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群众建立政权
摧毁国民党的地方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这是重建大别山组织地的重要任务。早在跃进大别山的途中,邓小平就开始考虑部队进入大别山后,怎样开展地方工作,如何尽早建立党组织和地方政权的问题。部队过淮河前,在息县的彭店,邓小平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进入大别山后开展地方工作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中原局根据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状况,将大别山地区划分为 4 个工作区,分别成立工
作委员会,以便统一领导地方工作。这 4 个工作区是:
豫东南工作区:包括尖山、礼山(今大悟)、潢川、商城、经扶、罗山等县;
鄂东工作区:包括黄安、麻城、黄冈、黄陂、蕲春、罗田、浠水等县;
鄂皖工作区:包括立煌、广济、英山、黄梅、桐柏、太湖、潜山等县;
皖西工作区:包括桐城、芦江、舒城、霍山、六安、无为、寿县、霍邱等县。
进入大别山后,中原局立即把随军南下的第一批地方干部 1858 人, 以工作组的形式分遣到各个工作区和县,在各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击土顽和地方团队,建立政权。为了保证地方工作的开展, 从各纵队抽调一个团,作为各工作区的基干武装,以掩护地方工作的开展。
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工作十分艰苦,刘邓大军要在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关键是发动群众。党中央曾明确电示刘邓:能否争取广大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是能不能在大别山站住脚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所以,刘邓大军一踏上大别山,就把争取群众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作为地方工作的主要内容。
大别山区的人民群众虽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但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先后 4 次撤出这一地区,群众不断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和迫害,有些村庄,因为居民多是红军、解放军家属,几乎被斩尽杀绝。所以,有的群众说:“你们四进四出,没有一次不是搞得箩(罗) 里(礼)精(经)光,最后还要到剥皮(泼陂河)才走,鬼才相信你们旱鸭子(北方人)不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群众虽然心里欢迎, 但由于解放军刚到,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加上当地的反动政权还未摧垮,保甲、特务势力仍在暗中威胁和控制群众。因此,群众对解放军究竟能否站住脚还有疑虑,表面上还不敢过分接近解放军,更不敢为解放军带路、提供情报和粮食。好多地方,部队还未进村,老百姓早跑得精光,有的在山上一连躲好几天,直到部队离开才下山。在这种情况下, 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常常要自己筹集粮食,自己抬担架,行军、打仗时,指战员们小得不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抬着山炮翻山越岭,有的指挥员主动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钉马掌。由于没有群众的支援,给养不能及时补充,有的部队一连 20 多天不见油盐,以清水煮马肉充饥。
为了尽快解除群众的顾虑,争取大别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邓小平指示各部队,要把争取群众的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群众有顾虑,不敢接近我们,主要原因是“怕我再走和希望我们整好纪律”, 所以,“能否发动(群众)决定我们能否打几个胜仗和整好纪律。”①他一面指示部队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一面要求部队,要通过各种形式,向群众做宣传工作,要他们相信我们决不再走。与此同时,他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任。
进入大别山后,邓小平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争取群众的重要一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执行。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毫不含糊。在率领部队行军、走村过店时,他宁可在麦场上坐等到夭亮,也决不让去打扰群众。有时候,在田间地头找一个草棚,点亮煤油灯,摊开地图,与刘伯承一起研究作战行动。
一天,邓小平率野战军司令部来到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的一个村子里。当他听说村里有个老红军家属,家里只有 3 升米,而部队征粮
的同志却硬要他拿 2 升米时,十分生气,他焦急地对刘伯承说:“如果照此下去,老百姓不是更不敢接近我们了吗?”他们连夜商量,起草了一份《粮草通知》,内容是:部队征集粮草一定要给钱,未付钱的要打借条,同时要向老百姓说明白,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如数付清。
《粮草通知》立即下发到各个部队,邓小平反复强调,执行《粮草通知》,就是具体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是件小事情,而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我军的声誉的大问题,一定要严格执行。
刚到大别山的一段日子里,由于部队连续行军打仗,非常疲劳,病号不断增多,既无处安置,又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战士们因不服水土, 生活不习惯,加上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了解,拉着水牛都上了山,一些战士对此不能正确看待,发牢骚,讲怪话,发火骂人,拿群众的东西,破坏纪律的现象常常发生。正如邓小平给毛主席的报告中所讲的:“9 月初20 天最紊乱,减员很大,右倾思想严重,纪律坏。”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9 月上旬,邓小平在经扶县小姜湾村专门主持召开了整顿纪律的干部大会。这天天气不好,下着毛毛细雨,干部们都坐在村旁的草地上。
刘伯承首先发言,他激动地大声说道:“部队刚到大别山,纪律就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在大别山是站不住脚的!”
