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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富过黄金梦
1918 年 12 月 12 日，一小群衣着讲究的人聚在伦斯勒阿司匹林厂的大门口。与德国是交战国的美国要把拜耳法本公司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虽然故事在一个月前已经实际停止，美国政府在美国企业界鼓动下还是公有条不紊地把德国公司卖给这些公司的美国竞争者。拜耳的财产包括在美国屈指可数的这家大化工厂，但是覆盖数英亩的先进机械决不是把这些企业家引到拍卖会上来的唯一原因。工厂一和机械可以仿造，有一件更有价值得多的东西却是无法复制的，那就是“阿司匹林”和“拜耳”这两个名字。
美国是拜耳在那里既拥有阿司匹林的商标又拥有其专利权的唯一国家。专利权和商标权是表明律师所称的“知识产权”的典型象征，是从事商业的人十分垂涎的东西。知识产权是属于某个人所有的知识或表达方式。最常见的知识产权形式是拥有专利权的发明或拥有版权的歌曲之类，但是也包括一些难以形容的东西，例如措辞的特色、书写的风格，甚至流行服饰的抽象设计。
专利和商标能确立有价值的权利。一项专利的持有者有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控制某种物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一个商标的持有者有权控制对某个名称的使用，从而控制公众在思想上同这个名称的联系——这等于拥有了公众的一小部分头脑。拜耳在为阿司匹林申请到专利的时候，也就获得了在 17 年内对美国境内全部乙酰水杨酸生产的合法控制权。但是，当它把阿司匹林注册为商标名称以后，它就获得了某种比较不可捉摸但是更有力量的东西， 那就是有可能使一个词——阿司匹林——在人们想到头痛、轻微疼痛和发烧的时候跳进他的脑海。
专利的价值是明显的，因为它保障一种垄断；商标的价值则比较微妙，因为它利用的是人类那种尊重人们熟悉其名字的东西的倾向。购物者倾向于购买有把握的、有名气的东西。比方说，一瓶亨氏蕃茄酱或者一盒魁克麦片在购物者心目中是一位其名字就是质量保证的老朋友，买起来放心。博斯韦尔在说明这一点时引用了塞缪尔·约翰逊说过的一段话。约翰逊有一次监理一家有名的酿酒厂的出盘。在有人问到这个产业的价值时，这位辞典编纂者回答说，这家工厂最值钱的是它响亮的名气。他说：“我们在这里推销的不是一堆锅炉和木桶，而是（这个厂名所提供的）使人富过黄金梦的潜力。”拜耳的第一个公司标记是以埃尔伯菲尔德城徽为基础设计的纹章图案，
上面有一头双尾狮。后来，把狮子改为坐在宝座上，但不久又作了第三次改动，把狮子的两条尾巴去除了一条，但是增加了双翼，并让雄壮的一只前爪抓着墨丘利神的神杖，一只踩着地球。1904 年，公司推出了拜耳十字标记
——以 Y 为中心的横竖两行 BAYER（拜耳）字样。这个十字标记最初在圆周上有公司的全名环绕，但是后来逐步简化到在周沿不加任何文字，只留白底黑字或者黑底白字的十字标记。这个图案是公司业务的总体象征。除了它以外，公司每种产品都各有商标，多得难以计数。阿司匹林是最有价值的商标之一，尤其在美国。
法本公司不遗余力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在药品领域遇到了一些令他们气馁的问题。在 19 世纪晚期，药品分成两类，即处方药和秘方专利药。处方药同今天的处方药含义差不多，就是按照医生的指示向药房买的药。这
类药的成分都是标明了的，让大家都能看到，这样医生在开处方时就能知道要的是什么。处方药只在药房出售，也不向公众做广告，因为医生们认为做药品广告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处方药制造商的生意好坏全凭医务界的好恶。另一方面，秘方专利药制造商是直接同公众打交道的，而且往往对药的配方保密，声称它受专利的保护（“秘方专利药”的名称由此而来）。①这类药物的推销活动很普遍，而且哪儿能找到柜台就摆在哪儿卖。
由于秘方专利药绝大多数是江湖假药，因此处方药制造商努力同秘方专利药制造商保持距离。可是，迎合医务界对专利、商标和广告的反感，就意味着抛弃资本主义的这三件基本工具。于是，处方药制造公司既要取悦他们所依靠的医生，又要在商言商，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拜耳和其他煤焦油药品制造商一面尽可能为自己的药品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一面努力保持它们的处方药地位，就是不向公众推销产品，而且几乎所有产品都只通过药房出售。
