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精神上对现政权持积极态度

寒夜里雾气蒙蒙。在莱沃库森的寒冬天气里裹得严严实实的卡尔·杜伊斯贝格拧了一下开关——一个巨大的圆环突然闪烁在两很大烟囱之间。明亮的光环直径有 236 英尺，它是由 2200 个灯泡串成的，圆圈内有五个也是用

灯泡串成的、各有 20 英尺高的字母—B—A—Y—E—R，时而横徘，时而竖列， 正是以 Y 为中心交叉成十字的拜耳标记。这个标识夜间在几里外也能看见， 而且一看就能认出它是什么。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杜伊斯贝格有一次曾自豪地在集会上说：“正如南十字星向航海者指出方向和希望一样，愿德国工业心脏的这颗‘西十字垦’⋯⋯作为我们的勇气与信心的象征闪射光芒。”

在这个晚上十分需要勇气与信心。几小时前，法本化工有两位巨头作为企业界精英代表团的成员见到了德国新任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在很长时间里德国企业家多数认为希特勒和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很讨厌。在 1929 年 10 月纽约证券市场大跌，德国随之被卷入世界性大萧条之后，情况变了；银行倒闭、工厂关门、排队买面包的长龙越来越长，国社党因这些情况的出现而吸引了选票。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 企业界意识到必须同他打交道，便安排在 1933 年 2 月 20 日同他会见。法本化工代表团由负责染料生产的首脑格奥尔格·冯·施尼策尔率领。他同其他出席者一样是位权势人物，准备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料，希特勒滔滔不绝讲了 90 分钟，主题是德国近年的历史。他把这段历史描写成为创造力量与腐朽力量之间的斗争，并说只有国社党能从赤祸手中拯救国家。对这一套，厅内的工业家们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元首话锋一转，抛出了新东西：要是纳粹在 3 月 5 日国会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们将发动内战。面对这种最后通牒，企业家们纷纷离座想退场。但是不许退场。德国国会议长赫尔曼·戈林有话要讲。他说，国社党的新生运动因为缺钱，继续不下去了。他建议由企业界承担一部分。作为回报，纳粹将保证为有条不紊的贸易活动提供必要的宁静。换取宁静的代价是 300 万马克。

在场企业家与无数有钱有势的人物在类似情况下所做的一样，只是略略

争论一下便在敲诈面前屈服了。施尼策尔无权花钱，所以在离开前没有作出承诺。他回去告诉了卡尔·博施，博施在 2 月 27 日给了纳粹 40 万马克，没有通知监督委员会。

次日早晨国会大厦起火焚毁。当火舌已从窗户往外窜的时候，在大厦里发现了一个荷兰流浪汉，此人后来被指为共产党分子。今天这件事被认为是纳粹一手制造的纵火案，但是当时反对赤色分子的喊声震耳。愤怒的暴民在街上横冲直撞，店铺遭抢劫，枪声此起彼伏。总之，环境对长期投资很不妙。在以国社党为首的联合阵线在国会获得控制权以后，博施又给了这个党的盟友 10 万马克。法本化工共捐助 50 万马克，是捐钱最多的公司。

博施在捐钱时是心怀警惕的。希特勒的社会、政治和种族观点都看得出含有某些经济成分，博施认为这些观点并不怎么高明。希特勒认为工业化整个说来是坏事，因为它排挤在他心目中是国家中心的自耕农（对于一个已经很大程度城市化的土地很少的国家而言，他对农业的重视是不幸的）。对外贸易也靠不住。类似法本化工这样的公司归根结底是用制成品换外国的食品，这种过程在他看来是把德国交由银行家们去摆布，而他认为银行家多半是犹太人，很可惜。再说，随着别国的工业化、国外竞争的加剧以及德国公

司在海外建立工厂，对外销售量会下降。任何国家如果笨到依靠外贸，那么经济衰退将是它的必然下场。希特勒不想看到德国的经济衰退。他相信适者生存，自然也认为经济竞争是自然法则。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彼得·海斯冷静地指出的那样，“元首在环顾德国的工业中坚之后相信，经济力量的自由竞争未必一定是适者出人头地。”希特勒不相信资本家能使德国恢复昔日的荣耀。他认为应该另外有人来掌舵，这人就是他自己。

