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左”倾错误领导土改运动健康发展

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部队挺进大别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了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建议全国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实施这一纲领，展开土地改革，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当时，刘邓大军刚刚来到大别山，正在着手开辟根据地。在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土地法大纲指示的当天，邓小平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了《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经中央批准后于 10 月 12 日发到所有部队和地方党委。邓小平在指示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现象，把土改工作作为创建根据地的有力武器，在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区，立即放手发动群众，分浮财，分田地。关于土改的组织形式和方法，邓小平建议，要组织贫农小组，成立贫农团与农会，召开贫农会员大会或农会代表大会，讨论与通过中央新颁布的土地法大纲，井立即开始分田。

为了保证上改工作的顺利进行，邓小平主张从主力部队抽出一部分武装，作为地方武装的基础，其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歼灭小的正规蒋军，掩护士改。他还建议从每个纵队抽 1000 到 2000 名干部和老解放

区的翻身农民战士，训练 5 至 7 天，组成若干工作队，直接参加与领导上改，以解决地方干部严重不足的困难。

当土改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以后，邓小平及时总结了英山、经扶等县的经验，认为一面剿匪，一面土改的方法成绩颇好，值得推广。英山、经扶等县的经验是：树立贫雇骨干，组织贫农团，将所有地主的财产及富农多余的土地、财物全部交给贫雇农（下中农也得到一部分），每人分得 5 斗到 3 石粮食，半匹到两匹布和其他衣物。这样的结果是，贫雇积极性大大提高，仅一个半月内即完成了百万人分田。在上改中，以老部队两个连为骨干，扩大了两百多地方武装，一面剿匪，一面掩护土改，使方圆百里地区的上匪不敢活动。根据英山、经扶的经验，邓小平认为，只要满足贫雇要求，树立贫雇骨干，则群众可迅速进入与蒋匪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根据地的雏形能较快地建立起来，中农也在贫雇优势下要求加入农会。1947 年秋天，刘邓大军经过两个回合的军事斗争，已控制了大别山以南和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并在大部分县建立了民主政权。群众看到解放军不断取得胜利，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渐渐消除了疑虑，井开始接近解放军，积极支持解放军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土改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有的地区甚至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如光山县白雀园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到会人员竞达 6000 之多，黄冈县经过发动群众，

成立了 144 个贫农团，拥有会员和基本群众 23.5 万人，经过几个月斗争，大别山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分了浮财，小部分地区分了土地。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一场消灭几千年封建剥削制度的历史性大变革，是千百万人民参加的最广泛的群众运动。土改运动是一项十分复杂，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由于新区处在战争的环境，敌我拉锯激烈，群众未充

分发动，土改工作又毫无基础，所以，当土改运动全面展开时，不免会出现一些偏差或阻力。特别是，当时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土改，争取群众，以支持战争。这就更容易助长一些激烈的方式和急躁情绪，使“左”的倾向很快滋生起来。

在大别山，中原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发到各地后，不少地方的干部为了急于发动群众，扩大上改区域，完成上改任务，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走一处点一处”等过激口号。这些做法由于方法简单，工作粗糙，使土改受到一些损失。有的地方片面提出“贫雇路线”，“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不许中农加入农会，把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分中农土地财产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地方下去组织群众打倒地主，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而是搞和平分田，形式分田，插牌子，一分了事，只求形式上的快。实际上，地主并未打倒，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而分的田都是假的。有的人说，“假的也好，分比不分好。”拿新县来说，全县有 80％的地区进行了土改，贫雇农占有的土地提高到 67.8％。从数字看，土地已从地富手里转移到贫雇农手里，实际上，那些分到地的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由于担心解放军站不稳，怕国民党民团回来报复，因此，表面接受了土地，暗地却向地主赔礼道歉，有的白天分田，夜晚又偷偷地把地送还地主。此外，在土改中破坏工商业，没收小商人财产，乱抓人、乱杀人的现象也较普遍，搞得市场紊乱，工商业调敝，影响了

群众的生活。

土改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能尽快在大别山站住脚跟，通过土改，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可这样做的结果却与最初的想法恰恰相反。越是土改，群众越少。正如邓小平后来描述的那样，把大地主赶跑了，中小地主、富农也“逼上了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最后普通群众怕地富回来报复，也跑了。邓小平说，这叫作自食其果。

