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嵩岳一览中原

中原局迁到豫西后，邓小平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原局的领导力量，组建中原军区。

邓小平认为，中原解放区地域辽阔，辖区甚大。过去由于我军刚进入中原，各战略区基本处在军事开辟和独立作战的局面中，所以，与中原局的联系甚少。现在，解放军在中原已站稳脚跟，中原解放区已初具规模。今后，要把中原解放区建设成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的前进基地，就必须加强中原局对各战略区的统一领导，加强中原解放区的各项建设和工作。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首先加强中原局自身的领导力量。此外，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原的主力部队达 30 万，加上各军区武装共约

50 万，不仅作战方面需统一指挥，部队的军需、供给等问题也必须统筹安排，这些都需要有一个能协调各野战军作战和行动的指挥机关。

鉴于上述原因，1948 年 4 月 20 日，邓小平与刘伯承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强调“中原局辖区甚大，领导力量极嫌薄弱”，建议中央调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来中原局担任领导职务，同时组建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

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和加强对各大区的领导，正在着手进行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统一组成华北解放区的工作，考虑到中原局势正在发展中，中原解放区也正处在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各项建设和工作，如上改、财粮、生产等都须派最得力的同志前往主持，所以，中央很快批准了刘邓的建议。

5 月 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宋任穷、粟裕、李雪峰、陈赓、张际春、谢富治、刘子文12 人为委员。建立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邓子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曾希圣为副参谋长。

对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所辖各战略区的区划和部队的建制，邓小平和刘伯承研究后，也作了适当的调整。

在刘邓率中原局来豫西之前，中共中央考虑到豫陕鄂区战略地位重要，曾决定在此成立豫陕鄂分局，以加强对该区的领导，并派了宋任穷、张玺等同志来豫西工作。中原局机关迁豫西后，邓小平认为，有中原局在此，无需再成立豫陕鄂分局。考虑到豫陕鄂区辖区较大，而豫西和陕南两个区实际上一直处在独立工作、各自为政的局面中，邓小平主张将豫陕鄂解放区划分为豫西和陕南两个解放区，以便协调各方面的工作。另外，在豫皖苏成立分局，由宋任穷任分局书记。

在豫陕鄂解放区党政军领导人会议上，邓小平亲自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开玩笑地对宋任穷说：

“这里不再需要你了，你就到豫皖苏去吧。”

经过调整，中原局下辖的解放区便由 6 个增加到 7 个，这就是鄂豫、皖西、桐柏、江汉、豫皖苏、豫西、陕南。

在军队方面，原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木、第九、第十一 7 个纵队，原第十、第十二、第三十八军分别改为桐柏、江汉、陕南军区。华东野战军陈唐兵团暂归中原野战军指挥。

对于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的工作，刘邓商量之后也作了一个大致的分工，即：刘怕承和陈毅主要抓军事和作战，邓子恢主要抓军区和地方工作，邓小平则以极大的精力抓党政工作。

这时，陈毅正在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而邓子恢远在华东，接到中央调今后，他们正在各自作来豫西的准备工作。

进入豫西后，未及洗去征尘，邓小平便首先到豫陕鄂前后委机关驻地鲁山县城驻了半个月，以便通过各种途径，尽快了解中原各方面的情况。

从气势磅礴的大别山，来到青秀逶■的伏牛山和嵩山，如同走出一条长长的峡谷，进入一个辽阔的世界。伏牛山群峰巍巍，绵延八百里，嵩山耸立于丘陵之上，如异峰突起。由于两山背靠黄河，面向桐柏、大别、武当，故登嵩岳，大有一览中原之感。邓小平曾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到了豫陕鄂区，算是对中原全貌开始了全面的了解。”他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整个中原有 4500 万人口，现为我控制者约两千万，计有豫陕鄂 700 万（有政权有工作者 500 万），豫皖苏 900 万（能收税的），但仍是敌来我往的拉锯局面，江汉 300 万，桐柏 200 万。其余一半人口的区域，极大部分有我部队和政权活动。大别山区斗争仍极艰苦，但是我们确实已站住了脚，敌人把我们打不出来了。而 4 个野战纵队抽出后，减轻了人民负担，拖出了 3 个师

（十师、二十师、五十八师），加上最近策略的讲求，更便于大别山的坚持。”