阿司匹林是这方面的典型。拜耳公司在凡是可以申请的地方都努力申请专利和商标注册。它很容易就在世界各地取得了商标注册，因为“阿司匹林” 的确是个新名字。可是为阿司匹林申请专利却只有在这样一些国家才能办到，这些国家并不认为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别人发明了乙酰水杨酸这个事实是申请发现权的障碍。结果拜耳发现这样的国家只有两个：联合王国和美国。美国人口众多，是重要的潜在市场。拜耳想争取美国消费者，但不愿触怒势力很大的医生行业协会——美国医学协会。拜耳只向医务界推销阿司匹林，把样品、传单、文章翻印件和致个人的信件源源不断寄往医生的诊所. 派推销员到诊所登门推销，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刊登广告，那是当时美国销路最广的医学刊物。
拜耳在美国成了乙酰水杨酸唯一合法货源，价钱就可以定得高些（事实上也是如此），高于在地位同它一样的公司有好多家的地方。在不折不挠地向医生推销之下，阿司匹林成了一座金矿，也成了拜耳在美国销售的许多产品中远胜于其他产品的最重要的产品。到 1907 年，在拜耳产品在美国的总销售量中，阿司匹林占 21％，到 1909 年达到 31％。
如此好的销路引起了以最糟糕的方式表示的艳羡：走私。几乎从阿司匹林在美国刚推出的时候起，乙酰水杨酸就开始从拜耳没有专利权的加拿大向拜耳有专利权的美国走私。1905 年初，拜耳驻纽约办事处埃尔伯菲尔德法本公司向法院起诉，状告芝加哥药品商、费城以西阿司匹休走私头目爱德华·屈姆斯塔德侵犯专利权。拜耳认为，这场官司一打赢，既能铲除屈姆斯塔德的买卖，又能证明拜耳专利的有效性，以后迅速打击其他侵权者就比较容易了。屈姆斯塔德提出了在这类案子中标准的辩护：专利权要求无效。
在许多案子中这样的辩护是成功的。专利调查人员并非一贯正确，有时候一项“发明”后来又被证明只不过是对某种本来已经确立的——因此是不能申请专利的———事物稍作改动而已。所以，专利权诉讼是有风险的，那种危险就是原告希望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要求反而被宣布为无效，以致专利持有者失去对产品的合法控制权。
① 这个名称早在 18 世纪初就已在美国使用，那时实际上有许多秘方得到特许出售的专利证。发明者要获得专利，按规定必须公开他的发明（就药物而言就是公开配方），可是秘方专利药制造者为了造成灵药自有奥妙的假象而故弄玄虚，往往把配方秘而不宣，于是秘方专利药越来越与本来的名称不符。
拜耳提出起诉后不久就获悉这次冒的风险有多大。一年前，拜耳的英国分公司控告德国化学品制造商冯·海登化工公司英国分公司销售乙酰水杨酸是对拜耳在英国的专利的侵权行为。审判在 1905 年 5 月开始。海登辩称那个专利无效，因为研制阿司匹林的拜耳研究人员费利克斯·霍夫曼只不过是复制早在 1869 年便合成了乙酰水杨酸的化学家克劳特的成果。拜耳申诉说， 克劳特的方法并未产生纯的乙酰水杨酸，而霍夫曼的方法产生的是纯的乙酰水杨酸，这就是两种方法的区别，因此拜耳的专利权要求是有效的。
1905 年 7 月 8 日，皇家法院的乔伊斯法官郑重宣布不同意这个申诉。
法官指出，为了掩盖霍夫曼方法和克劳特方法的相同之处，拜耳的专利在语言使用上的含糊程度是“参与此案的富有经验的顾问们从未见过的”。于是， 英国成了可以任意竞争的地方，虽然法本染料公司保持了阿司匹林的商标并且在市场上继续占统治地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在拜耳对屈姆斯塔德提出诉讼后没有几个月英国就作出这佯的裁决，看来要倒霉。公司的美国专利法律师利文斯顿·吉福德认为，在这种局面下“在美国的专利权胜诉只成了一种可能性”。但是，他想法子使这场诉讼又拖了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专利权仍保持有效。1909 年 8 月，芝加哥巡回法庭终于作出裁决。出乎每个人的意料，法庭裁决专利权有效。屈姆斯塔德抱怨说， 换成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法本染料公司都不可能保持它的专利权。法官听后只说了一句：美国同其他国家不一样。上一级法院在 1910 年驳回屈姆斯塔德的上诉。
在上诉法院作出裁决之前不久，拜耳经理人员估计冒牌阿司匹林在美国市场上数量惊人，已占市场的 3/4。由于冒牌阿司匹林的制造者太多，要打击这些人只会此起波伏徒劳无益，所以公司决定集中力量对付向公众出售伪造的乙酰水杨酸（贴上阿司匹林标签的玉米淀粉片当然更不在话下）的零售药店。拜耳写信给各州和地方的 300 个药店主协会，在信中大写特写屈姆斯塔德案的裁决结果，扬言要对伪造者和走私音起诉，要求药房主在随信寄去的一张保证只出售拜耳阿司匹林真货的保证书上签字。公司软硬兼施，答应药店主只要承认过去的过失，指出伪造者是准，并且庄严保证决不再欺诈， 公司可以既往不究。接受这种宽容大量的条件的药店主连 10 个也不到。
1912 年 9 月，美国拜耳公司的另一位律师安东尼·格雷夫和赫希斯特公司的代理经销商赫尔曼·梅茨终于对侵权者宣战。梅茨对记者们说：“伪造行为已达到如此广泛程度，致使美国至少有一亿人的生命月复一月地处于危险之中。”（当时美国人口约为 9500 万。）一批侦探到药店寻找冒牌阿司匹林和别的冒牌药，货架遭搜查的药店主很生气。这场搜查最后取得了效果。