邓小平在指挥反“围剿”时，对大别山区土地改革工作中出现的“左” 的偏向已有所察觉。当前方局势稍有缓和时，他便立即来到鄂豫区，顶风冒雪，翻山越岭，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深入新县、商城、金寨、麻城等县，调查、了解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问题。在调查中，邓小平发现，土改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而果实却落到流氓、地痞、地主狗腿手中。还有，少数干部存在着思想作风不纯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土改工作中所以出现“左”的倾向，除了斗争环境险恶、群众还不觉悟等客观原因外，主要是干部问题。首先，一些干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左”的情绪，认为“左”比右好，快比慢好，所以工作中，大嗡大轰，一刀切，形式主义，只求快，不讲实际效果。这种“左”的思想情绪在上改工作中占主导地位，它是促成急性土改，造成上述各种偏差和错误的主要根源。其次，一些干部机械搬用华北老区的土改经验，用老解放区那一套发动群众、划阶级成份、分田地的办法来领导大别山新区的土改运动，而忽视了大别山区的实际情况和斗争特点，犯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错误。其三，干部本身的素质较差。在调查中，邓小平了解到，有些地方干部不是为了广大的贫苦群众谋利益，而是假公济私，贪污、浪费斗争果实，损害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在给毛主席

的报告中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一情况： “地方干部大部质量不强或能力太弱，能够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特

别是走贫农路线）的固不缺人，但做坏事的确实不少。我们最近到立煌检查工作，该县进行土地革命，敌情并不严重，但工作坏在分浮财中贫雇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实行所谓积极分子分果实，使果实落在流氓、地痞、地主狗腿手中，最好的东西部被本地干部吞了。许多斗争果实存在区村，每天开大锅吃饭，部队干部经常还要吃好的，穿好的，逐渐浪费了。另一方面，实际还要向贫农要粮、要鞋、派差事、派慰问品，提拔坏人当干部，田还没有分（少数分了是假的），强迫命令的方式。”

①

对于土改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邓小平认为一方面要解决干部的问题，把干部思想作风不纯的表现通报全区，引起“各区严重注意，先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继之以党纪，采取严肃立场，坚决按照中央整党方针，克服这个严重现象，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无法开展。”② 另一方面，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中央的方针，制定出更加符合大别山斗争特点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保证中央的土地政策真正得以贯彻。

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是邓小平从实际出发的思想的一个生动体现。邓小平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历来坚定不移，不折不扣，这一点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称赞。然而，他贯彻中央的政策时，不是照抄照搬，生搬硬套，而是善于将中央的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意了解和发现在执行中央政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建设性的意见。邓小平在回答毛泽东所询问的一系列关于新区土改问题以及在阐述他本人关于新区土改的意见时，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当邓小平不辞辛苦，深入大别山各县调查、了解土改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并开始注意纠正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正在着手纠正全国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左”倾错误。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夺取全国胜利问题，其中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纠正“左”的倾向，使土地改革运动健康发展。当时，毛泽东根据他初步掌握的材料，认为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应当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应当区分老区、半老区、新区 3 种不同类型的解放区，根据各解放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由于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的情况不甚了解，为此，毛泽东于 1948 年 1 月 14 日致电担负开

辟中原新区任务的邓小平，从 6 个方面询问新区上改情况。

邓小平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根据他所调查了解的情况，于 1 月 15 日和

1 月 22 日连续向中央发出两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区各方面的情

况，对毛泽东提出的 6 个问题分别作了明确回答。

邓小平首先介绍了大别山区的特点，他说，大别山区的特点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苏维埃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均在各阶层发生根深影响），地主、富农有很丰富的政治警觉与很丰富的反革命经验，无论苏维埃时期和抗日时期对农民及革命分子

② 《邓小平致毛主席电》，1948 年 1 月 15 日。

的压迫都很残酷，普遍采取了自首政策，充分利用叛徒，消灭我之游击战争和党的组织。基本群众则经过了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放轻易起来，但起来后则很有力量（指老苏区）。”①

根据大别山区这一特点，邓小平认为在上改中应当区分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的政策。他说，大别山区有 1200 万人口，可分为两种地区，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上改，在游击区则暂时不能急于平分土地，而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组织秘密贫农团，打土豪，分浮财，积极发动群众。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土改中“一刀切”的弊病。

鉴于大别山前一时期土改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向毛泽车提出了在平分土地时应对地主、富农、中农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他说：

