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学的“缘分”

音乐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古今中外的不少音乐名作，是以文学原著为脚本的。当你在欣赏这类动听的音乐时，有的可以直接得到感受，有的则会得到文学原著中所没有的联想。正如澳大利亚“音乐航班”节目主持人裴紫安女士所说的那样：“音乐与文学完全不同的是，你可以闭眼拒绝一首诗， 却无法拒绝一种声音。它像空气那样渗进你的耳朵，敲打你的每一根神经， 要是你拒绝它，那你就拒绝了你置身其中的整个世界。”

根据文学作品的题材创作的音乐作品，确实包括了一切音乐体裁。例如： 在艺术歌曲中，有相当多的作品是以诗作谱曲的：我国古代歌曲《阳关三叠》， 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的诗《送元二之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胡笳十八拍》， 唱的则是蔡文姬写的一首长诗；莫扎特的《紫罗兰》取自世界大文豪歌德的同名抒情诗；舒伯特的《圣母颂》，是采用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所作长诗《湖上美人》中的《爱伦之歌》谱写而成⋯⋯在钢琴作品中，肖邦的《g 小调第一叙事曲》，是受诗人密茨凯维支的长诗《康拉德·瓦连罗德》的启发而作；莎士比亚的诗剧《暴风雨》，促使了贝多芬去写《热情奏鸣曲》的最后乐章⋯⋯在小提琴音乐中，西贝柳斯《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 与他喜爱古代诗人荷马的文学史诗不无关系；宗江、何东的小提琴协奏曲《鹿回头传奇》，则取材自海南黎族民间神话传说⋯⋯在管弦乐曲中，德彪西的前奏曲《牧神午后》，是根据印象派诗人马拉美的同名诗而作；理查·施特劳斯的《堂·吉诃德》，则是以作家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为脚本而写⋯⋯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不仅仅音乐中有文学，文学中则还有音乐。文学作品中，的确有不少关于音乐的描写。阅读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代表作《琵琶行》，真是如耳闻铮铮乐声：“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意；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声情并茂的诗句，是多么令人动容！“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琵琶的弦声，多么

形象而又准确！不少文学作品具有“音乐属性”，在这之中，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可算是相当上乘的作品了。由于作家崇拜贝多芬， 他搜集了贝多芬的所有资料，还欣赏了贝多芬的全部音乐，从而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类似贝多芬式”的主人公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在文学创作中， 倾注了自己对音乐酷爱的所有情感。他用音乐的结构手法，来安排小说的情节发展。比如，他有意识地将作品分为四部，使其“相当于交响曲的四个乐章”；而他对音乐的文学描写，却又是那样内行，那样形象、得体：“波涛汹涌、急促的节奏又轻快又热烈地往前冲刺。而多少音乐跟着那些节奏冒上来，像葡萄沿着树干扶摇直上，其中有钢琴上清脆的琶音，有凄凉哀怨的提琴，也有缠绵婉转的长笛⋯⋯”难怪有人说他的小说“浸透着音乐的素质， 字里行间活跃着音乐的细胞，充满着音乐的浪漫情调和透明、响亮而又缤纷的音乐色彩。”海涅的中篇小说《佛罗伦萨之夜》是专写意大利音乐家的。其中尤以对传奇式的人物——著名小提琴家帕格尼厄在汉堡喜剧院的一场音乐会的描绘最为成功。他以绘声绘色、颇具浪漫色彩的笔墨，将帕格尼尼高超的演技与精彩的趣闻轶事揉在一起，从而展现出这位意大利小提琴家卓越的风采。在托尔斯泰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童年》中，多次重复出现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主题：“引子的沉稳、庄重，却有些不安的主题仿佛怯于表露，它使我为之屏息⋯⋯”“乐句愈是美和复杂，一种担心的感觉就愈是强烈，害怕有什么东西会破坏这种美”。更有趣的是，有的文学作品，抑或是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则是在作家受到音乐作品的启迪而写。契诃夫的小说《歌女》，就是从音乐中获得灵感而创作成功的；女作家伏尼契受到作曲家巴赫的《马太受难曲》等有关宗教题材的音乐作品的启示，在她的长篇小说《牛虻》中，成功地描绘了主人公受难并从容就义的悲壮场面。

从音乐史与文学史上众多的事实中，证明了音乐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证明了文学对音乐这门艺术所起的作用，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在音乐艺术中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反之，音乐又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这固然是文学与各门类艺术相通，乃至共性与个性之关系使然。当然，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知识的渊博、视野的开阔以及修养的高尚。比如：李白是诗人，但他喜弹古琴， 且又琴法很高，对技巧高深的琴曲《幽兰》操之自如。每当抚琴时，常常“自弹自感暗低容”，“别有深情一万重”，由此可见他在音乐艺术上的造诣。歌德是文学家，然而又是了不起的音乐大师，除去有动听的歌喉外，还能高水平地演奏钢琴、大提琴，并曾任宫廷剧院的指导，在音乐评论上也颇有建树。泰戈尔既是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又是诗人、作家。他在文学艺术多方面高深的造诣，使得他创造了印度音乐的记谱法。其音乐作品优雅和谐，充满诗情画意，而诗作则格调清新，富有音乐感。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颇为深远。

音乐与文学的“联姻”，还和“以文会友”、寻觅知音的音乐家与文学家亲密的交往大有关系。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诗人普希金，在青年时代就与许多音乐家、诗人以及其他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交往。他和音乐家格林卡友情颇深：当听到格林卡在钢琴上弹奏自己根据格鲁吉亚民歌改编的一首钢琴曲后，就特地为民歌主题填词，题为《美人啊，请不要在我面前再唱》，并从此使其成为一首广泛流传的浪漫曲。普希金有时还把刚写好的诗第一个交给格林卡谱曲；而格林卡谱好曲之后，还请著名歌唱家给演唱。当格林卡的歌剧《伊凡·苏萨宁》上演后，曾有达官显赫竭力贬低这部歌剧的

社会意义，称它的音乐是“马车夫音乐”。普希金针对这一诽谤，写了一首诗予以驳斥，他站在格林卡一边，对挚友给予热情支持。歌德则常请音乐家们和他交谈，在一个时期，他要音乐家门德尔松每天为他演奏并讲解各个流派作曲家的作品，歌德称这是他每日必修的“音乐功课”。托尔斯泰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以及钢琴家鲁宾斯坦常常在一起谈音乐⋯⋯被我们尊称为“西北民歌之父”的作曲家王洛宾，在 1937 年时就和作家萧军、萧红以及诗人塞

克结伴到西北旅行。这位编曲作词达七百多首歌曲的作曲家，于 1990 年又与台湾作家三毛结成挚友。三毛在台湾时就唱王洛宾的歌，她要以文学的形式， 写作曲家王洛宾的一生。音乐，把作曲家和文学家连在一起⋯⋯这同样是音乐与文学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