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抗日根据地的统战

中共广东省委领导机构于1936年9月重建后，运用各种形式，发动和领导工人、学生、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在东江所属的重点区域惠阳、东莞、海丰、龙川、和平、紫金等县纷纷成立民众抗敌后援会、民众御侮救亡会、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并组织抗日救乡团体壮丁队、妇女队、少年先锋队和自卫队等，举行示威游行活动，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等。很快，东江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全面地开展起来。

中共东江地方组织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先后引导和组织了以青年为主体的惠青救亡工作团、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抗日先锋队，在整个东江地区开展起声势浩大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这些团体深入农村圩镇，以时事座谈会、专题讲座、文艺演出、夜校学习、出版情报等各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和全国抗日形势，激发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在这些团体的宣传发动下，几乎所有区乡都建立了青年抗日同志会、妇女抗敌会、统率团、壮丁队和自卫队等，数以万计的青年男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局面。

中共东江各级组织还积极与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等沟通协商，壮大自身革命力量和统一战线的声势。如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由农民、工人、学生组成，组建初期作战武器很缺乏。

队长王作尧在时任东莞县政府“社训”总队负责人颜奇的协助下，通过向东莞县长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从县武器库中取得40多支步枪，每支枪配15发子弹。

东莞张广业通过莫纪明介绍在高步买枪、修枪，秘密成立游击小组。

黄木芬在宝安观澜乡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吴盛唐和实力派人士曾鸿文的支持下组织抗日自卫队，随后成立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莞县长岭地方实力派人物吴金水是国民党顽军大队长黄文光的拜把兄弟，经过中共东江组织的教育争取后，积极支持东江抗日游击队，为游击队提供情报和经济援助等。

在此基础上，中共东江各级民主政府按照“三三制”的基本原则，在民主建政的过程中注意吸收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和支持抗战的地方实力派参加政权建设工作。

惠东行政督导处吸收陶陶然、陈浩然等一批地方知名人士参加民主政府文化部门的工作，为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增加了力量。

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东江各级民主政权先后召开有各阶层、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国事座谈会，共商民主建政问题。

1944年4月，惠东行政督导处在大坑乡召开的国事座谈会，就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实问题进行磋商，收到了较好效果，极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人士抗日积极性。同年3到4月间召开的路东和路西国事座谈会，由于中共广东省临委和东江纵队高层领导人亲自参加，其影响更加突出。

到会代表通电全国，呼吁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国事座谈会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内各项工作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威力日益显示出来。

东江抗日根据地毗邻港澳，海外华侨比较多。团结发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回国支援抗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此，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利用多种途径，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宣传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吸引和动员他们回国回乡参军参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香港市工委和海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在港澳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相继成立各种救亡团体，动员港澳同胞从道义上、物质上积极援助东江人民抗日的同时，分期分批以工作团、救亡团、服务团等名义回到东江直接参加抗日行列。

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则利用各种形式吸引、动员港澳同胞及海外华侨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华侨积极支援家乡人民抗战。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港澳同胞及海外惠属侨胞迅速行动起来，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给予东江人民以实力支助，并且在直接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8年10月，南洋惠属侨胞得知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10月30日，南洋各地惠属侨胞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全面负责海外惠属侨胞支援东江抗日武装斗争各项事宜。

12月中旬，在中共东南特委的主持下，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的代表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宗旨，并于1939年1月在惠阳县淡水正式宣告成立，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建立及其活动，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东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中共东江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除了组建团体支援东江人民抗战外，还从精神上、政治上、舆论上支持东江人民的抗日斗争。

从1938年8月始，东江侨胞和港澳同胞先后组织了15个工作队，12个服务团、队，2个剧团，1个政工队共500多人回到东江，大力支持东江人民抗日。

他们广泛深入东江城乡，发放粮食和衣物，免费为伤、病员治病，通过书写标语、制作漫画、出版墙报、散发传单、上演话剧等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从一个侧面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抗日。

他们通过节日纪念召开群众大会，举办战时小学、识字班、民众夜校，设立阅览室、文化站，举办座谈会，深入各家各户谈心帮助解决问题等形式，鼓励广大群众抗战到底。

他们还以民众自卫武装的形式，组建打猎队、联防队、自卫队等，将农村枪支集中起来，武装自卫青年，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准备了力量。

此外，从财力、物力上全力支援抗战，是海外东江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形式之一。他们以月捐、难童捐、救灾捐、购机捐、寒衣捐、劳军捐、义卖、义演等多种形式进行筹赈运动。

为了长期捐助祖国家乡抗战，新加坡惠侨救乡会决定将新加坡华侨按每户家产的10%捐作支援抗战之用。

南洋惠侨救乡会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决定将所捐资产的10%捐作支援抗战之用，并决定将所捐资金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剩下的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金。