“富农[地主]的粮食、耕牛、农具、土地、埋藏底金必须拿出分配⋯⋯ 但可坚持对中小地主的衣物、家具在分配时给地主自留一部分（农民在分配时多一扫而光）；对富农只拿出其耕牛、农具、土地的多余部分，其日用家具、银钱则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中小地主、富农中之反动分子则采取没收政策（对家属采取个别对待政策）。如此可对反动营垒或多或少起些分化作用，于农民仍属有利。”

关于中农政策，邓小平认为采取中农不动政策为好。他说：“我觉得在新区一般采取中农自愿或中农不动政策为好，切忌强制打乱平分，使中农不满。”

他还将中央苏区的情形与大别山的具体情况作了对比，阐明了在大别山为什么不能对中农实行打乱平分的原因。他指出：“根据我在江西的经验——那里事实上是打乱平分的，但那是在大块苏区贫雇领导业已树立而且有力的条件下，中农觉得打乱平分比保持特殊更为有利条件下做到的，而在新区一时尚难具备这种条件，故应郑重。”

大别山区的中农与其它地区的中农不同，这里的中农多为佃户和半佃户。这些人缺乏土地，多余耕牛、农具。所以，如平分土地，而耕牛、农具不动亦不合理。因此，邓小平认为，“可采取按其本人自愿，或将土地、耕牛、农具打乱平分或照旧不动的政策，同时在负担政策上加以合理调剂。总之，对中农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按每家具体要求加以解决，不可用大会通过一律对付的强制办法。事实上初次所分配的土地问题必多，将来还要经过一两次复查，即是需要彻底平分时再做，比现在引起中农不满为好。”

邓小平的两份电报，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解放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特别是邓小平关于在新区土改中区分两种不同区域的建议对中央启发很大。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意见，中央开始研究制定新区土改的具体政策。

在收到邓小平 1 月 22 日那封电报的当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文，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新区土改的意见。

毛泽东的电文主要内容有 3 点：（一）土改不能性急，大体用 3 年时间完成。（二）新区土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三）应区分两种区域，采取不同策略。在巩固区，可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只做宣传工作，为土改做准备。

从这里看出，毛泽东吸收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划分两种不同地区的意

见。

这份电报作为中央指示转发各地之前，为慎重起见，毛泽东于 2 月 6 日，将他给粟裕的电报又转发邓小平，并就新区上改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等问题进一步征求邓小平的意见。

2 月 8 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给粟裕的电报内容，并再次强调土改中要区分两种区域。他还对新区土改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等问题提出了 6 条具体意见：

“根据大别山情况我具体的意见是：

（一）在新区除了分为两个阶段外，还应分两种地区：即可以巩固的区域和游击区域。6 日所指示两个阶段的策略，完全适合大别山的情况，只是在可以巩固的区域时间及过程应该缩短，在这种区域基本上仍可采取经扶、英山的经验。

（二）中农不打乱平分，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三）现在的贫农团一经保证了贫雇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在尚未开展工作时，此类新区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

（四）暂时不动富农底财。

（五）使地主不顽抗，特别是要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六）工商政策仍应再次明确规定。苏维埃时期所规定的城市政策的具体办法，即保留地主的商业部分，地主住家又开商店者，没收布告贴在后门等，在今天完全适用。如大别山到处有工厂，现已停业，影响民生甚苦。现拟采取争取业主（即地主）复业，否则转由政府代管或交给工人合股经营的办法。”

毛泽东在收到邓小平的复电后，表示十分赞许，立即转发各地，井加了一段批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在征询了各方面的意见后，2 月 15 日，毛泽东将他给粟裕的电报修改后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为题，下发各区，作为指导新区土改的文件。根据这一文件精神，邓小平授意中原局，于 3 月 25 日发出《中原局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对部队进入大别山以来，在土改工作中出现的“左”倾急性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对贯彻土地法，实行土改的各项政策、策略、方法步骤和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各地按《新区土地改革要点》，“坚决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着而已为害不小的急性病”，分阶段、分地区、有步骤地进行上改。

在新县，邓小平亲自召集鄂豫区党委开会，认真总结前一段土改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纠正“左”倾错误的办法和措施。他在会上说：“要了解和分析大别山的形势和特点，从大别山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他还向大家指出：

“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须：（一）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实与农民有利，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

