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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七章 我想我知道阿司匹林是怎么起作用的了，你们知道吗？
卡尔·林克和他在威斯康星的同事们发现了败坏翘摇素，但却一直不了解它怎么会减慢血液凝固的速度。哈维·韦斯和其他血液病专家发现阿司匹林能阻止血小板聚集的时候，情况也大体如此。他们的研究解答了一个问题， 但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阿司匹林怎么会防止血小板聚集，从而防止大多数血栓的形成？到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的明确无误的结论公布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找到了，只不过是通过一条与韦斯和埃尔伍德的研究路径毫无关系的研究路径找到的。研究药物作用的药物学家们终于揭开了阿司匹林之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研究还解决了大量别的难题：为什么阿司匹林和败坏翘摇素对血液有不同的作用？阿司匹林为什么会对胃有刺激作用？它为什么能退烧和缓解头痛？实际上，一些试验科学家现在相信阿司匹林应当能防止心力衰竭，这对少数不相信全国心肺血液研究所的否定结论的医生是一个有力的鼓励。
从总体上说，科学看来是按照缓慢而无情的逻辑发展的，但是就个别的发现而言，它像管理一个企业或任何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杂乱无章。科学的发展是时断时续的——一会儿这里有一个意外的喜讯，一会儿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挫折——它的发现往往来得很突然，来自最想不到的那些人。阿司匹林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它在人体中的作用不是通过中学教科书中教的培根渐进法——从观察到假定到试验到理论——探明的。这个谜也不是由医生们解开的，尽管人们可能以为医生们会对他们的患者用得最多的这种药进行研究。
（实际上，医生们大都不把它放在眼里。）最后，它也不是由那些因销售阿司匹林而获利的公司研究出来的，尽管人们可以想像这些公司会愿意掌握有关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全部知识。阿司匹林的首要作用方式是被一个以前几乎未曾注意过它的人发现的。难怪这一发现曾使医药界的几乎每一个人——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药商——都感到惊讶。
从某些方面来说，从阿司匹林的发现到对它起作用的原理作出解释，这当中间隔了整整 70 年，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阿司匹林是个大难题。说起来好像很悖理，它能退烧，但对正常体温的人却不起作用——就好像一块冰， 只有在你的体温高于正常水平的情况下它才能使你的手指降温。它能止痛， 但奇怪的是却没有麻醉作用。它能使发炎的关节消炎，对正常的关节却毫无影响。阿司匹林怎么会“知道”体温有多高、是否有疼痛症状、关节是否发炎呢？研究人员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着手去探讨。他们甚至不知道阿司匹林是对表面、对创伤部位抑或是对中枢神经起作甩，使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无法感受疼痛。《纽约时报杂志》在 1966 年曾称它为“谁也不明白其奥妙的灵丹妙药”。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当时的确没有人懂得阿司匹林的奥妙，但是揭开它的奥秘的过程却早已开始了。8 年前，底特律的一家医药公司——帕克一戴维斯公司在英国的于公司的一位名叫哈里·科利尔的药物学家就已悄悄地开始研究阿司匹林对试验用白鼠的肺脏的作用了。起初，这只是科利尔在钻研学问方面的一个癖好，后来他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阿司匹林研究上，简直对它着了迷，直至他在 1983 年去世。科利尔是第一位具有研究阿司匹林效用的杰出能力的科学家。他的这种预知能力使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先进入某一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是在发现的果实尚未成熟之际出现的。在他们艰苦地
工作了很长时间之后，劳动的成果却被后来者采摘了。
亨利·奥斯瓦尔德·杰克逊·科利尔生于 1912 年。他脸庞瘦削，表情冷漠，不苟言笑却又不失风趣。他在战前受过极其完备的传统教育。科利尔以优异的动物学和化学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善于在文章和讲演中运用文学和历史典故。他过世后，一篇讣文曾恢谐地指出，他“对数百种事物感兴趣， 科学和医学是其中的两件”。他博闻强记，懂法文、拉丁文、绘画和侍歌， 还常常给电视和电台撰写有关医学的稿件。“哈里对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 尤其是英文，”他以前的同事普里西拉·派珀回忆说。“如果有谁给他写的信中有语法错，他必定把它校改过来。”
科利尔获博士学位后，在曼彻斯特大学执教至 1941 年。那一年，他的第二个孩子约瑟夫即将出世，养家的需要迫使他投身于制药业。当时，科学家们把为公司工作看成像住贫民窟兼当娼妓一样不光彩的事。“如果你到实业界去做事，”约瑟夫·科利尔后来解释说，“那你就是一个不能被接受的人。父亲或许（对自己的选择）后悔过，但他从未对我们说起。”
科利尔起初从事战时医学研究，包括进行青霉素试验。（科利尔和一位合作者大概是最早试验青霉素对梅毒的效用的人。）他为艾伦一汉伯里斯公司建立起了一个医药部之后，于 1958 年转到帕克一戴维斯公司，又建立了
一个医药部。他在这家公司一直干到 1969 年，即帕克一戴维斯公司被醉心于兼井的联合企业——沃纳一兰伯特公司收购的前一年。后来，科利尔担任迈尔斯制药公司英国分公司的研究部主任，直至 1980 年退休。
这些年中，科利尔家中的人口也增加了。他有了三个孩子，其中的一个， 即约瑟夫，成了一位药物学家和英国医药保健业的主要批评者。在此期间， 科利尔领导的小组研制出了包括特快灵（一种抗菌素）和劳德力辛（通过合成办法生产的用作肌肉松弛药的箭毒）在内的一些药品。尽管科利尔有这些成绩，但对他的雇主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可靠的生产能手。他始终不能放弃纯研究者特有的那种过分的好奇心，而在商业环境中，这种好奇心却可能成为一个负面因素。