1914 年 2 月份，一些代理人在九个城市买了 60 盒阿司匹林，其中冒牌货只有 16 盒——还不到 27％。
不幸的是，为保护专利权花了这么长时间，以致到拜耳终于把侵权者击退的时候专利期已经快满了。自 1917 年 2 月 17 日起，伪造者将能合法地销售乙酰水杨酸。对拜耳说来后果是严重的。阿司匹林在加拿大的售价只有在美国的 1/3，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药店付出的价钱连美国的 1/10 也不到。在美国的竞争将迫使法本公司大大降低价格。
公司想把在专利方面的损失从商标上找回来。拜耳公司将努力使消费者熟悉拜耳阿司匹林，熟悉到一有头痛脑热就想到用拜耳阿司匹林来解痛退
热，这样一来，竞争对手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在这方面，公司面临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都是因为公司以前的推销方针而产生的。拜耳制造的阿司匹林几乎全部是粉剂，在卖给药品公司和批发商以后由他们制成片剂或者分成小包卖给零售药店。如果像普强大药厂这样的公司从拜耳那里买了阿司匹林粉剂，那么包装纸上的标签就这么写：
由于拜耳是向医生、药店和药品公司推销药品的，所以这些人知道拜耳这个名字，可是公众不知道。公司若想保持高利润收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要使拜耳这个名字为公众所熟悉，显然需要使用广告——这是第二个问题。美国医学协会对于向消费者做广告这件事反对外了极点，以至于有一次因为拜耳在一些扇子上印上它的产品名字而向拜耳表示不满。美国医学协会甚至指责把药品作为加了商标或者获得专利的产品出售而不是按照药物的属名出售的主张，说商标名称和专利除了抬高价格和误导病人之外什么用处也没有。（例如它在很长时间里要求医生在处方上写“乙酰苯胺”而不写“安替非布林”。）拜耳阿司匹林是使用商标名称的产品，向公众做广告势必触怒医生们，杜伊斯贝格和莱沃库森的其他董事们不愿冒招致医务界人士反感的风险。但是，在美国从事销售的人贝希望打破常规，说公司若想在阿司匹林上发大财，首先要卖得出去。
作为一种临时折中办法，对做不做广告持正反两派意见的人同意把在美国生产的阿司匹林制成片剂，每一片药片上打上拜耳十字标记，再把药片装入拜耳包装盒，这样就第一次可以让消费者看到治好他们的头痛的公司的名字。转而制造片剂的工作于 1914 年初开始。
这时，专利满期的倒霉日子快要到了，一些美国人决意制造乙酰水杨酸的动向也已看得很明显。（其中之一是密歇根州米德兰的道氏化学公司创始人赫伯特·道）拜耳怕得罪美国医学协会，但是更怕损失钱财。
1916 年秋，美国各地报纸上出现了阿司匹林广告。一盒阿司匹林的照片的上方写着一行大字：“拜耳。阿司匹林片”。下面写道：“每一盒每一片真阿司匹林上的‘拜耳十字’保护你不受一切伪造品和代替品的蒙混。”按照宣传品的渲染标准来说.这则广告是有分寸的，并未提到任何一种
可以使用阿司匹林的病症，甚至没有说阿司匹林是药。它也并未鼓励读者买任何东西。一家名叫《油墨》的广告杂志说：“广告里没有任何一句活、一个片语或者甚至一个字是可能触犯哪怕是对医务道德准则一丝不苟的人。这则广告的用意只不过是把‘拜耳，这个名字同阿司匹林联系起来。”
然而，美国医学协会的反应正是拜耳所害怕的。协会的杂志嘲笑所谓一种品牌的乙酰水杨酸与其他任何品牌会有所不同或者能被“伪造”的说法。这家杂志痛骂了拜耳。它写道：
“17 年来，美国境内除了拜耳公司之外谁也不可能制造或者出售乙酰水杨酸⋯⋯ 不必说，由于我国专利局把垄断权给了这家公司，美国人一直不得不买贵货⋯⋯有了我国专利法律给予它的牢靠的垄断地位还不满足，这家公司进一步给这种产品取了个古怪
的名字叫“阿司匹林”，并为这个名字弄了个商标，企图独家揽住权利不放⋯⋯[一等到人人都能制造乙酰水杨酸，医生应立即]在处方上使用这种药剂的科学名称，乙酰水杨酸。”
这番斥责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在专利权满期的时候，美国即将宣战，拜
耳的德国经理人员除了取悦美国的医生之外还有别的烦，心事。
1914 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使拜耳驻美国的雇员措手不及。令他们惊愕的是，萨拉热窝的枪声使他们从外国侨民变成了可疑的外国人。英国对德国的封锁更增加了他门的困难，因为它掐断了莱沃库森对纽约公司管理人员的指导。纽约人员接下来的行动证明杜伊斯贝格相信集中控制的思想确有先见之明。他的手一离开舵柄，拜耳美国分部便卷入了乱糟糟的一大堆密谋之中，其中最特别的是苯酚大密谋。
苯酚大密谋是美国在是否参战上长时间犹豫不决的副产品，在这段时间里亲德派、亲英派和中立派争论不休，有时还发生激烈冲突。