希特勒把纳粹思想付诸实施的速度之快即使在今日也令人吃惊。5 月 1 日，他宣布了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两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但是两个计划都没有持续到四年），其中规定进行一项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对企业投资实行减免税，对新婚夫妇发给一千马克补贴（限于妻子不工作的夫妇）。国家很快就进入了军事化，工厂全部纳入民防计划。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被置于政府严格控制之下。

国社党兜捕犹太人。招贴画、报纸文章、电台广播和官方通告不断辱骂、嘲笑、丑化犹太人。公司不得雇用犹太人，不得向犹太人买卖东西，也不得向犹太人借钱。公司雇员中间的纳粹党徒监视上司和老板的言行，发现谁有不满或抵制，便向无所不在的国社党报告。这些做法的目的是把犹太居民逐出德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把他们贬到也许可与种族隔离政策下的黑人相比的地位。

对法本化工说来，这种暴虐政策不但造成实际困难，也造成道义上的困难，因为这个联合企业里有许多犹太人雇员担任重要工作，甚至它的管理委员会里就有四位犹太人委员。此外，反犹暴行激起了抵制某些德国货的号召

——这种号召使制药部门感到惊荒。①如海斯所说的那样，法本化工无法“在想到循环不已的迫害行为与外国报复时保持冷静”。同时它又不愿同政府抗争。

博施是顶不大住国社党压力的人。他在他事业的早期曾参加发明了一种把煤变成合成石油的新方法。从一次试验性生产的结果看来，这个项目在商业上有前途，于是他促使法本化工不顾杜伊斯贝格的反对而决定在柏林西南60 英里的洛伊纳市兴建一座大规模合成汽油厂。这项工程的预算达数亿马

克。在 1929 年 6 月的总务委员会会议上，博施报告的生产率还不及他最初

预测的一半。博施的汽油合成法在 1931 年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洛伊纳厂

当年达到的产量是 10 万吨一年。与此同时，中东发现了新的石油储藏。一

般天然汽油的价格下跌到每公升 5 芬尼，而洛伊纳合成汽油每公升要 40 芬

尼，等于前者的 8 倍。博施劳民伤财造出来的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大包袱之一。法本化工亟需政府的帮助。

因此，法本化工对纳粹的种族主义持含糊态度，至少在最初是这样。在希特勒部下的催逼下，法本化工继续捐钱给纳粹，在 1933 到 1939 年之间共

捐了 1900 余万马克。上层经理人员有几个人加入了国社党，其他人则努力讨好纳粹内部的温和派。当希特勒由于坚持自给自足而决定对洛伊纳生产的汽油给予价格支持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的讨好得到了酬答。博施忍住厌恶，接受了一个答应挽救这场大失败的建议。洛伊纳是他在法本化工最高

^{① 说也奇怪，这次合并已使法本的法律地位发生变化，它已下再是 I.G.（利益共同体）。它继续在公司名字中加上“I.G.”正如同有的公司并非股份公司却一定要在最后缀上“Inc.”一样，成了名字的一部分。按照}德国法律，这是不合法的，所以法本化工不得不上诉到德国最高法院才获得批准。

层任职期间最大的成败标志。

1933 年 12 月，一个浮士德式的协议签字了，在签字时纳粹答应用高价购买洛伊纳的全部产品。三年后，洛伊纳欣欣向荣。

法本化工并未完全向纳粹屈服。博施努力保护犹太雇员，尽可能把他们送往国外。他公开指责想使科学纳粹化的企图，包括戈林的荒谬的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戈林认为在动物身上作药物试验是“犹太人科学”）。1933 年，司法部长建议，凡是“把对国防具有重大价值的⋯⋯发明传递给海外” 的德国人一概处死，凡是“把对保持贸易⋯⋯至为重要”的事情“或者对国家具有重要性的操作秘密传送给他人”的人一概处以重刑。法本化工指出， 发表专利也属于传送情报，因此，如果立下这条法律的话，为新发现申请专利就成为不可能了。法本化工终于设法拖延了这种限制性法律。