科利尔对箭毒的研究间接地导致他对阿司匹林的着迷。箭毒在自然状态
下会干扰神经向肌肉传递信息的能力。对神经信息的研究使科利尔想到要探讨痛感这个神秘的现象。他对这个问题的最初研究是要抓住那最棘手的一点，即痛感的典型形象。他把使我们感到痛的那种化学物质分离了出来。就在这前后，有几种称作激肽的化合物被发现了。在受伤时，细胞会向血液和附近的组织中释放激肽。激肽通过刺激附近的神经末梢诱发包括疼痛在内的感染症状。科利尔想，既然激肽能引起痛感，像阿司匹林这样的止痛药或许就同制止激肽有关。当他来到帕克一戴维斯公司的新的实验室后，他便开始亲自弄个明白。
在助手帕特里夏·肖利的协助下，科利尔在 1958 年用了一些时间来确定一种特定的激肽——缓激肽对试验用白鼠的作用。他们的实验不是直接研究痛感，而是一种比较容易测量的有关现象。白鼠被注射了缓激肽后，它们的肺脏中的吸气通道就闭塞了——这时白鼠就出现了气喘症状。科利尔后来写道，这种反应是“有力而持久的”。他想知道，止痛药能否对此产生影响。他了解到，如果事先给白鼠服用了阿司匹林，缓激肽就不会引起气喘。正如科学家们所说，阿司匹林能抑制缓激肽。令人感兴趣的是，如果在注射缓激肽之后施用阿司匹林，它就没有任何保护作用，白鼠便会发出呼哧呼哧的气
喘声。
接着，科利尔和肖利又用不同的参数重新进行实验。他们切断了白鼠的从心脏和肺脏通达大脑的迷走神经。可以说，这就切断了白鼠的呼吸系统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联系。当科利尔和肖利注射缓激肽时，白鼠的肺脏再次堵塞了，但是它的大脑却没有直接感觉到。两位研究人员又给白鼠施用了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又抑制了缓激肽。既然在切断中枢神经系统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说，这种药一定是对局部（肺脏）起作用，而不是对中枢（大脑）起作用。不仅如此，通过比较阿司匹林和其他止痛药的抑制作用， 科利尔和肖利发现，在抑制缓激肽方面，阿司匹林的效用比水杨酸高出许多倍。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两位科学家对阿司匹林的了解一下子就超过了他们的所有前辈。更重要的是，他们俏悄地击败了自法本拜耳公司推出阿司匹林以来对这种药物的一些一直无人提出异议的看法。
第一位研究阿司匹林的效用的科学家是拜耳公司研究部主任海因里希·德雷泽。他知道，从化学上说，阿司匹林是一种水杨酸分子，即水杨酸钠的母体，它的一侧附有一个乙酰基（一个钩状的氢氧原子小群体）。问题在于这种药到了体内会出现什么情形。德雷泽服了阿司匹林后，测量了自己的尿液，看看他的消化系统对它是如何处理的。它是以水杨酸的形式排出来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是水杨酸起了作用。乙酰基只是使水杨酸更容易被吸收、使它能够通过胃部进入血液而已。在血液中，乙酰基脱去，水杨酸便使疼痛缓解。在德雷泽看来，阿司匹林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药，而是药物学家所称的“药物前体”，即可被身体分解成药物——在这里是指水杨酸—
—的物质。
由于水杨酸（及其他止痛药）在当时被认为是对神经系统的感受疼痛能力起作用、而不是直接对身体受伤部位起作用的，德雷泽认定，阿司匹林也是对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而不是对受伤部位附近的神经起作甩。因此，阿司匹林最好被看作一个向中枢神经系统提供水杨酸的比较合适的手段。
尽管德雷泽的研究具有着重眼前的性质，他得出的结论却成了医学文献的一部分，为两代医生所消极地吸收。（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抱怨医生们不加批评地接受迷信。历史学家乔治·韦德金德早在 1791 年就抱怨说：“只要对医学史作一番肤浅的研究就可以看出⋯⋯根据他们自己思索过的道理采取行动的圣贤从来都是少而又少。”）研究者们有时会被要求证明他们在阿司匹林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例如贸委会曾利用一些研究人员去驳斥福尔图纳托·迪亚西奥，即那个往扭伤的踝骨上涂抹阿司匹林药膏的人——而他们通常都是复述德雷泽的教条：阿司匹林是向中枢神经系统提供充足的水杨酸的有效手段。
科利尔用白鼠作的实验驳斥了德雷泽对阿司匹林的看法。如果阿司匹林能比水杨酸更有效地抑制缓激肽，那就是说，它不是用来包装水杨酸的一种便于消化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药品。而既然切断迷走神经后它能起作用，那它必定是对局部、而不是对中枢神经系统起作用的。两代医生听到的都是这样一种说法，但这却是一种错误的说法。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科利尔却必须向他的公司证明他的结论是有道理的。“既然阿司匹林能阻止气喘反应，”他的同事派珀后来回忆说，“他觉得它就可能对呼吸系统疾病有用——这使他能够向帕克一戴维斯公司证明他的研究结果是有道理的。”公司不同意科利尔的看法，他的研究难以继续下去了。但他
不肯罢休。他迷上这个问题了。“他的博学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大自然的爱，”他的儿子说。“他是一个植物学家，对植物了如指掌。他去散步时若碰到一朵小花，一定得认出它是什么花，否则不会走开。阿司匹林是用柳树皮制成的——对他来说它就是大自然，因而也就成了他所心仪的一种东西。” 他不得不把对阿司匹林的研究夹在其他工作之间来做，一有时间就进行实验。“我觉得帕克一戴维斯公司是相当宽厚的，”约瑟夫·科利尔说。“但他还是得为公司做些别的事情才行，他们显然认为靠阿司匹林赚不了多少钱。”看来，老科利尔对这种缓慢的进展也不特别忧虑。他当时身处药学领域的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用不着担心有谁会把某种发现从他手中夺走。
科利尔的思绪围绕着医学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服用阿司匹林主要是来止痛、退烧和消炎。这些症状都是身体抵御疾病或外伤的副产品，就像刹车在使汽车减速时会产生热一样。科利尔认为，阿司匹林是一种“抗防御” 药物。“看来，”他在 1963 年写道，“人体有一种不大灵便的防御机制， 幸好阿司匹林可以帮助控制这一机制。阿司匹林可能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中的一种来对付这种防御性的反应：要么是直接的，即使这种抵御本身停下来； 要么是间接的，即设法增强身体对其抵御性反应的控制。但到底是哪一种呢？ 科利尔无法断定。