1915 年 5 月，英国客轮《路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一千多人丧生，美国国内亲德情绪因此陡然下降。由于担心美国倒向英国，德国驻美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奉命操纵舆论，使之有利于德皇。冯·伯恩斯托夫伯爵给他的一名副官——内务部官员海因里希·阿尔贝特下达了一项不那么符合外交身份的任务：防止美国的化工公司向德国的敌人供应弹药。为了后面这个目的，他俩召募了纽约埃尔伯菲尔德法本公司的首席化学顾问胡戈·施韦策。
施韦策是普鲁士人，在弗赖堡大学获博士学位，专事煤焦油研究。他 1889 年到美国，在美国刚新兴的化学工业部门工作，五年后入美国籍。1896 年他在拜耳驻纽约办事处担任药品部门主管，很快就受到莱沃库森的赏识。杜伊斯贝格第一次到美国时曾对穆林说，他六个星期内从施韦策那里了解到的美国情况多于一年里从拜耳经销代理商希费林公司那里所了解到的。施韦策像杜伊斯贝格一样，非常讲究条理、注重技术，而且他十分注意礼仪规矩， 甚至认为做广告是粗野的做法。他不大喜欢美国，因为这里的报纸上充满靠不住的灵丹妙药的广告，还因为这里的药店攻击药品公司不该行使专利权。然而他事业顺利，并在事业有成时脱离拜耳自己开业，在曼哈顿河滨道房价昂贵的地段买了一套公寓，在那里承办化学咨询业务并经营出口业务。
战争一开始，这位 54 岁的化工专家得到了一个新身份，即间谍——德
国特工代号第 963192637 号。施韦策从阿尔贝特和冯·伯恩斯托夫那里领了钱交给沃尔特·谢勒，此人是个化工师，在战争爆发时，是德国在北美唯一的领津贴的工业间谍。施韦策和谢勒联手向德国私运它迫切需要的美国石油，使用的办法是用化学方法把石油的外观改变到足以冒充化肥骗过美国海关。后来，施韦策又为谢勒提供经费进行破坏活动，即在美国船只上放置雪茄形的小型炸弹。
施韦策行事很不谨慎。他一面从阿尔贝特那里领钱发给从事阴谋活动的人，一面仍然在企图左右美国舆论的宣传活动中出头露面。他天天发表支持德国的言论，到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集会上肆意辱骂英国，进行收购美国报纸的谈判，为攻击《路西塔尼亚》号的行动辩护（他嘲笑说，乘客搭乘英国船， 这“本身就是自杀”），还为止版一套 20 卷、印制精美带插图的德国文字名著进行了安排，这书他捐赠了好几百套给公立学校。
苯酚大密谋开始于 1915 年。苯酚是煤焦油产品，又称羟基苯或者——
这个叫法不大确切——石碳酸，人们用它来作消毒和杀菌剂。它也是制作染料、香水、香料、摄影化学品和炸药——特别是一种名叫三硝基苯酚的炸药
——的重要成分。施韦策对苯酚很熟悉，因为它大量使用在水杨酸（它是乙酰水杨酸——即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的合成上。苯酚大部分是从联合王国进口的。
宣战后，英国议会下令征用国内大部分苯酚，用以制造三硝基苯酚。输往美国的苯酚一下子大幅度减少。供求规律起了作用，苯酚价格猛往上窜， 8 月份每磅 10 美分，到次年 2 月涨到 1.25 美元。虽然伦斯勒厂并不直接使用苯酚，但是这种化学品对它说来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拜耳制造阿司匹林要用水杨酸，而水杨酸是靠其他美国公司用苯酚制造的。到 1915 年 4 月， 拜耳的阿司匹林厂已将近停产，这对一家想要把它新生产的药片销往四面八方的公司而言是个大灾难。更糟糕的是，别的公司趁缺货之机用乙酰水杨酸以外的化学品制造假阿司匹林。阿司匹林可能在市场上绝迹的消息一传开， 药店赶紧大量囤积，可是买进的往往是冒牌货。
美国国内的苯酚供应情况也救不了拜耳的急。这种化学品的产量几乎全部用来制造三硝基苯酚或者根据长期合同必须供给其他公司。与拜耳同样遭到冷落的一个人是门洛帕克的奇才托马斯·爱迪生。为了制造他最有名的发明之一——留声机唱片，爱迪生需要苯酚。他是个重行动的人，决定自己生产苯酚。他很快就建造了两座苯酚合成厂，生产能力都是日产六吨，这一来现货供应量增加了不少。施韦策用阿尔贝特宣传经费里的钱同爱迪生的销售代理人订立合同，买不这位发明家自己不用的每一滴苯酚。（这是笔大合同， 因为爱迪生多余的产量多达每天三吨。）
1915 年 6 月，施韦策会见了冯·海登化工公司美国分公司副总裁兼总
经理乔治·西蒙。海登就是在英国毁了拜耳阿司匹林专利权的那家德国公司， 尽管如此，它一直为伦斯勒供应水杨酸，直到苯酚没有了来路才停止。施韦策要西蒙向他购买他从爱迪生那里买来的苯酚，用之制造水杨酸，造出来的水杨酸一部分将用来履行海登与拜耳的合同，其余的将卖回给施韦策，他需要它做出口生意。西蒙同意。
这个协议对各方都有利。西蒙的水杨酸工厂将能重新开工，接下来拜耳的阿司匹林工厂也能重新开工——还有它的挽救阿司匹林市场的宣传活动也能随之重整旗鼓。由于掌握了美国国内可以弄到的唯一的苯酚主要货源，施韦策赚了一大笔钱（况且付给爱迪生的钱是从阿尔贝特那里拿来的，所以施韦策的成本是由德国纳税人掏腰包补贴的）。阿尔贝特也很高兴。这批苯酚是用来制造阿司匹林的，没有用在增加美国的三硝基苯酚供应上。阿尔贝特声称，在短短几个月里施韦策弄走的苯酚相当于可制造 450 万磅炸药的量—