鲁道夫·曼的儿子威廉·曼认为法本化工的唯一生存希望在于同纳粹合作。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是一个爱国者和忠实的丈夫，也是制药业道德义务的热烈鼓吹者。他在法本化工当了 20 年低级职员，从来没有资格单独签发信件。1929 年他接替其父担任药品销售负责人，摆升为莱沃库森七位董事之一，成为韦斯的主要联系人。他喜欢这个美国人的魄力和热情， 俩人成了朋友。看到国家在经济萧条下一片凋敝，他同纳粹勾搭上了，在 1932 年加入纳粹，但同年又退了出来。1933 年 3 月选举后不久他再次加入纳粹党（威廉·曼刚好赶上。国社党在 5 月份宣布不再接纳新党员）。

希特勒扬言，要是海外的指责不停止下来，德国对犹太人的打击措施还将加剧。这时，许多德国人告诉外国人说国社党不尚暴力，也不反犹，威廉·曼也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马克斯·沃耶恩说，德国根本不乱，是“欧洲最平静的国家之一”。他承认有些犹太人企业遭到攻击，但是

每个人的安全在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保障，包括政治反对派和犹太人在内没有任何人遭到任何伤害⋯⋯因此我们恳切要求你在接到此信后立即尽力以你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人⋯⋯你可以亲自造访你们国内的要人名流和有影响报刊的主编，也可以用传单告诉医生和顾客们⋯⋯所有那些捏造的恐怖故事没有一个字属实。

曼告诉韦斯说，新政府“显而易见在向更好的方向转变”，因为政府内

“身居要职的稳健派”一定“不会作商业试验”——意思是说国社党不会干涉企业。可是，曼在写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正在纳粹对企业的干涉下挣扎。法本化工在 1930 年把它子中的温思罗普股份转给了美国联合化学公

司，这个公司是它上一年在美国成立的子公司，为的是经营与斯特林的合同范围以外的产品。法本化工没有把有关股份转让的任何记录送往德国。当时， 斯特林把法本化工在温思罗普应得的红利付给美国联合化工，后者把钱存入美国或瑞士银行，躲开国社党贪婪的眼睛。1934 年，曼认为这种安排还不够秘密，便要求斯特林把五万美元红利改用意义含糊的“服务费”名目来转帐。（这种通信是隐蔽的，双方都通过丹麦驻科隆领事寄信）。这样付款的话美国那一头是要交税的，但是斯特林还是勉强同意了。到 1936 年，韦斯便改为趁每半年一次在纽约开会的机会亲自把支票悄悄交给曼了，交支票时不附任何信件。曼不希望国社党知道他这个向外国人保证说国社党不会进行商业试验的人自己正在作一项商业试验。

大萧条使斯特林在拉美的摇钱树大受损伤。阿司匹林销售量在 1929 到

1933 年之间下降了一半，利润减少到只有大萧条之前的 1/4。情况很惨。 在马克斯·沃耶恩看来，解决办法很简单：增加广告。他认为，被经济

萧条整惨了的拉美大众仍有可能被说服来重新购买咖啡阿司匹里那、所以他打算把广告做够。由各拜耳基米卡的代理人组成的大批人马四面八方走入乡村，有的队伍达 80 人之多，每人开着一辆卡车，车上装着扩音器，大声宣

传咖啡阿司匹里那奇迹。后来，广播卡车又换成配备 16 毫米电影放映机的小型放映车，卡车两侧可以放下来成为临时舞台。代理人爬上舞台，头顶上悬着咖啡阿司匹里那广告旗。看热闹的人围拢来傻楞楞看着推销员放留声机

（有时候这人也许还唱上一支什么歌）。等到围观的人够多了，推销员便竖起一幅屏幕开始放电影。放出来的几乎什么都有，以前从来没看过电影的观众是不会挑剔的。屏幕上的节目有时候是米老鼠或者过时的新闻片，有时候是女孩子被满脸狞笑的恶棍绑在铁轨上的那一类惊险片集，不过最多的还是莱沃库森制作的介绍他们公司如何制造合成烟酸之类复合剂的工业资料片。放映时从来不会少的是一段以拜耳十字标记为显著特征的咖啡阿司匹里那广告片。以这种方式，阿司匹林推销员把成千成万的高地印第安人引入了大众传媒时代。