于是，科利尔决定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先研究诸如乙酰水杨酸这样的药
物在不同生物化学环境下所起的作用。他打算编一份有关这些药物对像缓激肽这样能引起有害反应的物质所起作用的目录，希望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能对所有这些药物如何产生止痛、退烧和消炎作用获得更多的了解，在增加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最后再回过头来研究阿司匹林。
不管阿司匹林以哪种方式起作用，实验都是一样的。一位助手把不同的药物分别装入编了码的容器内，但科利尔不知道他用的是哪种药。（试验结束后再把密码解开。）他随便从一个容器中取出药来喂饲实验用的白鼠，然后给这些白鼠注射能引起反应的物质，再静观这种药能否抑制白鼠的反应。如果该药抑制了反应，他们再给白鼠增加一些引起反应的物质，使之能超过药的抑制力量。然后，他们再用另一种药进行同样的试验，以此类推。全部试验过后，再改换一种引起反应的物质重新试验一遍，然后再试验别的药。用白鼠试验过以后，他们又在老鼠和兔子身上把全套试验再进行一遍。
令人不解的是，不同动物的反应往往不一样。尤其是阿司匹林，它是以杂乱无章——科利尔称之为“变幻莫测”——的方式起作用的：对一种动物身上的一种物质起作用、对另一种动物身上的另一种物质起作用。看起来全无规律可循。如果科利尔是在局部组织上、而不是在整个动物身上做试验，他甚至无法重复得出同样的结果。例如，他无法使阿司匹林在切下来的几片白鼠肺脏上抑制缓激肽，尽管它对活白鼠的肺脏上毫无疑问地做到了这一点。这真令人恼火。
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令人失望的情形，他还是逐渐看出了这种药物是如
何起作用的。总的说来，像缓激肽这样的化合物的分子在体内是漂浮着的， 直至它们遇到一个受体——即细胞上的一个和分子一般大小的地方，使上述分子可以插进去，就像钥匙插进锁孔一样。这种比喻是极其贴切的，因为缓激肽分子刚好扭成一个能够严丝合缝地嵌入等待它的受体的形状。科利尔想，要想阻止激肽引起反应，阿司匹林分子的一部分就得与细胞空洞的形状十分相似，能够把该洞填满，如果它先到达那里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在注射
激肽之后再服用阿司匹林就毫无作用，因为受体已经被激肽捷足先登了。 但是实际情况肯定更为复杂。正如研究人员在进行血液凝固试验时所看
到的那样，生物化学过程是按照精细的顺序发生的。一种化合物使身体释放出第二种化合物，这第二种又同第三种发生反应，这样就妨碍了第四种起作用，从而使第五种活化，如此等等。探讨这种复杂的亚细胞舞蹈的看不见的编舞程序，是一件进展慢得让人头痛的工作。
1963 年，科利尔开始同普里西亚·派珀合作，当时派拍还在攻读博士。她在伦敦大学的皇家自由医院医学院获得生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决定不去习医——因为她患有过敏症——转而报读一个药学课程。就是在那里学习期间她被派到一个商业性实验室——帕克一戴维斯公司的实验室去工作。起初， 她对这位才华横溢的上司怀有一种畏惧感，因为他总是以一种冷漠而恪守礼节的态度对待她。后来她才意识到，他对她的恐惧不下于她对他的敬畏，因为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进入实验室的妇女真是凤毛麟角。尽管他们相互畏惧，他们还是开始合作了。像所有的研究生一样，她也投身到她的导师所从事的探索阿司匹林奥秘的事业中去了。
派珀后来说，他们的工作是“粗陋”的。她和科利尔在花了五年时间为白鼠注射药物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努力几乎没有任何进展。他们对阿司匹林如何起作用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但却无法了解内中的任何具体步骤。导致这种令人灰心的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帕克一戴维斯实验室内没有一个人知道该如何运用从事这项工作所需要的专门技巧。科利尔和派珀是用活的动物做试验的，因此他们当然看不到动物身体内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要想测定反应的过程。他们就必须杀死白鼠，取出肺脏，将其磨碎以供测试。而要这样做就势必打乱他们想要观察的微秒的生物化学反应，同时花费的时间也太长，不等他们进行研究，有些短命的化合物就会分解。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办法。科利尔和派珀于 1968 年向药物学家约翰·维恩求助。此人很快就在这
项事业中发挥起谁都不曾想到的巨大作用。维恩这个人动作有些笨拙，头顶微秃，颇有发胖的趋势。起初，维恩对阿司匹林根本不感兴趣。他出生于 1927 年，在英格兰的伍斯特郡长大。像许多科学家一样，他对研究的兴趣是其父母赠给他的一套化学实验器具引起的。在进行了许多乱七八糟的实验之后， 他于 1944 年进入了伯明翰大学。他很快意识到他对化学的兴趣并不像他原先以为的那样大。当维恩的一位教授建议他研究药学的时候，这位学生立即同意了。接着，维恩回忆说，他马上去了图书馆，查查药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听起来蛮有意思的，于是他在 1953 年拿了一个药学的博士学位。到 1968 年，他已经在伦敦那所古老而学员众多的皇家外科学院主持一个实验室了。他早就认识科利尔，两人也因而建立起了友好的竞争关系。
科利尔希望维恩教会派珀一种特殊的生物测定办法，这也是药学中的一项主要技术。“药学家是杂家，”药学的创始人之一约翰·亨利·加德姆曾如是说。“他借用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微生物学以及统计学中的学问。但是他研究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技术，那就是生物测定技术。”生物测定指的是用测定物质对一种生物测试系统所起的作用的办法来确定它们的活性和特性。最简单的生物测定就是使一片组织接触一种化合物，静观该组织的反应，诸如放松、变色或释放出化学物质等等。这种测定对于药物的研制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在许多其他方面也都有用。“生物测定是非常简便的技术，”维恩曾这样写道，“它能把生物学上活跃的重要化合物同与之关系