—能装三长列火车。①
这个计谋很快就告终了。美国特工部门怀疑上了阿尔贝特，派人跟踪他。7 月 24 日，阿尔贝特在曼哈顿郊区第六大道高架火车上睡着了，到站的时候他猛然惊醒，匆匆忙忙下车，把装满秘密文件的公事包忘在了车上。当他发觉丢了皮包又重新奔上火车的时候，旁的乘客告诉他说有一个年轻人拿了
① 连爱迪生也感到高兴，西蒙声你他曾在 1915 年 6 月同爱迪生会谈，这位发明家当时说，与其用去造炸药，他更希望他的苯酚用于和平用途，例如制药。“这更符合他的感情”，西蒙解释说。但是爱迪生的感情并未化为行动。在丑闻揭发后，他转变了态度，把苯酚卖给美国军方。
皮包跑掉了。（后来阿尔贝特得了一个绰号叫“无任所公使”。）②
那个年轻人便是特工人员，他把皮包交给了上司。皮包里塞满了涉及破坏活动的情报，可是还不足以据此对阿尔贝特、施韦策或者其他任何人提出指控。但是，为了揭露阿尔贝特，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把皮包里的文件透露给了强烈反德的《纽约世界报》。8 月 15 日，该报在头版原文登出了阿尔贝特“遗失”的文件。
报纸指责阿尔贝特、施韦策和冯·伯恩斯托夫伯爵是德国颠覆活动的主谋。《世界报》以惊恐的语气历数了施韦策的言论和他企图进行破坏和侵吞钱财的行径以及企图收购亲德报纸杂志的活动。在种种阴谋中特别提到了苯酚密谋。《世界报》指责说这是一个盗窃美国化学品的大阴谋的一部分。施韦策生气了。他说：“炸药制造商过去是这样做的、现在仍然在不惜重金有多少收罗多少地攫取美国生产的全部（苯酚），买去后把它变成（三硝基苯酚）”。他说，按照每一磅苯酚可制造三磅三硝基苯酚来计算，”用不着任何想象力就能知道，这么大量的、属已知爆炸力最强的炸药之一的炸药使用起来能使多少人丧生、受伤或者残废⋯⋯在这个问题上居然提出批评，我实在理解不了”。施韦策不提他的苯酚是用来帮一家德国公司保持对阿司匹林的垄断的，而是声称只不过拿它当消毒剂使用。《纽约时报》算了算帐，按每天三吨苯酚计算，施韦策能制造 24 万磅消毒剂，足够每七个星期向全国男女老少每人供应一瓶两盎司的消毒水。
尽管舆论哗然，还是没有提出法律起诉，一则美国尚未参战，二则德国不论购买多少苯酚，在法律上都是可以的。但是，在事情暴露后，阿尔贝特说他不能再为苯酚出钱了。施韦策要求乔治·西蒙当他的新财神，在遭到西蒙拒绝后又去找西蒙的阔佬丈人理查德·克尼。克尼和施韦策在 9 月份签了
一份协议，但是为了掩盖先前阿尔贝特的参与，把签字日期倒退到了 6 月 30 日。尽管已有了卑鄙的德国人密谋的恶名，这笔苯酚交易在后来六个月里还是让这两个人赚了将近 100 万美元。为了庆祝他们的成功，施韦策和克尼请阿尔贝特到阿斯托尔饭店吃晚饭，在豪华的宴席上真诚地向这位德国官员敬了一杯酒。
施韦策并未得意很久，他患肺炎在 1917 年年底病故。在他的公寓里， 警察发现了一间密室，里面全是德国国旗、编码的帐本、加注的化学教科书、一包包关于阿司匹林各种配制办法的笔记、用荒唐的罪名指责英国的演讲稿以及颂扬德国在科学上何等伟大的文稿。当局随之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多少下文，因为施韦策已经死了，对亡故者是不能起诉的。再则，政府当时又在为第二件拜耳丑闻费神了。
拜耳美国公司的总经理是早在伦斯勒建厂一开始就在公司工作的埃曼努埃尔·冯·扎利斯。副总经理赫尔曼·塞博姆也掌握相当大的权力，他是卡尔·杜伊斯贝格的妻子约翰娜的兄弟，卡尔·伦普关的外甥。冯·扎利斯和塞博姆明白，要是美国宣战，他们将顿时成为经营敌产的敌对国公民。另一方面，英国的封锁又使他们回不了国。他们留下来不行，走又走不了，在进退维谷之下去找一位名叫查尔斯·哈迪的律师商量。后来证明此举是个错误。
每当人类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战争的时候，双方的买卖人总会有产业留在突然间变成敌方的领土上，在中世纪以前，一国境内的敌人或是沦为
② “无任所”的英文直译是“无公事包”。——译注
奴隶，或是被杀戮，他们的财产则被没收。英国大宪章内订有一条保护敌对国商人不受损失的条款，条件是对方政府也要给英国商人以同样待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交战国把敌对国的公司收为托管企业，打算在战争结束以前利用它们为所在国谋利益，到战争结束后再完整地交还。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这种待遇显得过于宽厚了。双方都采取了直接出售敌产的做法。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一旦参战会不这样做，所以哈迪、塞博姆和冯·扎利斯开始想办法隐藏拜耳的资产。
这种藏猫猫游戏开始于 1915 年。当时，拜耳收到罗得岛普罗维登斯一
