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广东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1936年开始恢复重建。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指导广东党组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10月，广东地区共有党员2.2万多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们创建了广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坚持了长期抗战。

1939年到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逆流，镇压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坚持抗战，预防突然事变，巩固党的组织，保护党的干部，积蓄革命力量，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采取长期埋伏和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

1940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国统区的党组织必须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及时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防范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为广东抗战保存和输送了骨干力量。

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强调所属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工作、方法和组织上实行转变，从过去轰轰烈烈的群众救亡运动，转变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

1940年，为了避免党的领导机关遭受破坏后其他组织受到牵连，或造成群龙无首局面，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拟在广东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作为南方局的派出机关，对华南各地党组织实行分区领导，使地下党的工作同南方局领导的公开工作分开。

经中央书记处同意，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于1941年春成立，代表南方局领导广东、江西、广西、福建、香港、澳门等地党的工作。

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部长郭潜，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委员王涛，秘书长姚铎。

南委在广东省曲江县设立交通站，在福建省平和县设立电台，负责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委下属各地党组织保持联系。

同时撤销广东省委，分设粤北省委、粤南省委，李大林和梁广分别任粤北和粤南省委书记。粤北省委、潮梅特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取消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实行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

此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香港、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须与秘密党机关隔离，交通驻地均应分开。

但是，1942年4月下旬，被派往曲江检查工作的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

郭潜叛变后，便带领特务逮捕了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中共粤北省委组织部部长饶卫华等，粤北省委遭到破坏。

随即郭潜又带领特务逮捕了从香港撤回粤北乐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着，郭潜和国民党特务直扑南委机关驻地广东大埔。

由于谢育才报警，南委有所警觉，在南委书记方方的指挥下，南委机关大部分人员提前按计划秘密撤退，只剩下南委联络站“天成”布店，由两个店员支撑门面，进一步掩护撤退。

当敌人赶到大埔包围“天成”布店时，南委机关及电台已安全转移，敌人扑了空，妄图全面破坏南委的阴谋破产。

但不幸的是，郭潜带领特务奔向大埔县高陂镇，正好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相遇，张、涂及随行人员被捕。

同年7月9日，郭潜又带国民党特务前往桂林，制造了广西“七九事件”，逮捕了中共广西工委副书记苏曼等30人，省工委书记钱兴幸得房东掩护，脱险撤退，广西工委遭到破坏。

这就是国民党特务一手制造的震惊全国的“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这是继“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又一起迫害共产党人、破坏团结抗战的严重事件。

粤北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粤北省委秘书长严重同志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立即派人分别通知各部和有关同志转移隐蔽，并通过省委电台电告南委和方方同志，同时向中共南方局周恩来同志报告粤北省委被破坏情况，请示应变办法。

按照紧急部署，省委各部负责人饶彰风、黄康、李殷丹、陈能兴、张江明等和省委电台及下属组织的同志都分别安全撤退到东江部队，以及到西江和桂林等地隐蔽，严重同志则留在韶关做善后工作。

1942年5月27日凌晨，李大林被捕，黎伯松得到消息后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始兴县红围，用急电向中央和南委报告粤北省委机关被破坏、李大林等同志被捕的情况。

当天晚上，在中共始兴县委的协助下，黎伯松完成了省委电台及其工作人员的隐蔽和转移疏散。

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粤北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知道郭潜叛变，事态将急剧转变，很为廖承志等人的处境担忧，马上给南委发了一份急电，要方方速告在曲江的廖承志立即转移重庆，如走不了，也一定要住在他的母亲何香凝处。

很不幸的是，南委没有与廖承志联系上，廖承志于1942年5月30日被捕。

面对危险情况，6月8日，周恩来发出对南委行动的指示：

（一）不仅与江西而且与粤北断绝一切来往，南委负责同志立即分散隐蔽，首求自保；（二）南委与承志及香港归来的一切公开关系完全断绝（包括邹、柳两人）（即邹韬奋、柳亚子先生），他们的关系，我们另设法联系；（三）停止派人往桂林取款，以避波及；（四）立即斩断一切上层的公开关系；（五）你们直接管辖的下级党部暂作静止，不作声息，不做任何活动；（六）立即停止与江西电台联络。

同年8月，周恩来经请示中央同意，又向广东军政委员会尹林平发出电报，指示南委工作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应利用职业隐蔽，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何时恢复组织活动，等待中央指示决定。

同时，周恩来还专门与到重庆汇报工作的中共潮梅特委委员张克谈话，要求南委和潮梅特委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设法找到地方并要他隐蔽起来，二是暂时停止组织活动，三是撤退和疏散干部，首先是有色彩的干部。

鉴于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受破坏，粤南省委已撤销，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设于东江游击区，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共同担负领导全省党政军之责。

广东党组织及时地贯彻上述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得到了保护，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同时加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大批党员转移到游击区，充实了抗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