密切但在生物学上并不重要的（派生物）区分开来。”
早几年，维恩发明了一个研究一些微妙实体的新办法，而这些实体正是科利尔和派珀所关注的。他把两套组织浸在滴流着的化学液体中，一套组织放在另一套的上游。最常使用的液体是克雷布斯溶液，那是一种中性的培养基，有点与血浆类似。它是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化学家汉斯·阿道夫·克雷布斯的名字命名的。上游的组织，如白鼠的肺脏，被注射了一种能引起过敏性休克——一种有生命危险的过敏反应，是比较厉害的气喘发作——的物质。（为了诱发休克，维恩常常使用白鼠对之过敏的蛋清。）上游组织在休克时会分泌出一种液体，这种液体就像气喘发作时分泌的痰液一样，是各种荷尔蒙的奇妙混合体，其中有许多荷尔蒙是研究人员还不曾分辨出来的。这种液体进入溶液，被带到下游，在那里流进几个试管。每个试管的底部都有另一片组织。下游的这些组织——例如老鼠胃和鸡的直肠等——是根据它们已知的特性挑选的。某一样本的抽动就表明这是对溶液中的一种特定化合物的反应。由于溶液是中性的，这种反应必定是上游组织中合成的某种东西引起的，渐渐地，维恩和他的同事们编出了一本与休克有关的反应过程词典。维恩确定每天用哪些组织，他的同事就按他定的单子备料，使上游组织发生休克，把结果记录下来。
维恩称他的这种方法为“串联过冷生物测定法”。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使他能看到化学反应发生的实际过程，通过维恩所用的各种组织的反应方式的变化看到各种物质是怎样在时时改变着特性。正如维恩所说，它的另一个好处是“给人以获得意外发现的最大的机会”。如果有什么新东西出现，你很有可能抓住它。
“（在初时，）如果你对我说这会导致与阿司匹林有关的新发现，”不久前他这样说，“我会当面嘲笑你。”他只是想探究造成体内生物化学环境的错综复杂的交互反应。他乐于告诉派珀他的生物测定是如何进行的。派珀在皇家外科学院跟着维恩工作了好几个月。当时的想法是让她学会维恩的技术，把它带回到科利尔那里去用来进一步研究阿司匹林。此外，这时候让派珀离开帕克一戴维斯公司也比较合适，因为该公司——派珀回忆说——此时“由于某项专利快到期而正处于财务困难时期。他们正在裁员，所以哈里问约翰·维恩，他愿不愿要我做他的正式博士研究生。”维恩很乐意地同意了。于是，派珀就没有回到科利尔那里去，而是在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继续为维恩工作。这对科利尔来说可是太不幸了，因为派珀和维恩几乎马上就找到了解开阿司匹林之谜的钥匙。
在一次实验中，他们让白鼠的肺脏接触到蛋清，使之发生休克。流经这些肺脏的溶液接着再被输送至排成一列的六片组织上，其中包括老鼠胃、鸡的直肠、白鼠的气管和兔子的主动脉。利用从以前的实验中取得的知识，他们又在溶液中加上了一些化合物，阻止休克的肺脏可能释放的各种已知的物质发生作用。派珀和维思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直肠和主动脉还是扭曲，那大概就表明又有某种新东西。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有种什么东西使得兔子的主动脉剧烈地收缩，但是几分钟之内便消失了。
派珀和维恩把这种东西称为“兔主动脉收缩物质”，而且他们立即意识到此物与他们以前观察到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他们的论文把这个名称缩写成 RCS。维恩指出，这几个字母恰好又是他们为之工作的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缩写。）他们通过实验来观察 RCS 是否与熟悉的化合物的性能相似，结
果不然。
RCS 是一种性质不同的东西。
兴奋不已的派珀向维恩建议为上游的白鼠肺脏注射科利尔为之着迷的东西——阿司匹林。虽说维恩和科利尔关系很好，也了解彼此在进行的研究， 但是维恩从未想过试试阿司匹林。不过这次他同意试一下。毕竟不会有什么坏处嘛。使维恩大为惊异的是，阿司匹林产生了很大的效用。下游的兔主动脉一点也没收缩。这意味着休克的肺脏不再产生 RCS 了。但是为什么？而 RCS 又是什么呢？
派珀和维恩后来了解到，阿司匹林并不是直接对 RCS 起作用的。这就是说，它并不能使这种神秘物质无法引起兔主动脉扭曲。但是，给白鼠的肺脏施用了阿司匹林之后再使它发生休克，这种药就使 RCS 释放不出来了。科利尔曾提出阿司匹林能帮助控制身体的抗御网络这样一种论点，如今派琅和维恩又进了一步，在英国的科学杂志《自然界》上大胆提出：阿司匹林实际上可能是通过干扰这一网络的某一部分来起作用的，而这一部分可能就是RCS，不论这 RCS 又是什么东西。
听了派珀和维恩的介绍后，科利尔是又振奋又颓丧。看来，阿司匹林能阻止一种以前不了解的物质的合成，这是一条基本的线索，但他却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物质。就在派珀和维恩完成他们的论文的第二天，他也给《自然界》寄去了他自己的论文。科利尔的这篇与派珀和维恩的论文同时发表的论文一反他通常冷静客观的文风，读起来令人颇感奇怪甚至厌恶。派珀和维恩在文中直截了当地叙述了他们的实验结果，科利尔却拿不出任何新东西。他只是重申了他认为阿司匹林是一种“抗防御药物”的论点，然后又抱怨它的作用“变幻莫测”。接下去，这位矜持而庄重的学者对他近年来的阿司匹林研究做了一番总结，在区区五段文字内引述他自己的文章不下 32 次。人们很难不把这看作是对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标榜。他说，他这些年来的研究已经证明阿司匹林是在患部起作用的，证明它不能直接阻止化学物质的作用， 证明它的活性看来取决于一种物质同肌体组织发生联系的特定化学途径。他指出，缓激肽也能使白鼠的肺脏合成 RCS，证明阿司匹林能“抑制 RCS 机制” 说明它在妨碍缓激肽的作用。如果阿司匹林能制止 RCS 的合成，科利尔论证说，那么这种药的“变幻莫测”就可以得到解释——它只能止住由 RCS 引起的疼痛。但是所有这些见解都还不够充分。这篇论文得出结论说：“然而， 即便阿司匹林是这样发挥作用的，这一整套步骤的孰先孰后、阿司匹林发生作用的确切位置以及阻塞发生的方式等等，都还有待确定。”
科利尔恢复了对阿司匹林的研究，以为阿司匹林奥秘的揭开已是唾手可得的事情。这个答案是在灵感出现的那一刹那得到的，可惜它却不是科利尔的灵感。
在科利尔、派珀和维恩研究过的许多物质中，有数十种称作前列腺素的脂肪酸——即构成脂肪块的那些复杂的碳、氢和氧的环与练。这种前列腺素在许多方面都与荷尔蒙相似。但荷尔蒙是由单个的腺、器官或各种类型的组织产生的，而前列腺素则是由体内的几乎每一个细胞制造的。在科利尔表示他的颓丧情绪的那个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前列腺素能产生正在被人用维恩的生物测定法研究的那些有害作用。科利尔在此前的实验中已经用过其中的一种（前列腺素 F2a）。他发现，阿司匹林不能止住白鼠肺脏中的 F2a 引起的气喘，但却有力地阻止了它在人体组织中的这种作用。在那次产生了 RCS 的