家新开业的染料公司——名叫威廉斯和克罗韦尔颜料公司——的广告传单。起初拜耳对之感兴趣完全是出于商业原因。如果美国参战，它就要征召军人， 军人要穿军装，制作军装要用卡其染料。塞博姆和冯·扎利斯可能一直在为自己被宣布为美国的敌人而担忧，但是他们也瞄上了美军装备这个市场。倒霉的是拜耳从莱沃库森取得染料供应的来路已经切断。威·克公司制造的硫黄色正好对路，也许这能为满足预期中的卡其需求提供一条途径。
拜耳在普罗维登斯的销售经理克里斯琴·斯塔姆奉命去这个公司看看。斯塔姆找了好一阵子终于来到了“南大街一幢房子里的一间破旧屋子⋯⋯那是市内一个相当贫穷的地段⋯⋯”。在陋室里见到的威廉斯，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一问才知道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克罗韦尔是化工师。）斯塔姆发现， 威廉斯“连一家小染坊所需要的颜料也不可能足量供应——他在信里说他能提供任何数量的颜料，事实上他对任何大商家要货的数量几乎毫无概念”。但是斯塔姆认为克罗韦尔的染料相当好，他建议可以做一笔交易。
拜耳向威·克公司买了不少染料。当它的定货使威·克公司的利润上升到每月两万美元的时候，拜耳起意想收购这个公司，便叫斯塔姆去试探一下。威廉斯和克罗韦尔都拒绝这个主意，于是拜耳想出了一个意在说服他们出售公司的策略。据后来的一份调查报告说，“这个计划的基础”是：
拜耳公司人员和（斯塔姆）了解化工师克罗韦尔先生的体质和健康状况，那的确很差，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拜耳公司继续不断定购数量极大的硫黄色颜料——制造这种颜料时克罗韦尔先生是必须亲临现场的——克罗韦尔先生不久就会处于乐于退休的状态。
驱使克罗韦尔自己把自己累垮的计策万一不奏效，拜耳还留有后手。它
建议克罗韦尔雇一名助手。拜耳推荐了一位塞伯特先生，调查人员后来发现“据他的雇主了解，此人具有制造硫黄色颜料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条件，也具有观察克罗韦尔先生的每一个步骤的条件，因此在很短时间里塞伯特先生就能制造和克罗韦尔先生的产品一样好的硫黄色颜料了”。
最后令威·克公司屈服的不是过度劳累或者工业间谍活动，而是不久前通过的所得税法。这两位制造染料的人赚的钱多，付的税也多，1917 年春季威·克公司交给政府的税金达 7.5 万美元。这两个人心痛不已。要这么干的话做买卖就没意思了。所得税（同时克罗韦尔身体状况也差）使他俩终于同意卖掉公司。
美国在 1917 年参加了战争，参战后接连几个月对德国侨民并没有什么动作，使塞博姆、冯·扎利斯、斯塔姆和哈迪有时间同威廉斯和克罗韦尔谈判收购公司的事。但是，华盛顿在 10 月份通过了对敌贸易法，其中指示新成立的外国产业监护官公署接管敌产并在战争期间对之进行托管。后来，又通过了对该法的一条修正案，授权监护官可以没收敌方所拥有的专利权、版权和商标权。
首任外国产业监护官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律师、前众议员米切尔·帕尔默。此人是权力掮客，曾为策划伍德罗·威尔逊争取总统提名的活动出过力。为报答他的功劳，威尔逊支持帕尔默竞选参议员。帕尔默落选后，总统任命他为法官，后来又派他担任外产监护官。帕尔默为人专横拔扈，把担任外产监护官视为进一步飞黄腾达的进身阶梯。他看对了；继监护官之后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1920 年他在这个职位上发动了在今天留下骂名的“帕尔默围捕”， 约 3000 名所谓的外国颠覆分子在这场行动中被兜捕并递解出境。
监护官的任务十分繁重，因为敌对国在美国境内拥有的产业很多。截至
1914 年 7 月 1 日，仅德国一国的投资便达 9.5 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挂名公司、假合同和转移股份等手段被隐藏了下来。为了查清这些秘密安排，帕尔默成立了调查局，任命纽约的一名助理区检察官弗朗西斯·加文为局长。帕尔默和加文在工作上不辞辛劳；外产监护公署成了美国最大的企业康采恩之一。康涅狄格的巧克力，宾夕法尼亚的铁轨，新泽西的毛纺和精纺业，佛罗里达的木材，芝加哥的啤酒——外产监护官成了一个联合大企业的首脑。
1917 年 10 月，加文的特工弗雷德里克·林奇（明尼苏达州一位富有的、与政界有联系的木材商）去扰塞博姆和哈迪谈话。由于对拜耳同臭名昭著的胡戈·施韦策的关系感到可疑，林奇要这两个人同施韦策断绝关系。这很容易——施韦策已经死了两个月了。林奇还要求把公司的股本交出来。他在1918 年 1 月正式拿到了公司股本。
在此期间，哈迪策划了一个巧妙的计谋，使公司在把股本交给监护官的时候并不等于把公司的利润交出去。哈迪的计策是从拜耳同威·克公司继续谈判开始逐步展开的。哈迪的主意是，拜耳不要公开出面做威·克公司的买主，而是要另组一个新公司，名叫纽约威廉斯和克罗韦尔颜料公司，股东由塞博姆、冯·扎利斯和其他几个德裔经理来当（更确切他说，由这些经理的朋友当名义上的股东，这样一来新公司的股本将完全属于美国人）。威·克
