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

1940年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召集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的军事干部在宝安县布吉的上下坪村开会，称为上下坪会议。

会议决定，把曾、王两部原来的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成立，与抗日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蔓延到广东。

1939年12月至1940年春，国民党发起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3月8日晚，正当我抗日军民在坪山举行“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时，国民党顽军罗坤、梁桂平支队和惠阳、博罗县大队千余人，从龙岗、淡水、坑梓向坪山进逼。

9日晚，新编大队由梁广、梁鸿均、曾生率领，穿过敌人的包围圈，经石井、田心向东突围。与此同时，国民党惠州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指挥顽军在第二大队驻地乌石岩周围增加兵力，保安第八团调到东莞梅塘，袁照华支队进驻观澜，形成对乌石岩、龙华包围态势。

8日晚，第二大队在王作尧、何玉成率领下，从乌石岩出发，经观澜，向淡水方向突围。曾、王两部突围后，开始了向海陆丰东移。

两部东移后，处在国民党顽军重重包围之中，几遭挫折，人员由700多人减至100多人。

7月，曾、王两部收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转来的中共中央5月8日批示：“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本与国民党之间，在政治与人民优良条件下，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磨擦仗。”

中共中央“五八”指示挽救了曾、王两部，指明了斗争方向。曾、王两部随即在海丰泗马岭会合，转大安峒休整后，准备重返惠、东、宝前线。

8月，曾生、王作尧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100多人经过10天的秘密行军，返回到宝安惠阳的前线。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确定东江抗日游击队今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和任务，1940年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组织召开了上下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林平、梁鸿钧、曾生、王作尧、周伯明、邬强、卢伟良、蔡国梁、阮海天、黄高阳等。

会议由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前东特委书记林平主持。与会同志认真学习和讨论了中共中央5月8日指示精神，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非常正确、及时，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部队，给部队指明了斗争方向。

会议总结了5个月来东移海陆丰的经验教训，认为造成东移海陆丰的错误，一是对抗战形势和国共两党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二是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方针认识不足，又缺乏斗争经验，因而在国民党顽军的进攻面前陷于被动，遭受重大的损失。

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对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其战略意图是巩固占领区和打击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为主，但其重点在华北，这对我们发展华南抗日游击战争是有利的。我们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会议确定，坚持在惠、东、宝敌后继续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成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对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不怕打磨擦仗，敢于击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根据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形势发生的变化，会议决定把曾、王两部原来的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组织上完全摆脱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不受国民党当局的任何限制和约束，独立自主地解决经济供给，扩大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使广东抗日游击队更加旗帜鲜明地以人民军队的面目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

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即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治委员，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

第三大队长曾生，副大队长邬强，政训员卢伟良，下辖两个中队、1个短枪队。第五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副大队长周伯明，政训员蔡国梁。

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地区，第五大队则在宝安阳台山地区和广九铁路两侧活动。领导中心设在东莞。

上下坪会议是曾、王两部东移受挫重返敌后的重要时刻召开的，是东江纵队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转折点。

上下坪会议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干部提高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和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的自觉性，统一了干部的思想，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斗争胜利的信心，振奋了精神，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后的胜利发展和建立惠、东、宝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