实验中，派珀和维恩发现了好几种以前在不同情况下也观察到的前列腺素。科利尔忽略了它们；维恩迟疑了一下，因而把阿司匹林的秘密揭开了。
关于前列腺素的最初征兆早在 20 年代末期妇科专家拉斐尔·库兹罗克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小诊所内进行人工授精试验时就出现了。他进行了数十次试验，只有两次没有完全失败。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
在好几次试验中都看到这样的情况：当着 0.5CC 精子被注入宫腔时。精子立即被排出去了。⋯⋯该患者的反应次次都是如此，显然与月经周期无关。这种现象使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的精子对人的子宫发生什么作用？
一位患者每次接受授精时都感到小腹剧痛。听这位妇女描述了她的症状
之后，库兹罗克认定这种痛感看来与分娩时的疼痛十分相似。此时他正在同一位名叫查尔斯·利布的药物学家切磋学问。他们二人觉得，人的精子中有某种东西可能引起子宫收缩。他们的朋友中有些是生化专家，于是他们借了一个试验台，作起试验来。在一篇轻松的记实文章所说的“通常的反复试验” 之后，他们终于发现，把精子滴到一片人的子宫组织上确实会引起肌肉收缩
——那组织扭曲了。库兹罗克和利布于 1930 年撰文详述了他们的发现，但是几乎没有人给予注意。
四年后，乌尔夫·斯万特·冯·尤勒（他的父亲是曾获诺贝尔奖的瑞典生化学家）从羊的精于中提取了类似的物质。他称它为“前列腺素”，因为他是从前列腺中提取这种物质的。其后的几年问，冯·尤勒又做了许多次从羊身上提取这种物质的工作，终于发现他起的名字不合适——前列腺素存在于全身各处，而不仅仅是在前列腺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把与军事无关的研究暂时搁置起来。到战争快结束时，当他可以重新考虑科学工作的时候，他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分离神经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去甲肾上腺索上了。（他的去甲肾上腺素研究使他在 1970 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冯·尤勒把他精心保存的羊精样本送给了一位比较年轻的同事——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研究所的苏内·K·贝里斯特伦。贝里斯特伦曾于 1949 年证明了几种前列腺素的存在，而所有这些前列腺素都是以前所不知道的化学物质。但是研究很难继续进行下去。前列腺素的数量极少，当时还没有发明对之加以分离和研究的方法——这是贝里斯特伦进行了好几年毫无成果的工作之后弄明白的事实。
1957 年，他向一位名叫戴维·韦斯布拉特的朋友求助。韦斯布拉特是一位有机化学家，那时已成为普强大药房——即后来以莫特林的名称把异丁苯丙酸引进美国的那家公司——的研究部主任。韦斯布拉特觉得这种研究很有可能产生一些令人振奋的、有希望申请专利的药物，于是鼓动普强大药房为贝里斯特伦提供研究经费。（有人回忆说，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科利尔正在苦苦说服帕克一戴维斯公司相信他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一笔 10 万美元的捐款使贝里斯特伦得以从四个国家收集羊前列腺。他终于从好几吨前列腺中提取了几盎司前列腺素。贝里斯特伦与一位名叫本特·萨穆埃尔松的同事一道确定了两种前列腺素的化学结构。
1964 年，贝里斯特伦、萨穆埃尔松和其他一些人发现，前列腺素是由身体的一种鲜为人知的组成部分——花生四烯酸产生的。花生四烯酸是一种存在于细胞壁中的油滑的、黄油状的物质，它使细胞具有弹性。“没有它，” 约翰·维恩最近说，“你简直不能活动。你就会像蜡烛一样僵直。”当细胞
受到刺激的时候，细胞壁就分泌出少量的花生四烯酸，于是，奇妙的现象就发生了。
“就好像身体不喜欢花生四烯酸到处漂浮似的，”维恩说，“因为它一出来，立即就变成某种别的东西。”在花生四烯酸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反应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系列新的类似荷尔蒙的物质——内过氧化物，白细胞三烯和凝血恶烷——它们全都能产生强大的作用，即便是在剂量极为微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与肾上腺素这样的以井井有条的方式生成并储存在腺体和细胞内的荷尔蒙不向的是，上述物质是由花生四烯酸变成的，是作为受到特殊刺激——如外伤——后的一种反应而在细胞之外形成的。细胞受到某种刺激， 细胞膜便释放出花生四烯酸，然后身体又把它变成前列腺素。
一整套生化调节系统的突然出现，使科学家们感到兴奋莫名。他们急切地扑向它，希望从花生四烯酸中摇出一些新发现来，就像小孩子从树上摇下苹果来一样。他们觉得从中可以学到了不起的学问，可以扬名立业。
在普强大药房工作的韦斯布拉特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前列腺素能使他的公司财源广进，于是便建立了一个实验室进行批量生产。（在此之前，一位研究者曾开玩笑说，“只要打一个喷嚏就能把全世界已有的前列腺素全部吹光。”）为了探明前列腺素是否具有韦斯布拉特认为具有的那种潜力，普强大药房大胆地表示愿向任何一位想研究前列腺素的科学家免费提供样本。有压抑已久的需求，如今又有了充足的供应，一时间，大量科学论文涌现出来。
后来发现，前列腺素是身体调节诸如血管变宽和变窄、肌肉收缩以及与关节疼痛和关节炎有关的炎症等重要现象的手段。随着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产生结果，普强大药房的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制造的前列腺素能治疗从消化系统溃疡（前列腺素 A2）到高血压（前列腺素 A1、E1 和 E2）等各种疾病。然而， 它最引人注目的潜在用途还是用于避孕和堕胎。许多前列腺素（其中包括前列腺素 F2a）能干扰妊娠。在 70 年代初，美国和英国曾批准前列腺素 F2a 作为凭处方的堕胎药物注射使用，前列腺素 E2 则成了一种堕胎用的栓剂。这两种药至今还在售卖——偷着卖。