邓小平的批评更尖锐,他严肃他说:“部队纪律不好,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而政治危机必然带来军事危机,后果不堪设想。要知道, 群众并不是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纪律不好,骚扰百姓,为什么他们不可以跟别人走呢?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对我们能否站住脚还有怀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要多打胜仗,坚决执行群众纪律,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后,凡是出现群众纪律问题,要首先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为所有到达大别山的部队规定了约法三
① 《刘邓致军委朱刘中后徐滕薄先念陈谢电》,1947 年 9 月 20 日。
① 邓小平:《我进入大别山四个月一般情形》,1948 年 1 月 15 日。
章: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财物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他还要求所有干部、战士互相监督,严格执行,并指示成立了执法小组, 严厉惩处违反纪律者。
约法三章公布不久,便发生了一件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野战军警卫部队的一个副连长未经店主同意,拿了店里的粉条、花布、火柴等东西,正好被执法小组撞见了。这事立即汇报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听了汇报,略加思索,当即下令按约法三章办事,枪毙这个副连长。
公审大会开始了,直属部队坐在一边,前来观看的老百姓坐在另一边,会场寂静无声。由于这个副连长平时打仗勇敢,表现不错,许多人请求司令部饶恕他,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一些当地的群众也前来为他求情。那个店主闻声赶来,对主持大会的同志说:早知大军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跑上山。如果家里有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请刀下留情。”
负责督办此事的张际春副政委见状也动了恻隐之心,请示邓小平能否宽大处理。
邓小平听了严肃他说:“群众的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既规定了约法三章,就不能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如果对一个副连长姑息、迁就, 不能执行纪律,那么今后,更多的人犯纪律怎么办?不下决心严整军纪, 部队的纪律就会继续坏下去,群众就更不相信我们,而我们在大别山也就站不住脚!”
当天下午,这个副连长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枪决了。这件事在全军和群众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枪毙了一个副连长,避免了 10 个、
100 个象副连长这样的干部和战士重犯错误,教育了更多的人从中汲取教训,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从此,全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也没有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
邓小平在整饰军纪的同时,指示各部队,在群众还不完全了解我们之前,一切要靠自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以实际行动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部队行军打仗时,自己抬伤员,每到一地,不顾长途行军疲劳,自己推谷子,做饭,还帮群众扫地、挑水、修路、治病。遇到农忙时,主动帮群众下田割稻,运送到家。这些都给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对解放军逐步产生了好感,许多长期躲在山上的老百姓也陆陆续续下山回到家,一直悄无声息的小山村开始恢复它以往正常的生活。
争取群众的工作有了明显的成效,这就为下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分田分粮,建立地方政权创造了条件。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宣言指出,我军将士“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 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①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还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例》,公布了《中国上地法大纲》。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封建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135 页。
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加快步伐,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在接到中央指示的第 3 天,即 10 月 12 日,邓小平即以中原局名义,起草并签发了《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创造大别山解放区的指示》。这个指示总结了进入大别山以来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在《指示》中指出:
“我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差不多已有一个半月,不仅早已完成战略展开,而且已建立了 17 个县政权,在部分地区已开始了大规模的分浮财斗争,不久即可以实行分田。但从总的方面看来,右倾现象却非常严重, 其重要的表现为:
一、我们的部队还没有把发动群众实行土改看成自己的头等任务, 还舍不得抽干部分部队在当地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专门担任地方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只是搞粮吃,很少进行群众性的宣传、组织贫农、开仓济贫等工作,甚至还有人不敢宣传我党土改政策。