在这十年里，咖啡阿司匹里那的销量不断回升，虽然由于汇兑率的变化一直也没有在实际价值上真正达到萧条前的水平。基米卡不断扩展，仅在巴西一国拜耳总部就雇用了 600 人。沃耶恩深信回升还将继续，在他写给韦斯的一份备忘录里，他那种踌躇满志的得意之色几乎跃然纸上。他写道：

拉丁美洲人的成药消费量很大，而且对他们说来药店就好比其他国家的杂货摊。据说，拉丁美洲许多地方的家庭预算平均有 20％到 25％用在购买药品上。

各基米卡在推销上使出浑身解数，并未白费功夫，换来了超出一般的会

计师所谓的“诚信”——使消费者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倾向性，要买就买带拜耳十字标记产品，不为别的，就因为它是拜耳十字产品。拜耳阿司匹林推销力量所造成的这种诚信推而广之泽及法本化工的处方药销售，从而使法本在拉美药品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

这种情况也使法本化工成了负责在海外扩展国社党势力的纳粹国外组织部的调查对象。这个部的头目恩斯特·威廉·博勒成了各基米卡推销大军的灾星。长得黑黑矮矮其貌不扬的博勒出生于南非一个狂热相信日耳曼民族无比优越的家庭。家庭教育生根发芽，博勒在高中时代有个浑名叫“凯撒威尔”。他回德国上大学，1931 年加入国社党。他年轻狂热，对共产主义、犹太教和基督教深恶痛绝，因而博得赫斯另眼相看。他拥护在海外德侨中间建立党支部，认为这符合日耳曼民族的合群习性（博勒这样解释：“每当三四个德国人聚在一起，他们就一定会想到应该结成个什么社或者俱乐部⋯⋯”）他认为，有了这种从属关系，纳粹党就能掌握一批政治上效忠于它的力量，这十分重要，尤其在拉美。

拉丁美洲的德国移民数量很大，仅巴西南部就有德裔 50 多万人。这些人生活宽裕，思想保守，与外界很少来往，即使在已西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之久，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德裔居民仍然全都彼此讲德语，学校里的课程也如小说家罗伯特·穆西尔所描写的那样着重灌输伟大、古老的条顿生活方式。德国老板找雇员只在德国人社团里物色，身穿日耳曼民族服装的游行是常见的街景。

早在 1924 年已有少量纳粹分子移居南美，但是同国社党正式建立联系是四年以后开始的。希特勒就任总理的时候，在德国国外已有纳粹小组超过150 个，但绝大部分规模很小，有的只有几个人。这种小组根本没有什么力

量，所以几乎是谁愿意花这个时间谁就能当上小组的头儿，于是乎国社党在国外的领袖人物多半不是失业汉就是名声不好者，甚至还有生脏病的。博勒发现这号人没法合作。他抱怨说，他们本该出去搞些颠覆活动，可是却把时间全花在彼此吵架上了。

法本化工并不欢迎在拉美药品生意方面再加一个合伙人。他们的经理马克斯·伊尔格纳后来这样解释：“我们为了少缴税，要掩饰身份（指基米卡的产权属于德国人）。另一方面，国外组织部却想进行撕掉伪装的活动，要我们打出卍字旗。我们要保留犹太雇员，因为他们技术熟练，工作内行。另一方面，国外组织部奉指示要消除犹太人。国外组织部要我们参加党的会议， 可是我们既没有这个愿望，也没有时间参加。他们要我们出更多的捐款给国外组织部，我们实在没有这种兴趣。”

法本化工的经营管理人员在海外德侨中间属于比较体面的阶层，用伊尔格纳的话来说是“名声好的人，是老式日耳曼精神的代表”。他们拥有体面的住宅、大型的轿车。他们不参加纳粹的集会，不看纳粹的报纸，不参加纳粹召集的游行。德国驻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使馆曾要求公司把邮递名册借给使馆以便投递宣传刊物，巴西的纳粹党曾坚持要法本化工把希特勒演说槁邮寄给 1.6 万名巴西医生，博勒曾要求公司停止在发表过对德国有“侮辱性的文章”的报纸上刊登广告，即使这些报纸是拜耳的主顾常看的读物。对于这些要求，法本化工的经理人员都装聋作哑。