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还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军参战，出现了父母送儿女、妻子送丈夫、家长带领全家一起回乡参战救国的爱国热潮。

他们的爱国之举不仅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干部和兵员，而且许多华侨和港澳爱国青年在八年抗战中不畏强敌，英勇为国捐躯。港澳同胞和惠属海外侨胞在抗日战争期间之义举，作出的重要贡献，既是民族情感、民族精神、中华凝聚力促使的具体表现，也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各级组织和各界爱国人士吸引、促成的结果。

成立于1938年10月底的南洋惠侨救乡会，在11月初派代表抵达香港，即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取得联系，得到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鼓励和支持。

1939年11月中旬，在中共东江各级组织的扎实工作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正式宣告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各项工作得到了中共东江各级组织和各界爱国群众的支持和保护，在反动势力的破坏阻挠下被迫解散之时，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许多成员的人身安全得到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实力保护，有的人加入到抗日武装队伍之中，有的人被安全护送出境，他们的亲属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的利益也受到优待。

总之，东江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抗日壮举之所以得到充分发扬，与东江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扎实开展统一战线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根本是国共统一战线。在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既有合作，又有摩擦。

在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而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对国民党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分化。

中共中央通过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后，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政策。在这一正确政策的指导下，中共东江各级组织积极争取国民党军队中和民主党派中的爱国人士共同抗日。

在这期间，党组织派遣了一些党员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任职，联系上层爱国人士，及时反映国民党顽固派的动态，挫败其反共高潮。

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平准备向东江人民武装曾生、王作尧部队进攻的消息，就是由惠淡游击指挥所任军事课长的党员李一之送出的。

另外，包括有一批国民党军官和民主爱国人士经教育争取加入了共同抗日行列。其中，徐荣光在抗战初期曾参加增城民众自卫团，后到国民党独立九旅六二九团任职。由于他不满独立九旅政治反动、经济贪污、生活腐化，于1941年11月率领六二九团第三营第七连的排长、班长及士兵共20多人，携着武器投奔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

原国民党退伍团长、爱国军人陈友芳，在担任属于中国农工党民主党领导、李伯球武装的大鹏联防自卫队大队长时，经中共东江组织统战工作的努力争取，与澳头自卫大队、万年乡自卫大队联合组成大亚湾人民抗日自卫总队，编入东江纵队战斗序列。

国民党惠博紫护航第三中队长朱星和惠紫海联防中队长翁汉奎，不满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经中共东江组织的教育争取，率部起义加入东江纵队行列。

原老同盟会员英莫雄，抗日战争期担任国民党第七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经教育争取，主动从兵力上、物资上、武器弹药上支持东江纵队，在军事行动上密切配合共同抗日。此外，东江纵队还派李嘉人为代表与广西国民党驻军李济深会谈，获得李部对东江纵队的支持。

为了真正实现全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江纵队还加强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建立日军战俘反战同盟。

1943年2月的乌蛟腾会议，针对日伪和顽军多方面进攻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严峻局势，及时作出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十条决定，其中第四条强调，要时刻警惕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对顽军的进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十条指出，建立和加强保卫组织，粉碎日伪顽军密探的内线暗杀阴谋。正确执行中共中央的锄奸政策。

乌蛟腾会议彻底消除了东江抗日武装内部一部分人对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存有的幻想，确定了坚决进行反顽斗争和积极主动打击日伪的方针，为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主动出击日、伪军及反击国民党顽军，抗日游击队连连取得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这种形势下，部分伪军经争取教育后，向抗日游击队投降。

1945年4、5月间，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转移到博罗县罗浮山根据地，敌工科带着战俘驻扎在罗浮山黄龙观。战俘们在我军的教育转化工作后，积极响应当时在延安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冈野进作出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宣言》，并在6月间先后成立了台湾人民解放同盟华南支部、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华南支部和朝鲜人民独立同盟华南支部。

反战同盟成立后，盟员积极要求参加反战工作，主动编制日文反战传单，通过部队和抗日民主政权向日军散发，对日军起到了一定的宣传瓦解作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敌工科和3个反战同盟分成路西组和路东组，参加对日军的劝降工作。他们在淡水、南头、厚街等地，进入日军驻地与日军指挥官和行进的日军对话、谈判和劝降。在力争个别或部分日军携械来投降，或要求日军指挥官缴交部分武器、物资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45年10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中形成的共同对日局势，开始对惠东宝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当时，新接收的日军战俘和前来投降的日军已达到200多人。

东江纵队敌工科对日军战俘从管教转化工作转到遣返工作，给遣返的战俘发足路费，并护送他们经深圳、沙头角出香港或到淡水集中。他们离开时都依依惜别，感谢东江纵队对他们的挽救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