为了迅速纠正各地上改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偏向，邓小平和鄂豫区党委共同研究，规定了 4 条具体政策：

（一）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 90％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暂时中立的人，

（二）严禁乱杀乱斗；

（三）保护工商业政策：

（四）分别可以巩固区与游击区的不同策略步骤，在腹心区集中力量打成一片，而后背靠背地向外发展。在游击区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形式，适当的集结武装，主动的打击敌人，特别是消灭土顽。

邓小平还指示鄂豫区党委，立即张贴布告，公开宣布停止过火的做法，安定民心。要让群众知道，我们要保护群众利益，保护厂主、店主照常营业，对被侵犯的中农，赔礼道歉，退回错分的土地财物，对没有反攻倒算的地主保障其安全，使之安心生产。

经过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之后，大别山逐渐停止了乱打人，乱杀人，乱没收的过火做法，不少地方在斗争策略上缩小了打击面，采取秘密分果实，秘密组织贫农团等办法，减少了农民的顾虑，农民们纷纷回到村里，说你们早这样做就好了。

土改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但是，在于部们中间却一度刮起了一阵“整人”风，有的地方抓住某个领导的一段讲话当把柄，揪住不放，有的地方提出“要层层追究责任”，还有的干部互相指责，互相埋怨，搞得人人自危，工作十分被动。个别干部因怕挨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邓小平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明确地向干部们宣布：土改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出现“左”的偏向，责任在中原局，不在下面，不要互相指责，追究责任。他希望中、基层领导和干部，要消除隔阂，解除顾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放手大胆地工作。邓小平的一席话，不仅迅速扭转了地方干部思想极为混乱的局面，稳定了大别山数千名干部的思想情绪，而且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消除了顾虑，轻松愉快地又投入了新的工作。

领袖人物的伟大，不在于他一贯正确，从不失败，而在于他比别人更善于从失败中学习，激励自己，不断前进。对于土改工作中出现的： “左”的偏向，邓小平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敢于正视缺点，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代表中原局，主动承担了责任。1948 年 3 月 8 日，邓小平向毛泽东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从主观上深刻地检查了大别山区“左”倾急性病的各种表现及其危害性。他在报告中写道：

“从几个月斗争特别是敌情严重后，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左倾冒险急性病的害处。最近淮西区敌人扫荡中，有些地主在分了他的浮财之后仍不愿得罪我们，不敢向敌人告密。这些事实证明我们在策略上完全可能中立一批弱小地主和富农，奴果我们到大别山后不犯急性病，即使那里经过土地革命，也可能中立他们的。我们的急性病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不分阶段不分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及富农一齐下手，致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人民不利。

（二）我们所提的贫雇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为骨干，巩固的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的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到富裕中农，其结果使贫雇更加孤立，易受摧残，甚至影响到贫雇不敢起来。在阶级划分上也犯了与老区同样的错误。

（三）在工商政策上可以说是很紊乱的。在 10 月 12 日中原局指示中，虽曾提出反对开始萌芽的对工商政策的“左”的倾向，但一直未引起注意。大别山我控制区工商之凋零（未作具体调查），估计主要是我们没有明确的工商政策，税收过重，纪律不好等原因所造成。敌人摧残确系原因，但非主要的。

（四）在工作布置上，对必然到来的严重局面缺乏预见，不是估计哪些是可以巩固区，哪些是游击区而有重点的分布力量，规定不同的策略步骤，尤其是未能乘敌之隙打开局面，而是平均的分布力量，普遍的安置县区架子。

（五）武装力量分得过散，在游击区一班一排的力量既不能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又无力打土顽，陷于被动，到处吃亏，失去游击的本能。

（六）一般干部缺乏策略思想，大家是硬着头皮干。商城县委曾注意及此，利用伪属及社会关系打通商会、土顽队长关系，可以获得经常确实的情报，证明敌人营垒中有许多空子可钻，但被我们普遍忽视了。”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这份报告，对邓小平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

神大加赞赏，他欣然提笔，在报告上作了这样一段批示： “小平同志的这种负责的自我检讨是很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

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着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降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各地负责同志每两月做一次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给果而做出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各地负责同志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中央报告。”

毛泽东要求各中央局领导以邓小平为榜样，正确评价成绩和缺点，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全党教育很大。正是有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一批领导同志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土改中“左”的偏向才得以迅速纠正，党的政策才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