二、无论是部队与地方,往往都还是束手束脚,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发动群众分浮财(地主的粮食、财物),不相信群众敢分地主财物。许多事实证明,群众的觉悟与要求远在我们干部之上,只要我们允许并坚决给群众撑腰做主,镇压坏分子,群众就无所顾虑,什么东西都敢要, 敢于把地主的东西抢光。
三、事实证明,利用保甲长的办法是错误的,但经指出后,迄今还有些地方没有改正。事实上地主阶级正在利用保甲长帮助他们催收粮款租谷,并麻痹我们,掩护特务工作。我们有些同志还存有留恋上层统战的错误观点。
四、某些部队还没有把消灭土顽当成严重政治任务,缺乏进攻精神, 不想办法,偷安一隅,怕走路,不奔袭,不穷追,只赶跑塞责,而地主却正在利用这些乡保土顽武装来威胁与控制群众,摧残我工作人员。
五、过去这一时期,各部队对于筹款工作一般是忽视,或者只重城市而忽视乡村,给果弄得部队生活很苦,纪律不好维持。最近大家注意筹款了,但又产生了在大市镇筹款不讲政策与方法,有的还对小商人开刀,如不迅速纠正,那就更加危险。
六、在筹粮方面,有的还是用普遍摊派的方法,事实上,除少数地区外,光地主的粮食就够军队吃了。”
邓小平要求各地对已经出现的右倾表现和刚开始萌芽的“左”倾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同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全面的、具体的部署: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区,如经扶、光商、立煌、皖西等地,立即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地展开分浮财运动,并按土地法大纲开始分田;在游击区也应普遍进行发动群众、分浮财的斗争,并为平分土地作准备工作;部队必须把地主的浮财迅速转移到贫农手中;在组织上,建立鄂豫和皖西两个区党委和军区,下设地、县等党政军组织;宣布废除保甲制度,建立县、区、村(行政村)三级爱国民主政府;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建立正当合理的田赋、税收制度;禁止对小商人不讲政策,乱捉人,乱没收, 禁止向小商人筹款等等。
指示下发到各地后,在中原局的领导下,地方工作很快发展起来。主力部队在作战的间隙,积极组织力量进山剿匪,打击地方团队,摧毁
反动政权,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各个工作队则全力组织贫苦农民开仓济贫,召开诉苦大会,斗争恶霸地主和反动分子,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通过一个时期的工作,使广大群众真正认识到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 是爱护和保护老百姓的。于是,他们由疏远解放军到逐渐接近解放军, 由不了解解放军到真正拥护和支持解放军。他们有的组织起来,帮助抬送伤员,送粮食,送情报,当向导;有的主动协助解放军肃清上匪,提供情报;还有的帮助解放军做军鞋,照顾伤病员,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方干部。
看到大别山区的群众初步发动和组织起来了,邓小平感到十分欣慰。他在给毛主席的报告中写道:“看见了群众,全军情绪大变。”①这充分反映了部队进入大别山后,经过相当一个时期的艰辛的努力和曲折斗争,终于争取到了群众的支持的喜悦心情。有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今后,部队的作战就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只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我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就能克服任何艰难险阻,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争取和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刘邓大军不断粉碎敌人的进攻,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到 10 月底,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 3 万多人,地方
保安团队 2700 多人,先后解放了几十座县城,控制了广大的城镇和乡村, 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
在中原局领导下,各地很快打开了建立根据地的新局面,加快了政权建设的工作。到 10 月底,民主县政府已由 9 月底的 17 个增加到 33 个, 在建立县政权的地方,还普遍建立了乡、区政府和村农会,发展了地方武装。
根据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开展地方工作的实际情况,邓小平认为原来划分的 4 个工作区已不能适应根据地发展的需要,经中原局批准
决定取消现在的豫东南、鄂东、鄂皖、皖西 4 个工作委员会,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统一领导大别山区各县委、县政府的工作。
邓小平对建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极为重视,亲自领导和参与筹建工作。在确定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人名单时,他主张一定要抽派能力最强,富有地方工作经验,能正确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的人去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经过反复研究和考核,最后确定了两个班子的领导人选。皖西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分别由彭涛、罗士高、曾绍山担任;鄂豫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司令员分别由段君毅、刘子厚、王树声担任。
11 月中旬,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分别在安徽省岳西
县和湖北省黄冈县成立。皖西区划分了 3 个地委:一地委辖太湖、宿松、望江、潜山、安庆、岳西等县:二地委辖桐城、芦江、无为、巢县、舒城等县;三地委辖六安、合肥、霍山、寿春等县。鄂豫区划分了 5 个地委:一地委辖立煌、商城、固始、霍丘等县;二地委辖潢川、光山、经扶、罗山、信(阳)东等县:三地委辖礼山、黄安、黄陂、孝感等县; 四地委辖麻城、黄冈、罗田、浠水等县:五地委辖蕲春、广济、黄梅、英山等县。
① 邓小平:《我进入大别山四个月一般情形》,1948 年 1 月 15 日。
皖西、鄂豫两个区党委、行署、军区和各县民主政权的成立,宣告大别山根据地已重新建立起来了。这块根据地北起淮柯,南到长江,东抵前淮南路,西到平汉铁路,拥有人口 1200 万,成为威胁敌人长江防线和南京、武汉的战略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