法本化工终于答应不在反纳粹报纸上刊登广告。沃耶恩听到总公司屈服的消息时很生气，在他看来这是莱沃库森对他进行干涉的又一例证。他根本不理会这种许诺，直到 1938 年 1 月他的兄弟库特（法本化工驻阿根廷的工作人员）通知他说法本化工已命令拜耳在《理性报》上刊登广告，那是一家发行对象没有什么商业价值可言的亲纳粹小报。几天后，韦斯和麦克林托克获悉纳粹国外组织部在这件事情上插了一手。这个组织抱怨说，《理性报》受到忽视还不说，咖啡阿司匹里那的广告还铺满了对纳粹极尽诽谤之能事的

《评论报》。在《评论报》上的广告必须立即撤销。沃耶恩恼怒地指出，如果法本化工拒绝在任何刊登反纳粹文章的报纸上做广告。那么生意一定会给竞争者抢走，买卖亏损对德国是坏事，因为德国需要国外的收入来支撑国内正在扩大的军队的开支。他说，为德国谋取更多的利润要比别的——比方说比政治上的正确性——更重要。沃耶恩的解决办法还是与他一贯持有的看法一样，很简单：再多做些广告。他告诫莱沃库森说：“你只有在能赚到钱的地方做广告，做广告才能赚来钱。”

法本化工置之不理。库特·沃耶恩接到通知说：“拜耳广告决不能再见诸《评论报》⋯⋯即使有哪个重要的消费者阶层从此见不到拜耳中告也在所不借。”忧心忡忡的库特请他的兄弟出主意，马克斯·天耶恩找麦克林托克商量，后者把球踢给了韦斯。韦斯在三月份以强硬语气通知曼说，把政治掺杂进促销活动是违背任何企业以赚钱为自的的宗旨的。亲纳粹宣传只会触怒顾客，把生意赶走。他最终要对斯特林的股东负责，所以他没有理由采取他明知会减少公司利润的行动。但是他作了一项让步，就是答应在那两家报纸上都做咖啡阿司匹里那的广告。与此同时，库特·沃耶恩受到莱沃库森的警告说，“德国国内的党正在密切注意他，（他应当）步步小心”。

纳粹对法本化工继续不断提出要求。法本的反应是既不反抗，也不合作。

只要同赚钱这个目的相符，公司便尽量把纳粹头目要的东西给他们，如果他

们的要求无利可图，便拖着不办。但是，到最后总是法体化工让步退却。博勒下令辞退对纳粹不够狂热的工作人员，莱沃库森顶了很久不照办，但是到1937 年还是国外组织部胜了；法本化工一些海外推销员被解雇，虽然其中有些人得到了丰厚的解职金。在使法本化工的广告充分政治化方面，纳粹最终也成功了。招贴画和传单上都出现了卍字，流动广告车上放映亲德宣传片。一位目击者后来回忆说，咖啡阿司匹里那的推销员们在安第斯山区站在山包上告诉观众说，这么奇妙的影片和这些奇妙的药片都来自一个名叫德意志的国家，一个爱你们的遥远的国家，一个现在正被敌人包围着的国家。

1938 年 2 月，曼宣布药品部要“毫不含糊地适应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说，“作为基本方针”，国外分支机构已由德国人控制，不由外国人控制。（这就是说阿司匹林业务不该由斯特林经营。）在反法西斯报刊上的广告一律停止，因为“经济上和宣传上的考虑必须服从更高的政治方面”。

（这就是说，只要出于推进党的目标的需要，阿司匹林生意可以赔钱。）余下还有少数犹太人将“有步骤地从我们的机构里消失”（也就是说开除。）曼警告说，每一个雇员都“应当在精神上建立起对现政权的积极态度”。

弗里德里希·卡尔·杜伊斯贝格在 1935 年 3 月 19 日去世，终年 74 岁。莱沃库森全体人员到他灵前致哀，他所创建的这座巨大的工厂当天停工一天。作为工业家、化学家、计划能手和慈善家的杜伊斯贝格为后人留下了许多财富。一位英国科学家说道，他的去世“使德国丧失了它历来所未曾有过的最伟大、最有价值的公民之一；在未来人们的传诵中，他很可能被颂为世人所知道的办事效率最高、成效最卓越的工业家”。