约翰·维恩也和许多人一样，对细胞壁中的花生四烯酸产生的这一族短命生化实体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约翰这个人坚毅异常、勤奋苦干、洞察力强、愿意冒险，”约瑟夫·科利尔说。“他每个周未都工作，不放过所碰到的任何问题——难怪他能取得成功。”
维恩和派珀为找到使兔子的主动脉收缩的物质——RCS 感到极大的振奋。“它会消失的，”维恩说。“它会在两三分钟内分解。只是由于我们采用了一种动态方法，我们才发现了它。”但是这种东西有什么用途？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它存在于纷繁交错的生化世界的什么位置上？阿司匹林制止了它的产生，这意味着什么？维恩和派珀又研究了一年半的时间，却没有多大的进展。1971 年年中，他们决定撰写一篇论文，把已经积累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全都归纳起来。
一个周末的晚上，当维恩在家中考虑如何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RCS 有否可能是某种前所未见的前列腺素——一种与其他前列腺素不同的、不大稳定的前列腺素呢？如果是这样，阿司匹林的作用就是阻止一种前列腺素在体内生成。而如果真是这样，阿司匹林所能阻止的就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前列腺素的生成。它可能阻止所有前列腺素的生成。实际上，这可能是
关于阿司匹林所起作用的一个定义——使身体无法合成前列腺素。
到这时，药学家们已经合成了许多效用与阿司匹林相似的药物了，其中最早出现、也最有名的一种就是异丁苯丙酸。今天在市场上销售的这种“非类酯醇消炎药”有四十多种。这些药都和阿司匹林一样，能止痛、退烧加消炎。但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这却是一个谜。实际上，医生们是根据它们所不能起的作用把它们归为一类的。与可的松之类的类酯醇不同，这些药并不模仿荷尔蒙的作用；与吗啡和可待因不同，它们并非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 它们与异丙嗪等抗组胺药也不同，不能对抗组胺（在过敏反应中释放的化学物质）。维恩猜想不仅是阿司匹林，而且所有的非类酯醇消炎药也都能阻止前列腺素的生成，因而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整个类别的药物的作用机制。阿司匹林、异了苯丙酸、苯氧苯丙酸、消炎痛和保泰松——维恩为所有这些药物都找到了解释。①
如果维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他就知道了阿司匹林之所以只能对发烧和发炎的组织起作用的原因。外伤或某种其他刺激导致前列腺素的生成，而前列腺素又引起了发烧及发炎。阿司匹林阻止了前列腺素的生成，从而也就避免了随之而来的发烧和发炎。它对正常的、没有受伤的组织阻止不起作用， 因为那些组织内没有前列腺素。不仅如此，维恩还推测，如果情况真是这样， 前列腺素必定与痛感有关——阿司匹林的止痛效用来自它阻止前列腺素—— 它们控制着发烧和炎症——生成的同一种能力。这真是太棒了。维恩为之欢欣鼓舞。
“我走进（实验室），”维恩回忆说，“把普里西亚和我的其他同事全都叫过来，对他们说：‘我想我知道阿司匹林是怎样起作用的了。你们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就要试验给你们看。’”
当着这些迷惑不解的同事们的面，维恩径直走向实验台，开始拌台一些化学品，这种工作通常都是留给研究助手干的。为了证明他的见解，他必须把一些花生四烯酸变成前列腺素，然后在试管内加上阿司匹林，再重复同样的过程。如果这时不能产生任何前列腺素，那他就知道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了。
“我们大家知道这里一定有名堂，”派珀说，“他从来没有这样在实验台上工作过。”
维恩一向厌恶这种实验方法，即碾碎白鼠内脏，将碾碎的内脏放进离心机中把渣滓甩掉，把剩余部分分装进 20 个试管，加进花生四烯酸，然后再用生物测定法测定他所制成的前列腺素的数量。事实上，他并不确切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他认为自己有一个重要的想法，而且他不打算要求同事或助手帮忙，使全实验室都知道他的想法。（“这是科学上的特权，”约瑟夫·科利尔后来说。“教授是可以这佯做的。”）相反，他查阅了一些论文，凡经实验之后，他终于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方案。他把碾碎的动物内脏分装在 20 个试管内，经过刺激后使之产生前列腺素。然后他把阿司匹林加进去，再设法使之产生前列腺素，结果却未能产生。我发现了——维恩想。只要用了阿司匹林，他就找不到前列腺素。“我兴奋极了，”他说，“接下去的两周时间我全用在证实这一点上了。”
① 今天看来，克雷文杜撰出这些数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8000 个有患心力衰竭危险的人在许多年中竟没有一个人“口脏病发作？”中风专家威廉·菲尔茨讥讽地问。“这是不可能的！没有哪种治疗办法会如此有效！我认为克雷文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我同时也认为他的结果是做了手脚的。”
他最先打的电话之一是打给哈里·科利尔的。哈里尔听说他的这位几乎没研究过阿司匹林的朋友居然解决了他为之花了十年时间的问题，感到心灰意冷。“哈里怒火中烧，”维恩笑着说。“他根本没想过前列腺素的事。”科利尔颇有勇气地写了一篇赞扬这项发现的评论。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
苦涩。他认为此发现按理应当是属于他的。如果当初药厂能支持他，这一发现本来会是他的。他独自研究的时间实在够长了。他看到维恩赢得了种种荣誉——被授予骑士衔头，被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后来又获得了诺贝尔奖。“我父亲在回首往事时总要说，他的研究也达到了那一步，”约瑟夫·科利尔说。“但我知道他没有，而且我想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在实业界工作， 因此他不可能取得约翰所取得的那种成就。”
1971 年 6 月，维恩在《自然界》杂志上发表了有关阿司匹林的论文。同时发表的还有他的同事撰写的另外两篇探讨此项发现的进一步影响和成果的文章。在《自然界》上的文章发表之前，科利尔以一位只差一点就作出了一项重大发现的学者所必然怀有的遗憾和自豪给维恩写了一封信：
如果你证明——你大概会证明这一点——自己是阿司匹林的耶稣，我想我就是它的施洗者约翰。
