一语，充分反映毋丘俭文钦军力的强大，相形之下，司马氏是相当危殆的。“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这紧急的呼号，终于把司马师的决心唤了起来，不顾目瘤的创痛，亲自舆疾而东了。

俭钦失败之后，司马师因目疾恶化，死在军中，在形势仓皇危难之陈，又靠傅嘏与锺会的合谋，把军政大极安稳地转移到司马昭的手里。傅嘏传： “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注引

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

在锺会传里，更写得清楚： “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锺）会从，典知密事。卫

将军司马文王（昭）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会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

中诏说的话，正反映着在司马师死后，军政大权的归属尚在徬徨危疑，动摇未定的时候，曹氏方面预计乘机剥夺司马氏大权的计谋深远的策略布置：一面把司马昭稳住在许昌，一面叫传嘏统军还洛阳。然而傅嘏与锺会却没有接受诏命，把军权交给司马昭，跟着昭率领大军，径到洛阳来了，这样，便安住了司马氏的天下。在晋书卷二景帝纪与文帝纪，也有同样的记载：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文钦之子）鸳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景帝纪）

“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

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文帝纪）

原来在司马师大军东征的时候，后方不得不叫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直到军中疾笃，才以卫将军身份遄赴许昌，接统六军；而朝廷却又叫他就此留在许昌，把六军交传嘏带回来。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形势，是没有一个时期缓和过的。

甘露二年至三年，司马氏所讨平的征东大将军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乃是司马氏所削除的最后一个国内的军事异己势力。这一次军事行动，司马氏动员了二十六万众，历时大半年，自甘露二年五月，至次年三月，乃克平定，是颇费了一点力量的。大敌清除之后，司马昭在军事上，乃大大地采用怀柔的策略。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 吴众悦服，江东感之。”

所以注引习凿齿的话：“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诸葛诞、文钦、唐咨），大虏吴众，席卷淮南，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语气虽不免赞扬过分，然而也相当把握到司马氏策略转变的客观上的要求与效果。因为国内在那时，已不复有强大的军事敌对力量存在了。

诸葛诞在明帝朝，为“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扬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正始初（曹爽秉政），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经过王凌、毋丘俭诸役，诞以功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转为征东大将军。“诞既与玄扬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毋丘俭之败，文钦亡至吴）俱来应诞。从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世说品藻第九，有论诸葛氏的文字：“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又三国志本传注引世语：“司马文王既秉朝政，是史贾充以为宜遣参佐慰劳四征，于是遣充至寿春。充还，启文王，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徵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徵事迟祸大。乃以为司空。”又注引魏末

传：“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入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可知诸葛诞原为正始名士，与夏侯玄邓扬友善，思想与司马氏先已蹊径不同；其后在禅代问题上，输忠魏室，自然不能为司马氏所容。

司马氏跟魏室政治中枢的最高权力象征皇帝的直接冲突，是在高贵乡公甘露五年。据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结果，以太后下诏，罪高贵乡公不孝，说他是“自陷大祸”，结束了这紧张的一幕。这是双方政治矛盾发展的极致，从而，强有力的一方突破了表面均衡的矛盾，以压倒的力量，表现出向一方倾欹的优势，宣告了司马氏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