不管莱沃库森的悼词中如何称颂，杜伊斯贝格的帝国已经在偏离他的初衷，而且越离越远。1935 年 4 月，赫尔曼·施米茨接替博施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施米茨是联合企业的首席财务主管，恰恰是杜伊斯贝格一向认为不宜掌握控制大权的那种职业统计专家。杜伊斯贝格和博施尽管存在种种意见分歧，但是他俩始终承认对方是科学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人。现在，领导公司的这个人在对待问题方面的座右铭却是等待、考虑、再等待。施米茨为人之谨慎和处事之隐秘，用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是连他的正式资产负债表也“简略得甚至达不到托拉斯认为说得过去的程度”。

法本化工让施米茨上台既不是时候又用错了人，说明施米茨力不胜任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法本化工在吉尼奥尔牌乙酰水杨酸问题上发生的混乱。吉尼奥尔在阿根廷几乎已经同咖啡阿司匹里那齐名。它不但在这个一向是咖啡阿司匹里那在拉美的最好的市场形成威胁，而且还已扩展到哥伦比亚、秘鲁和巴西。这个品牌取得成功的战略很简单：同样的东西，它的卖价比拜耳的便宜。拜耳采取的对策也很简单：它也降低价格，采用的方式是推出一种成本较低的新产品。为了避免削弱咖啡阿司匹里那的形象，这种新药取名因司痛停，以“每盒八片的廉价小包装”上市。曼认为拜耳肯定能靠它收复“希望中的至高地位”。因司痛定将在低收入阶层中间同吉尼奥尔一决雌雄，让咖啡啊司匹里那保持超然地位。

这个战略在拉美大部分地区把吉尼奥尔逐出了市场，但是在阿根廷这个竞争基地却遭到了顽抗。沃耶恩的反应自然而然又是增加广告。广告增加了仍然无济于事，他便进一步降低因司痛定价格。吉尼奥尔仍然是拜耳的肉中刺。这个品牌已经为自己奠定了位置，连沃耶恩在久攻不克之下也可以看出已铲除不了它。既然打不败对方，沃耶恩只有一个办法可施：把它买下来。

这场竞争使这两个品牌在阿根廷都扩大了市场。他指出，要是两个公司把力量联合起来，“整个这场辛苦的果实”将会“恰好落入我们怀抱”。双方合在一起以后，能用它们的市场力量“排除其他任何人”。

收购别的公司以建立垄断地位在阿根廷是不合法的，但是斯特林和法本化工仍在 1937 年 10 月商定向吉尼奥尔的制造商绍雷药厂洽购它的 51％股份。同往常一样，生意将由美国人经营，德国人获取 3/4 利润。斯特林在年底买下了那家公司，等着莱沃库森把它那份投资拿来。不料，德国国家银行拒绝让法本化工为绍雷出钱，因为那将是把钱送到德国国外去购买一家由非德国人——就是斯特林——经营管理的公司；曼要求韦斯先垫付全部款子， 法本化工用以后的利润偿还斯特林。韦斯迟疑不决，因为这样做的话风险全部落到他肩上了。

僵局持续了几个月。在这期间，绍雷要求斯特林再多买 28％股份，斯特林不得不同意。合同规定新业主有义务购买绍雷想要继续卖掉的任何数量的股票。到了 1938 年春，即初步协议达成了六个月之后，斯特林已经在一个把 3/4 利润交给一个一分钱也没掏的公司的项目上投进了 200 万美元。沃耶恩气得发昏。他认为德国国家银行是“企图由它来指定条款，由它来把负担沉重的条件强加于人，甚至要令阿司匹林生意受刑罚”。国家银行的干涉使斯特林损失了一大笔钱。法本化工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它不得不成为被动的投资者，眼看着斯特林经营吉尼奥尔。德国国家银行甚至也伤害了自己， 因为它使德国得不到它需要的外汇。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德国政府获悉了 1920 年和 1923 年订立的合同。当初法本化工为了隐瞒温思罗普付给它的款子，要后者通过它的美国子公司美国联合化学公司把钱汇到瑞士，这一来，斯特林看上去好像没有为莱沃库森的专利权、商标权和它所提供的制药程序付任何钱。德国人居然把这些东西白白给了美国人，国社党十分生气。法本化工必须作出解释。

