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游击总指挥部成立

1938年10月12日，日本侵略者在深圳大亚湾登陆，惠阳、东莞、宝安、增城、博罗等地相继沦陷。当时驻扎在广州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兼第四战区司令余汉谋，率领军队败退到粤北一带。

这样一来群龙无首，那些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国民党军队残部以及当地原来归属国民党军队领导的地方部队和一些自卫武装，各自为战，根本无法与汹汹而来的日寇进行有效的战斗。

广东人民对这种乱糟糟的局面十分不满，强烈要求集结军队，抗击日寇。

身为当时广东一带国民党抗日军队最高军事指挥的余汉谋，为了缓和民众情绪，也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决定委任手下将领谭邃为东江游击指挥，将深圳、大亚湾一带的抗日军队统一领导起来，组织起有效的抗敌力量。然而谭却畏首畏尾，不敢接任。

正在余汉谋一筹莫展的时候，叶挺将军突然出现在了广东。叶挺将军之所以来到广东深圳，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到香港与中共东南特委的负责人廖承志接头，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叶挺将军的突然出现，让余汉谋大喜过望，他当即找到叶挺，请求叶挺将军出任东江游击总指挥。叶挺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同意出任这个军事领导的职位。

在与廖承志协商后，东南特委立即组织了30多人，由我党骨干蔡国梁出任排长，随同叶挺一起，来到深圳镇，就在当时的东门老街鸿兴酒家，成立了东江游击总指挥部，做了临时的抗日指挥中心，分设司令部和政治部两个机构。

凭着叶挺将军出色的军事指挥才干和声望，当时在深圳以及大亚湾一带的抗日武装，迅速地集结到了我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部队大旗之下。

东南特委还决定，调来曾生同志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模范壮丁大队，担任叶挺将军的警卫营。

叶挺将军一方面利用余汉谋授予他的领导权力，向散落在大亚湾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及地方武装发布命令，号令他们接受东南游击总队的指挥和调动，另一方面，指派我党我军的干部和武装人员，深入到大亚湾一带的民众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

叶挺计划以曾生、王作尧的队伍以及东宝惠边抗日游击大队为核心，改造其他抗日武装，在短期内建立一支拥有万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此，叶挺曾带人去龙华会见地方团队头目。

叶挺将军的活动和我东南游击总队的迅速发展壮大，引起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警觉和注意，他对余汉谋大发雷霆说：“你让叶挺在那里指挥，等于让共产党在广东又建立了一支新四军。”

蒋介石命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催促叶挺赶快回到新四军去，不许在广东停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党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也为了不影响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决定将叶挺调离广东。这样，叶挺将军在深圳东门鸿兴酒家内的司令部内，总共待了7天。

虽然东江游击总指挥部仅存在7天，但它为宝安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东江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叶挺离开深圳的时候，东南游击总队上下的指战员，都对将军表示了深深的惜别之情，许多指挥员和战士都难过地哭了。

叶挺将军虽然来到深圳的时间很短，但也对大家有了很深厚的感情。在行将离开深圳的时候，他将一直佩戴在自己身上的左轮手枪，送给了担任他警卫营长的蔡国梁，嘱咐他好好带兵打仗，抗击日寇。

为了将叶挺离开后的工作局面进行有效的梳理和整顿，东南特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派组织部长吴有恒来到深圳，整编部队。

吴有恒，广东省恩平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起，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与组织部长林李明，宣传部长周伯明、杜埃，职运部长陈森、黄宇，团结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坚决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各界群众捐款援助抗日，发动设在香港的惠阳青年会、海陆丰同乡会等，组成回乡救亡服务团，到东江、西江、五邑、南路与海南岛各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10月，吴有恒任设在香港的东南特委常委、组织部长，与东南特委书记梁广、东南特委宣传部部长杨康华、青运部长钟明、妇运部长曾珍、职运部长黄宇发动特委管辖的香港、澳门、南海、佛山、东莞、深圳等地人民，坚决反对日军占领广州，开展抗日游击斗争，打击日伪军。随后，吴有恒任特派员，到香港、佛山、广州郊区等各地指导抗日等革命斗争。

不久，吴有恒接到中央指示，前往深圳做指挥部的善后工作。吴有恒到深圳后，立即带领蔡国梁等30人转往坪山。原属王作尧部驻扎在深圳专为叶挺将军警卫的100多战士，也随着吴有恒转移到坪山，编入曾生领导的惠宝抗日游击总队。

叶挺将军赠送给蔡国梁的那支手枪，后来他送给了吴有恒。吴有恒在佩带了一段时间后，又将它转送给了担任东江纵队指挥的曾生。

曾生特别喜欢这支手枪，因为它是叶挺将军的珍爱之物。这支手枪，曾生将军一直随身佩带到解放，后来又将它捐献给了革命博物馆，作为叶挺将军的遗物永久珍藏。

叶挺留下的这些部队在东南特委的领导下，继续转战在深圳一带，抗击着日本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