阿司匹林之谜真的揭开了吗？不同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答案。有些问
题是搞清楚了，但是一些研究者认为真正的谜依然存在。据曾任美国风湿学会会长的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杰拉尔德·韦斯曼说，这种药有三种主要的作用方式，每一种方式都与特定的剂量水平相对应。人们对所有这三种方式都至少有了部分的了解，但是科学家们对他们的理论的可靠性仍有争议的余地。第一种方式——正如维恩所证明了的——即在施用通常那种非处方售卖
剂量的情况下，阿司匹林能防止身体把花生四烯酸变成前列腺素。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是通过将另一种化合物——即这种反应的催化剂前列腺素 H 合成酶——灭活化的办法来做到这一点的。花生四烯酸的分子嵌入前列腺素 H 合成酶的分子内，以前列腺素分子这样一种改变了的形式释放出来，而前列腺素 H 合成酶则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准备接受下一个花生四烯酸分子。这与科利尔的推测是十分相近的。
阿司匹林彻底地干扰了这个程序。有人回忆说，乙酰水杨酸是把两种不同的化学实体——水杨酸和乙酰基——结合而成的。乙酰基进入血液后便慢慢地分解，通过血液的就成了乙酰水杨酸、水杨酸和乙酰的混合物了。悬浮在体内的乙酰水杨酸或水杨酸很容易钻进前列腺素 H 合成酶的空洞中，把它塞满。这样，前列腺素 H 合成酶分子就不能产生前列腺素了。所有的非类酯醇消炎药都对前列腺素 H 合成酶有影响，但是只有乙酰水杨酸——它有一个乙酰基——的化学构成能使前列腺素 H 合成酶永远失去作用，而其他的这类药物，包括水杨酸在内，只对它有暂时的阻碍作用。
科学家们把这个过程称作抑制前列腺素合成。在阿司匹林的各种效用中，对这一效用记述得最为全面。阿司匹林最广为人知的用途——缓解头痛
——很可能正是由此而来。科学家们认为，最普通的头痛是与头皮后颈上的肌肉收缩有联系的。（尽管谁也不能肯定这一点。）而偏头痛则可能是由颅部血管扩张引起的。不论是肌肉收缩还是动静脉血管扩张，都是受花生四烯酸系统影响的。阿司匹林潜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余下的难题就是在出于道义原因不能打开活人脑袋研究他们头痛的原因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这一点。可惜的是，阿司匹林的这种对于治疗头痛显然是非常有益的抑制前列腺
素的功效同时也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副作用。胃脏的内壁产生前列腺素，这些前列腺素有助于保持壁面上的那层粘液，防止胃脏被它自己产生的胃酸腐蚀。如果阿司匹林使这种保护性的前列腺素无法生成，那就会打破平衡—— 其结果就可能是胃痛甚至是溃疡。①
还有一种类似的机制导致对阿司匹林的过敏性反应。在阿司匹林阻止前列腺素 H 合成酶把花生四烯酸变成前列腺素的同时，一种与之竞争的物质， 即酯氧合酶，又把它转变成许许多多别的化学物质，主要是白细胞三烯（它是压住血管、促使肺脏空气通道中的物质转到血管中去的物质之一。）有些人的基因构成使他们对自身的白细胞三烯有强烈的过敏反应，这些人就不应当服用阿司匹林、异丁苯丙酸或任何别的非类酯醇消炎药。
如果按照处方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那会有另一种作用：减轻炎症引起的红肿、发热和疼痛。大多数人服用阿司匹林是为了解除轻微的疼痛，但是，按重量来说，这种药大部分是被患有关节炎和其他炎症的人服用了。这些患者往往需要大剂量地——每天十片以上——服用此药，而且要连续服用许多个月乃至许多年。维恩相信，这种作用方式也取决于阿司匹林抑制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效能。有些前列腺素会加剧炎症，而阿司匹林据认为可以制止它们的这种作用。但是，韦斯曼等人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充分的：“阿司匹林和其他非类酯醇消炎药还有大多的其他作用，”他最近这样说。韦斯曼的实验室在 80 年代末期进行的研究表明，阿司匹林会干扰一种叫做嗜中性细胞的白血球。在某些情况下，嗜中性细胞会由免疫系统——即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的一部分变成一些反而攻击身体本身的组织的实体。这种发生了变化的嗜中性细胞也像血小板一样，它大量聚集在一起，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 而这些化学物质会将构成人体皮肉的蛋白质打碎，从而引起炎症。嗜中性细胞同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疾病密切相关。韦斯曼已经证明，阿司匹林在这里也能起到阻遏作用。他说，阿司匹林能防止嗜中性细胞彼此附着在一起， 或者附着在血管壁上，而这种作用对于炎症显然是有意义的。维恩自然不同意这种说法。“在这方面存在着争议，”1991 年初韦斯曼曾这样说。“我想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会一直研究阿司匹林的。”他说这话时脸上带着一种喜欢友善的学术争论的学者惯有的那种微笑。确实，韦斯曼和他的同事不久前刚刚确定了阿司匹林在嗜中性细胞上起作用的确切位置。
阿司匹林的第三个作用方式，即干扰血小板的聚集，这种作用所需要的剂量最小。（“你只要每隔一天舔一下婴儿用阿司匹林就够了，”韦斯曼说。“这样说是有点夸张。但确实用不了多少。肯定不用像他们向你推销时说的那样，每天服用一片或更多最强力阿那辛。”）血小板在血液中流动时呈不活跃状态。它们是一些小小的、闲置的化工厂，等待着启动的信号。这种信号通常都是在血小板遇到由受伤的血管壁放出的花生四烯酸生成的某种化学物质时发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就把血小板的电源接通了。它挤压出一些化学物质，这些物质又以连锁反应的方式使其他血小板活跃起来，互相附
① 事后看来，普尔和弗伦奇对于在心力衰竭之后施用抗凝血疗法的有效性有些贬得过分了，不过他们对于为测试这一点而进行的临床试验的估价却是准确的。从 1948 年到 1975 年，研究人员进行了 26 次非随机 性的、7 次随机性的试验。（非随机试验比较多，这说明医学界当时还不大愿意接受随机抽样这一概念。） 非随机试验发现，采用这种疗法使死亡率平均降低了 53％；随机试验显示死亡率平均降低了 20％——这说明，这种药虽说不是万应灵药，但也是医学武库中的一件有用的武器。
着并聚集在一起。
