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嵇康的辩论方术的义例与具体应用

嵇康的文论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辩难的文章。这巨大数量的辩难文章中，包含着他的辩论方术的义例，也显示了在许多问题上，他的辩论方术的具体应用。这种辩论方术的义例与具体应用，虽然在其体系上是一系列的诡辩，但是，在形式问题上面，却闪出些光彩，对中国的逻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现在，请进而论究嵇康的辩论术。

嵇康认为进行辩论的时候，首先要把握论题的基本意义，总领一切，然后所有的细节旁支，才有所附丽，有所统摄。当他论明胆问题时，便首先提

出元气陶铄，赋受多少，才性昏明，明胆偏受这一基本意义。论敌吕子问他“浮秽迂诞”地“引浑元以为喻，何辽辽而坦谩也？”他回答道：

“夫论理情性，折引异同，固当寻所受之终始，推气分之所由。顺端极末，乃不悖耳。今子欲弃置浑元，捃摭所见，此为好理纲（案当作纲）目，而恶持纲领也。”（明胆论）

“好理纲目，而恶持纲领”，便不能“顺端极末”。所谓“端”，便是论题的总纲，论题的基本意义，所谓“末”，便是论题的细节，以及论题可能支蔓到的旁支。把握住论题的总纲或基本意义，便可以畅快地到达论题的一切细节旁支，让辩论者充分地走完他的思想的途程，而不致有所散乱与阻碍。

其次进行辩论的时候，理论的依据，主要的应该建筑在“自然之理”上；自然之理圆满了，才找“古义”来证明。他说：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

（声无哀乐论）

不要如汉代人仅看重古人的偶像，这命题是思想方法上的一种进步（这是与他的反名教反礼乐思想关联着的，说见下节）。但所谓自然之理，又是什么一种理呢？是从那里找寻得来的呢？看下文，原来所谓自然之理，却正是“得之于心”的师心之见（刘勰谓嵇康师心以遣论），则其不足恃，也还与古义相仿佛的。他在论“至理”的时候，同样持着师心之见。

“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

（答难养生论）

这里的“求诸身”，是上文“得之于心”的同义语。求诸身，有所悟，然后校外物以知之。外物的重要性，与上文的古义相同，只是次要的。以古义为次要，是对的，以外物为次要，却有了问题。这关联着嵇康的整个诡辩思想的体系。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他是不理解的。

第三，嵇康在辩论时，特别在击倒论敌时，善于运用形式逻辑的拒中律。统计他的文论中，有四处运用着拒中律，另有一处是拒中律运用的引申。

“又曰：季子听声，以知众国之风；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

（以上为东野主人复述秦客之言——引者按）。案如所云，此为文王之功德，与风俗之盛衰，皆可象之于声音。声之轻重，可移于后世。襄、涓之巧，又能得之于将来。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绝于今日，何独数事哉？若此果然也，则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数，不可杂以他变，操以余声也。则向所谓声音之无常，钟子之触类，于是乎踬矣。若音声之无常，钟子之触类，其果然邪，则仲尼之识微，季札之善听，固亦诬矣。”（声无哀乐论）

这是一个例子。 “既曰寿夭不可求，甚于贵贱；而复曰善求寿强者，必先知夭疾之

所自来，然后可防也。然则寿夭果可求邪？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三百，殇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复曰不知防疾，致寿去夭，求实于虚，故性命不遂。此为寿夭之来，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则夭短者，何得不谓之愚？寿延者，何得不谓之智？苟寿夭成于愚智，则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论，奚所措之？凡此数事，亦雅论之矛戟矣。”（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这又是一个例子。

“苟宅能制人使从之，则当吉之人，受灾于凶宅，妖逆无道，获福于吉居。尔为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无徵邪？若吉凶故当由人，则虽成居，何得而后有验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也？果有宅邪？其无宅也？”（同上）

这又是一个例子。 “前论曰：若许负之相条侯，英布之黥而后王；一阑之羊，宾至而

有死者；皆性命之自然也。今论曰：隆准龙颜，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当成，人不能坏；相所当败，智不能救。⋯⋯ 全相之论，必当若此，乃一涂得通，本论不滞耳。吾适以信顺为难，则便曰信顺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顺成，亦以不信顺败矣。若命之成败，取足于信顺，故是吾前难，寿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顺果成相命，请问亚夫由几恶以得饿？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积几善而获存？死者负何罪以逢灾邪？既持相命，复惜信顺，欲饰二论，使得并通，恐似予盾无俱立之势，非辩言所能两济也。”（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这又是一个例子。以上四个例子，都是拒中律的具体应用。所谓“雅论之矛戟”，所谓“矛盾无俱立之势”，取具体的譬喻，以指出方术的运用，意义非常明确。

在下面一个例子中，则为拒中律运用的引申： “又曰：（指论敌之言——引者按）时日先王所以诫不怠，而劝从

事。（以下为嵇康之词）足下前论云，时日非盛王所有，故吾问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以诫劝，此复两许之言也。纵令惟戊尽于诫劝，寻论案名，当言有日邪？无日也？”（同上）