（纽约）公司将收购威·克（罗得岛）公司，收购时所需资金由威·克（纽约）向拜耳借无息贷款，用威·克（纽约）公司的利润收入归还拜耳。塞博姆和他的同事们可以保证这样的利润收入，因为他们以拜耳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答应用高价购买威·克（纽约）公司的全部产出，使后者的利润达到每月 5 万美元。通过这条路，拜耳在美国的管理人员将把公司的差不多全部利润装进威·克公司新股东的口袋，而这些新股东也就是拜耳在美国的管理人员（在法律上说是他们的一些名义上拥有股本的朋友）。
威·克（纽约）公司是在 1918 年 1 月成立的，也就是塞博姆交出拜耳控制权的仅仅几天之前。塞博姆并不担心会给外产监护官逮住，因为他已经预先贿赂了已坐上董事长交椅的林奇（塞博姆对斯塔姆说：“上了油的机器转得快。”）既然林奇得了钱之后装聋作哑，拜耳也就能在经营上一如既往继续进行，不同的只是塞博姆和冯，扎利斯现在将使利润源源滚进威·克（纽约）公司。
德国人未曾指望米切尔·帕尔默的照顾。帕尔默一想到他的工作成果一等战争结束就要物归原主便气恼不满。他要把他手中掌握的产业变成战争力量，便恳请国会让他把敌产卖给美国人。1918 年 3 月，国会如帕尔默所主张的对对敌贸易法作了修正。这下子他可以举行一连串拍卖了——什么都卖！
这项修正案对所有在美国的德国公司都是灾祸，但是对拜耳法本公司尤其成问题，原因在于它早些时候进行的一次与此并无关系的公司改组。拜耳法本的美国分公司已于 1913 年在书面上换成两个实体，即拜耳公司和合成品专利公司。①这以后拜耳公司便不再使用来自莱沃库森的许可证，而是由它自己拥有在美国的商标权（包括阿司匹林商标权）以及有形资产（包括伦斯勒厂）。杜伊斯贝格仍然掌握着控制权，因为公司的股本名义上握在塞博姆、冯·扎利斯和拜耳美国分公司其他几个管理人员手中，这些人全都对母公司忠心耿耿。另一方面，专利权交给了新建立的实体合成品专利公司，这个公司的股本也由德国人持有，担任总经理的是胡戈·施韦策。
公司的日常营运并未因为上述安排而有所不同。商标权和专利权的所有权只不过是从莱沃库森控制下的一个实体转移到另一个实体而已。但是，当帕尔默行使权力，把拜耳公司和合成品专利公司都接管过来的时候，对拜耳说来后果就可怕了。要是帕尔默卖掉这两个公司，那么他卖掉的不仅仅是对拜耳十字标记以及拜耳和阿司匹林这两个名称的使用许可证，这些许可证莱沃库森估计还能加以撤销或者重新谈判。（当时阿司匹林的专利权已经满期， 所以无所谓，可是公司还拥有其他许多药品的专利权。）既然这两个公司在法律上已经脱离德国母公司，那么监护官一拍卖，也就将从莱沃库森手中夺走所有的专利权和商标权。
塞博姆和冯·扎利斯认为他们通过成立威·克公司和贿赂林奇已经对这种不测局面有备无患。林奇保证将做到使拜耳公司和合成品专利公司让某个暗地里答应把两个公司卖回给德国人的人买到手。威·克公司里积累着的利润将充当这个计划的经费。
事情并未循这条路发展。4 月份，一个住在威·克公司厂房附近的人写信给司法部，举报说这个公司在军服染料里加进了“危险的细菌”，“美国军人一中弹；衣服上的细菌就会使伤口发生感染”。此外，他还说，这家染料制造厂是拜耳的附属，并非独立的实体。
后来进行的一次调查看来就是这封信引起的。这次调查导致在两个月后以间谍嫌疑逮捕了拜耳在普罗维登斯的销售代理人斯塔姆。斯塔姆起初并不着慌，因为有人告诉过他，哈迪在政界有足够的关系可以保护拜耳所有的美国雇员。在被拘留了几个星期以后，斯塔姆察觉哈迪根本没给他这种保护。他不久就知道原因所在了。7 月 16 日，哈迪突然辞去在拜耳公司董事会的职务，宣布他打算自己向监护官购买这个企业。帮助德国人回避同美国政府之间的麻烦看来已经不再符合他的利益。在哈迪退出董事会后不到 48 个小时，斯塔姆就决定把威·克公司的事和盘托出。
特工人员缠上了塞博姆和冯·扎利斯。这两个人都在 7 月 18 日辞职。帕尔默请冯·扎利斯继续当伦斯勒厂的经理，因为没有别人知道怎么管理这个厂。出于同样的原因，塞博姆被要求留下来担任纽约办事处的销售经理。俩人都答应了。他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他们受联邦特工盘问的时间越来越
① 1912 年 10 月，拜耳驻费城销售办事处总经理阿尔弗雷德·凯佩尔曼被起诉，罪名是贿赂当地染色工人， 唆使他们叫他们的老板只购买莱沃库森的染料（显然这类诉讼在染色业里很普遍，因为招致起诉的那种行为也很普遍）。检察官能否胜诉要靠预定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凯佩尔曼的速记员。就在即将开庭审理的时候，凯佩尔曼找到了一个能叫证人沉默的十分有效的办法：他娶了这位速记员。由于不能强迫一个人作不利于配偶的证词，检察官只好罢手。