正在出这个乱子的时候，1938 年 3 月斯特林公司副总经理厄尔·麦克林托克为举行例行讨论到了莱沃库森。他一到就突然被曼和公司顾问马克斯·布昌克曼急急忙忙送到瑞士的巴塞尔，到了那里，又跟间谍小说里那样， 他不想游览却偏偏要他孤零零地作了一次神秘的观光游览。他回到饭店时看到赫尔曼·施米茨正等着他。前面那些预防措施全是施米茨的保密癖促成的。施米茨对麦克林托克说，斯特林使用了法本化工的产品和制作方法，必须为此向法本化工作出补偿。

荒唐，麦克林托克说。法本化工拥有温思罗普 50％的股本，而且正在

用“服务费”的假名目拿钱。要是这个合同使他们在纳粹那里遇到了麻烦， 那是他们的问题。

法本化工提出了一个代替办法。斯特林做出付款的样子，每年开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最终莱沃库森总能想办法把它送回纽约。但是，施米茨说“斯特林必须付十万美元——现在就给。麦克林托克支支吾吾不置可否。

他由人陪着回到莱沃库森。在那里，他应邀去曼的家里，去后方知曼的妻子患癌症已有七个月，这时正在卧室里奄奄一息。为人素来冷冰冰的麦克林托克站在床边看到曼泣不成声。他居然送去了鲜花，说是韦斯送的。曼很感动。他说，世界似乎正在四分五裂，少数永恒的事物之一是他在纽约的朋友。

麦克林托克回美国后找斯特林的英国律师弗雷德里克·格沃特金谈这件

事。格沃特金认为，斯特林已经为劳务付了费，怎么居然还要它再出钱，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他告诉麦克林托克，“要是对这件事进行调查的话，温思罗普的董事们要证明付过钱是有些困难的”。这样付钱是欺骗持股人，因此是非法的。

那年春天德国国家银行终于允许莱沃库森从原来的 51％绍雷公司股本中购买 3/4 的利益。但是，法本化工仍无法使国家银行对斯特林后来又多买进的那些股份以及对公司由斯特林经营的事表示同意。韦斯吓坏了。他的会计师们对绍雷交易的违犯规矩感到惊骇，而他作为斯特林的董事是要对欺骗行为亲自负责的。可是曼说他不能接受这笔债务；“因为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事情就这么僵持着。最后，韦斯想来想去在绍雷买卖上除了接受法本化工原先那个建议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后来增购的那些股份将代法本化工托管起来，后者将在能获得许可的时候把它们买下来；最初购买股本的钱将由拉丁美洲阿司匹林生意中赚到的利润来抵付。

曼的妻子在 1938 年底去世。曼伤心至极，他的办公室将有一段时间办

不了什么事。那年 12 月，德国驻巴黎使馆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被一

个流亡的德国犹太人开枪打死。不到 24 小时，纳粹发动“砸玻璃窗的一周”， 在德国各地捣毁犹太人的住所、店铺和犹太会堂。三天后，国社党宣布把所有犹太人彻底清除出国家的经济生活。这是向奥斯威辛跨出的第一大步。

韦斯到惠灵度假。除夕夜里，他一家人正聚在家里过节的时候，接到丧妻不久的曼深夜打来的电话。双方的谈话友好到肉麻的程度，韦斯的妻子、儿子和儿媳一个个到电话前祝曼明年比今年顺利。

两天后，曼写信给韦斯说：“我，在精神上，永远握着你的手，最深切地感谢你的友谊。”但是，他说，“新条例已经发布”，法本化工需要用那张十万美元支票。问题已经变得很“紧迫”。曼说，事实上，“事情已经达到的尖锐程度⋯⋯归根结底也许不可能不使我们原先的那些协议不受影响⋯⋯”韦斯应该知道，这是他那位亲爱的朋友表示要撕毁过去 20 年的契约的威胁，也是欲在拉丁美洲全力以赴与他打一场的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