两许之言，即两可之言，违反了拒中律。故这里是拒中律的引申，用以破论敌的“两许之言”。

嵇康又运用拒中律于辩论中，从反驳论敌的“反拒中律”，下面便是一个例子。

在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中，嵇康的论敌道：“墨翟著明鬼之篇，董无心设难墨之说。二贤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两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则愚，甚无之则诞。故二子者皆偏辞也。子之言神，将为彼邪？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则公神废，邪忌设，则正忌丧；宅墓占，则家道苦；背向繁，则妖心兴。子之言神，其为此乎？则唯吾之所疾争也。”在答释难中，嵇康这样答复：“足下得不为托心无神鬼，齐契于董生邪？而复顾古人之言，惧无鬼神之弊，貌与情乖，立从公废私之论。欲弥缝两端，使不愚不诞，两讥董墨，谓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辞辩虽巧，难可俱通，又非所望于核论也。”

释难的作者，“弥缝两端，使不愚不诞，谓其中央可得而居，”运用反拒中律来建立其理论，而嵇康则以拒中律破之。

第四，嵇康在进行辩论时，常设身处地，为论敌先立数义，然后逐一破之，所谓“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例如介葛卢闻牛鸣，知其三生为牺；羊舌母听闻儿啼，而知其丧家。论敌提出这样的例子来证明盛衰吉凶存乎声音时，嵇康便运用这个方术破之。介葛卢何以能闻牛鸣而知其三生为牺呢？请先立数义：

（1）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2）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3）观气采色，知其心邪？

然后逐一破之：

（1）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2）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老于马，而误言鹿，察者故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3）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次序加以调整，与原文微有出入。）（声无哀乐论）

再举羊舌母听闻儿啼的例子：

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先立数义）（1）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2）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也，故知其丧家邪？

然后逐一破之：

（1）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2）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心之与声，明为二物，⋯⋯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得之于考试，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同上）

第五，在辩难时，可以“借以为难”。所谓借以为难，就是借用类似的事例，来进行辩难，证明本义的坚强莫破。例如嵇康说养生之宜，五谷不如上药。而论敌则说，肴粮入体，益不逾旬，以明宜生之验。于是嵇康反驳道：

“今不言肴粮无充体之益，但谓延生非上药之偶耳。请借以为难。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假无稻稷之域，必以菽麦为珍养，谓不可尚矣。然则世人不知上药良于稻稷，犹守菽麦之贤于蓬蒿，而必天下之无稻稷也。若能杖药以自掖，则稻稷之贱，居然可知。”（答难养生论）

借以为难，很像譬况，但也并不全同于譬况，可说是譬况中最严格而切近于本义的一种。

第六，嵇康指出辩论方术上的几种毛病：

以非同类相难。例如介葛卢闻牛鸣事，嵇康辩驳道：“若谓鸟兽皆能有口，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解其语而论其事，犹传译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声无哀乐论。）传译异言，与考声知情，并非同类，因此非所以为难。这正是犯了形式逻辑上“中介意义两歧”的毛病，也就是犯了形式逻辑上“三段论式具有四端”的毛病。如演之为三段论式，则如下：

介葛闻牛鸣而知其三生为牺之哀，（大前提）牛鸣是一种声音，（小前提）

故声音是与哀乐有关的。（结论）

作为中介的牛鸣，在大前提中是意味着牛的语言，在小前提中却只是指一种声音，意义便两歧了，也就是一个中介代表了两个端，与大端小端联在一起，便有四个端了。所以，非同类，非所难。

以必然喻未必然。例如在自然好学论中，张叔辽以口之于甘苦出于自然，来喻人类的自然好学，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驳道：“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痒，感物而动，应事而作。不须学而后能，不待借而后有。此必然之理，我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学，则恐似是而非之议，

学如一粟之论，于是乎在也。”

不尽与偏是之议。进行辩论时，没有全部列举达到结论所需的条件，便是“不尽”，由不尽得出的结论，便是“偏是之议”。

“论曰：专气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养生之正度。求之于怀抱之内，而得之矣。又曰：善养生者，和为尽矣。（以上为论敌之言，下面是嵇康的话）诚哉斯言，匪谓不然。但谓全生不尽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乱政之害。重门击柝，所以备狂暴之灾。居必爽垲，所以远气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为害者，此未足以尽其数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为尽乎。”（难宅无吉凶摄生论）

这便是“不尽”。

“论曰：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则果无宅也。（以上为论敌之言）应曰：不谓吉宅，能独成福，但谓君子既有贤才，又卜其居，顺履积德，乃享元吉。犹夫良农既怀善艺，又择沃土，复加耘籽，乃有盈仓之报耳。⋯⋯良田虽美，而稼不独茂，卜宅虽吉，而功不独成，相须之理诚然。则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则弃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则绝阴阳之凶吉；持智力则忘天道之所存；此何异识时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谷乎？是故疑怪之论生，偏是之议兴，所托不一，乌能相通？”（同上）

这便是“偏是之议”。

总观嵇康的逻辑运用，当他在现实世界的“常”事上讲说时，就闪出了一些光辉的命题；然而当他在证明他的概念世界的“至理”和神鬼的论点时，就表显出诡辩体系，二元论的理论都有这些特征。由前者而言，他的逻辑客观上是有成就的；由后者而言，他企图从逻辑上得出比汉代更高明的神学，则是诡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