多了。每一个人都指责别人，拜耳在美国的管理班子在我骂你、你骂我的一片混乱中分崩离析。8 月份，司法部以违犯间谍法和对敌贸易法的罪名拘捕了拜耳公司七名职员，其中包括塞博姆、冯·扎利斯和斯塔姆。（哈迪没有被抓；他发表了不利于他的前委托人的证同。）没过几星期，拜耳公司全部管理人员都进了牢房。
拜耳公司里的德国人只有极少几个没有参与威·克计划，因而也没有入狱，其中之一是出口经理恩斯特·默勒。默勒在公司里是个被同志们从心眼里厌憎的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他看来很欣赏世纪初美国的自由精神；他看到了又广阔又空旷的天地，想象着要在这里布满宣传阿司匹休奇迹的广告牌、招贴画和传单。可是，他的上司们遵守杜伊斯贝格的指示，使广告费始终只占销售额的一个固定的、很低的百分比。默勒认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做广告不是成本，是投资。广告是种子，明天它将生长成为销售量。
默勒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派到美国来的。他很快成了销售阿司匹林片剂计划的坚决支持者。也正是他，终于说服莱沃库森勉强同意在专利满期之前在报纸上做广告。但是他的成绩招致了上司塞博姆的疏远，后者把他视为突然走红的人物。后来默勒当场抓住塞博姆的一个朋友在搜查他的写字桌， 俩人的关系更加恶化。当时默勒同那人对骂了起来，那人向塞博姆告状，从此默勒发现自己被摒除在圈子之外了。
战争给默勒的出口贸易（其对象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沿岸、日本和中国）带来了变化。在施韦策的苯酚交易使拜耳公司得以恢复阿司匹林生产以后，产量迅速上升。莱沃库森由于被美国的封锁堵住了出路，便要求纽约向世界其他地方的主顾供应阿司匹林。默勒很高兴。突然之间他成了阿司匹林的洲际枢纽。
他最担心的是美国参战。要是美国参战，华盛顿将切断美国公司同德国的联系。作为预防手段，在默勒同塞博姆共同安排下，拜耳公司以 30 万美元购买了莱沃库森的出口部门——实质上是购买了在其他同家使用各种商标和销售阿司匹林的权利。合同是在 1917 年 3 月 31 日签字的，即美国宣战前一星期。
默勒没有经营这类出口业务的合法权利，但是只要尚未有人宣布这种销售无效，他就能假借名义向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地方销售阿司匹林，实际上这些地方主要是指拉丁美洲.但是默勒已经十分满意，对外阿司匹林贸易终于完全由他控制了。他把在拉丁美洲的广告开支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他对销售量猛增感到高兴。阿司匹林广告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到处可见。战争对他成了好事。
另一方面，帕尔默决定拍卖拜耳公司。在威·克公司事件在报纸上张扬出去以后，美国阿司匹林销售不停下降（尽管在美国南面抉摇直上）。竞争者如史密斯公司与克兰和弗伦奇公司利用拜耳丑闻为自己生产的乙酰水杨酸大做广告，宣传“美国人制造，美国人拥有，美国人销售，战后不会再让德国人受益”的口号。此外，拜耳公司的工作人员抓的抓，解雇的解雇，剩下寥寥无几的人几乎已无法营业；染料销售人员只剩下了一个，监护官不得不让斯塔姆出狱到伦斯勒去协助冯·扎利斯。当所谓拜耳阿司匹林片里面下了毒的谣言传开时.帕尔默急了，希望在这个公司变得一钱不值以前赶紧把它脱手。1918 年 11 月 11 日的停战并未使压力有所缓和。企业界苦苦恳求监
护官抢在和平条约签字，使德国人有机会收回产业之前快些把敌产出售掉。帕尔默预定在 12 月 12 日星期四举行拍卖。
出售敌产引起了极大兴趣。向帕尔默询问拜耳公司情况的公司有好几十家，绝大部分是其他制药或化工公司，但是拍卖也吸引了一些与制药和比工并无明显关系的企业的兴趣，甚至吸引一些富翁也想来捡便宜货。外产监护官公署印发了介绍拜耳财产情况的手册，对公司进行了仔细的审计，并开列了拜耳的专利权和商标权的一长串清单。想购买的人要先付 10 万美元押金才能拿到一份介绍手册和参观厂房。有大约十几个人付了押金，其中有代表一个银行团的佩因·韦伯和美国最大的化工公司社邦公司。
在举行拍卖的那天，有意于竞购的人士浩浩荡荡来到伦斯勒，他们中间将有人获得拜耳苦心培植和捍卫了 20 年之久的各个名称。投标底价是 100 万美元，喊价迅速上升。出人意料的是杜邦很早就退出了，喊价到二百万多一点就罢手了。佩因·韦伯和其他竞争者继续加码。300 万，400 万，500 万，加到 530 万美元以后只剩下佩因·韦伯和另外一家公司继续竞争。佩因·韦
伯加到 530.5 万，竞争对手加到 531 万。佩因·韦伯退出。拍卖结束。要是卡尔·杜伊斯贝格在那个阴暗的日子也在场的话，他肯定晕倒。拜耳阿司匹林的新主人是斯特林产品公司——一家秘方专利药公司。它在广告中大吹大擂的通便药、去头屑秘方和治阳痿妙药恰恰是杜伊斯贝格和拜耳一贯坚持的每一样东西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