活跃起来的血小板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化学物质之一是一种类似前列腺素的物质，学名叫“凝血恶烷 A2”。凝血恶烷最早是在 1975 年由本特·萨穆埃尔松（即苏内·贝里斯特伦以前的同事）领导的一个小组发现的。它是血小板聚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 1969 年促使普里西亚·派珀和约翰·维恩进行阿司匹林试验的神秘的兔主动脉收缩物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血恶烷被识别后不久，研究人员就发现，阿司匹林和其他非类酯醇消炎药能干扰它的生成——从而终于回答了阿司匹林为何能防止血栓形成这个问题。
身体是分两个步骤生成凝血恶烷的。首先，前列腺素 H 合成酶把花生四烯酸变成前列腺素 G2。然后，另一种物质，即凝血恶烷合成酶又把前列腺素 G2 变成凝血恶烷。阿司匹林把前列腺素 H 的空洞塞满，就破坏了这一过程，正如它阻碍了前列腺素的合成一样。缺少了凝血恶烷，血小板就聚成的血栓块就会小一些，或者根本不能形成血栓。
凝血恶烷对阿司匹林极其敏感。一些科学家甚至认为，每天服用一毫克， 即不到普通阿司匹林药片的三百分之一，就足以切断凝血恶烷的生成了。抑制凝血恶烷所需要的剂量同抑制前列腺素所需要的剂量之所以存在差别，是因为这两者在体内生成的方式不同。凝血恶烷的主要来源是血小板本身；血小板接触到阿司匹林后，就永远不能产生凝血恶烷了。相反，身体内的其他细胞可以在几小时内摆脱它的影响。部分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对头痛不起作用的阿司匹林水平也许就足以减轻血小板的聚集程度了。
阿司匹林同凝血恶烷之间这种关系的发现使得卡尔·林克最早提到的那个谜又被人提起了。如果阿司匹林中的乙酰基使它能永远阻止凝血恶烷的产生，那么，为什么林克和许多别的人又看到水杨酸和其他水杨酸盐——即没有乙酰基的化合物——也能使流血加剧呢？一个解释是，正如以前所指出的，这些化合物能暂时抑制前列腺素 H 合成酶，这当然就能妨碍凝血恶烷的形成。但是，有证据表明，在血小板聚集方面，水杨酸发挥着另外的作用—
—一种比较小的、次要的作用。研究者们已经指出，在围绕着花生四烯酸而编织的生物化学网中的某个位置上，有一个现在还不了解的机制，水杨酸及与之相关的化合物就是靠着这个机制在不触动前列腺素 H 合成酶的情况下阻止血小板的聚集。一批意大利医生最近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是假定⋯⋯ 阿司匹林至少通过两种机制起作用，其中之一是抑制血小板的环氧酶（前列腺素 H 合成酶的另、一个名称）。”韦斯曼曾说，在另外这些机制被人了解之前，“我们仍然不能说我们确实知道了阿司匹林是如何起作用的。”
尽管在理论上还有这样一些空白，药物学家们几乎从凝血恶烷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确信阿司匹林应当对心力衰竭和中风有效。这种药在实验室内对凝血恶烷呈现出极强的抑制作用，这使人觉得若是认为它对患者的健康不起作用，那是很荒谬的事情。然而，医生们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从事学术研究的科学家们所确信的东西并不总是能变成有用的治疗办法。实际上，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研究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也许，阿司匹林的确能抑制凝血恶烷；也许这能防止血小板聚集；也许这的确能提供某种保护。但是，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研究看来表明这种作用不够大，不足以挽救生命。而这就意味着维恩的研究成果虽然使实验室研究人员极感兴趣，但对于以治疗病人为职责的医生们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1982 年，维恩同贝里斯特伦和萨穆埃尔松共同获得诺贝尔奖。维恩的
发现——即乙酰水杨酸能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就好像突然碰到了一排多米诺骨牌。到维恩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时候，实验室中关于阿司匹林的各种理论发现已经纷至沓来。突然之间，由哈里·科利尔主持的、进行了 15 年之久的一项研究和由普强大药房免费提供前列腺素而促成的研究已经变得密不可分了。阿司匹林对前列腺素所起的作用使研究者们掌握了一个提取前列腺素并观察其结果的可靠方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现在可以用寻找前列腺素并观察在它们被抑制时会发生什么情况来探索阿司匹林如何发生作用这一奥秘了。受到阿司匹林的启发，各制药公司的实验室很快研制起在抑制前列腺素方面更有效的其他药物了。
维恩的同事们对他的发现给予了极高的专业评价：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它。从该论文发表到 1988 年年底，维恩的阿司匹林论文在其他科学著述中
被专门提及达 3761 次，使它成了战后被引述次数居第 78 位的科学文章。由于在此基础上发表的论文日益增多，维恩成了全世界科学家中其著述被引用次数居第 4 位的人物，超过了爱因斯坦和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遗传密码的沃森与克里克。
另一方面，科利尔也始终没有放弃对阿司匹林的探索。他参加了关于阿司匹林安全性的研究工作。
1983 年，他提议根据如下观察结果进行一次试验：前列腺素能使钙质从骨头中滤出，这可能是引起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一种困扰着千百万老年妇女的骨质脆弱病症——的原因。如果阿司匹林抑制前列腺素，科利尔这样分析，那它就可能防止老年骨质疏松症。直到他 1983 年 8 月 29 日突然去世的那一刻他仍在为就这个问题开展临床试验而进行游说。（这项研究始终没有进行。）他在去世前一天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撰写阿司匹林学术研究史。他写这部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宣扬他自己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认为， 由于人们对像维恩这样后来的、更成功的研究者所做的“大量宣传和赞扬”， 他的成绩被埋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