对于中原各区的情况，邓小平作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他认为，中原各地区由于敌情、我情不同，大致可分为 3 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敌情严重，解放区处在游击状态的地区，如大别山的鄂豫、皖西，豫陕鄂的陕南。这 3 个区的工作主要是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地方团队，发展地方武装，巩固解放区政权。第二种是已有大片的控制区，解放区比较巩固的地区，如桐柏和江汉两区。这两区的工作且除配合野战军作战外，乘机大量歼灭敌人，扩大解放区。第三种基础较好，解放区已经稳定的地区，如豫皖苏、豫陕鄂的豫西区。邓小平认为，在中原各区中，豫皖苏和豫陕鄂两区最大，人口最多，工作基础最好，很快即可开始建设工作。只要这两个区的工作搞好了，整个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就有了基础和保证。所以，在来豫西后的两个月里，他主要是帮助豫皖苏、豫陕鄂两区作了工作布置。

月 25 日，邓小平在鲁山县城的天主教堂主持召开了豫陕鄂全区地委书记、专员联席会议。陈赓、谢富治、秦基伟、汪锋、孔从周、裴孟飞等前、后委领导人，还有刚到豫西的宋任穷、张玺参加了会议。在座的大部分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现在又见到老首长，不禁欣喜万分。他们一致要求邓小平能给他们讲讲当前的形势问题。看到大家情绪高昂，邓小平也很高兴，他与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兴奋地说：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

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 7 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和豫陕鄂区的同志们交谈时，邓小平发现，许多干部还不能全面地、辩证地看待反攻后的胜利形势，有些人看到刘邓大军从大别山转到豫陕鄂来了，怀疑是形势变坏了。邓小平认为，有这种错误认识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从全局出发辩证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他尖锐地指出：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

怎样正确看待反攻后的形势呢？邓小平认为首先要从全局出发看问题，要用算帐的方法来加以说明。他说，反攻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

“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 4500

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 2000 万人口的地区，其他 2500 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 3 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

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 1946 年 7

月到 1948 年 2 月，共歼敌将近 210 万人，3 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

就是说，反攻以后 9 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 15％，但江汉发展了 100％，桐柏发展了 50％，豫陕鄂这边发展了 100％，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邓小平接着说，许多同志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 20 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因为，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胃下的军队散布在各个角落里，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了。事实证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虽然，我军在大别山确实有损失，但正是有了大别山的艰苦奋斗，才有了全国战场的胜利局面。在讲到如何看待局部损失和全局胜利的关系时，邓小平指出：

“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最大。”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用了比较多的时间专门讲了中原解放区当前的工作问题。他说，我们要争取三五年内取得全国胜利，就要在当前的战争、土改、整党、工商业、杀人这 5 个问题上不犯错误。这 5 个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错误，我们都会失败。目前，中原区这 5 项工作中的主要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说到“左”的问题，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

“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

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对于中原区有些人常常以“左”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是在危害革命工作的表现，邓小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人总认为“左”比右好，认为自己最革命。我们说要中立和麻痹地主，以免多树敌，他就说这是迁就地主，是不搞上改了；我们提出要保护地富工商业，禁止乱没收，他就说，不能让资本家剥削。这些口号“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

关于中原区的经济工作，邓小平提出了他的一些具体意见，他说： “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

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 10 年积蓄的力量，6 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这次会议之后，邓小平又召集豫皖苏、豫陕鄂两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今后的工作部署问题。他说，要把中原解放区建设好，就必须纠正有些同志认为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的错误思想，而下决心把中原区当前的工作重点放在财政经济、生产、节约、财粮征收，军队供给等方面来。关于发展经济的措施，邓小平提出，一是靠提倡节约；二是靠发行中州票，但须采取稳健发行方针，力求少透支（绝不超过四分之一；三是大量举办工、农、商业贷款，第一步主要是工业贷款。他强调，在新区，我们自己的经济毫无基础，开始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巩因本币，同时逐步组织公营经济。完全照搬老区的作法是行不通的。

关于财粮供应问题，邓小平的估计比较乐观。从淮西来豫西的路上，他已留心注意到，今年中原区的麦子长势普遍好。所以，他指示各区，在民负可能的条件下，无妨多征一些。他估计，豫陕鄂区可征收 100 万

到 120 万石，加上工商业税收，可使该区 12 万人全部自给，并可供给野

战军 3 万到 5 万；江汉、桐柏两区亦能自给，并有可能供给野战军一二

万人的负担；豫皖苏产粮更多，如豫陕鄂标准计算，除养活本区 7 万人

外，还可供给野战军 5 万到 8 万人。他兴奋地说，如果今年麦征、税收、

银行等工作做得好，就可以争取财粮供应的主动地位，实现大部自给，同时，亦可大大减轻华北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