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动力

医生们正在受到款待。基督堂学院的大餐厅内，一张张长形餐桌上摆满了鲑鱼和兔肉，端着成瓶的夏布利酒和罗讷河畔葡萄酒的侍者整晚守候在宾客身旁。今晚没有学生在场，因而喜庆的气氛没有受到破坏——第二次五年一度的抗血小板试验者协会会议就是要趁着放春假的机会举行。这 200 多位科学家冒着雨雾到牛津大学来庆祝这个肯定是有史以来开展过的最大的医学研究项目中的最新成就。那是 1990 年 3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牛津大学的计

算机一直工作到星期六的凌晨，终于把已完成的 207 项试验中的 115701 名

患者的名字列成了表。其中有 6011 人已经因心力衰竭等血管疾病而亡故。这些医学博士和其他学科博士中的大多数人都实践着他们的主张，星期

六的早饭不吃鸡蛋和咸肉，而选用酸奶和玉米片，辅以通常不加牛奶的咖啡。参加协作的都是这个全球性科学团体的成员，以前一起开过会，因此彼此都很熟悉。他们仁一帮俩一伙地在空旷的校园中边走边谈。

后来，他们又聚集到牛津大学教堂的中型礼堂内。礼堂正面的墙壁前安放着任何科学大会都少不了的那件东西——高射投影机。投影机正放映着幻灯片，这是后来成为惊世之作的一系列幻灯片中的第一张。正在解释幻灯片的含义的那个人是理查德·皮托，亦即为这个庞大组织增添活力的那个人物

——他反对“领导人”之类的叫法，认为这样的称谓没能充分肯定其他人的努力。皮托围着投影机转来转去，讲述着超分析的必要性和所应遵循的原则， 即进行较大规模的试验、强调总体效果而不是只看个别群体的情况的必要性、连轻微的偏见也应避免以及对中等程度的功效也要给予重视等等。现在， 发表这类演说已经成了他的拿手好戏。他说，“如果我再听到‘把桔子和苹果混为一谈’的说法，我会高声喊叫起来。”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

接着，他带着他的听众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他算出治疗组观察到的心血管疾病病例数目（O），然后再从如果不进行治疗预计会发生的这种病例数目

（E）中把它们减掉，最后把得数加在一起：

[(O − E)1 + (O − E)2+Λ +(O − E)n].

他打趣说，这类运算，大多数人在 10 岁左右都学过，后来很快就忘了。如果并非每一个（O—E）都是零，而是无规则地有别于零的量，那它们加在一起的总数就应当是零。但是，如果它们全都偏向同一方向，相加之后它们的正数结果就会增大。他对那 207 次试验就做了这样的工作。

皮托在演讲中不时提到“抗血小板药物”，但是他的所指主要是阿司匹林。这个协作项目中试验了 20 种抗血小板药，但是绝大多数试验用的是阿司匹林——这在一定程度上把阿司匹林变成了一项大规模的学术事业。

皮托说，借助于这个协作项目产生的大量数据，科学终于可以了解世界上用得最广泛的药物所具有的好处了。可以说，阿司匹林的益处是既有限又巨大的。这样说听起来很悖理，但却是实情。它决不是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里可以用上十吨卡车的定理，”他说。“当一辆十吨卡车向你压来的时候，什么药片也保护不了你。”但是，总的来说，抗血小板药物，特别是阿司匹林，对各种类型的血栓病症都有明显效果。中风、心力衰竭、一过性局部缺血、肺栓塞、深部血管血栓、表层血管疾病、肾部血液渗析瘘管、冠状动脉搭桥移植井发症——阿司匹林对所有这些可怕的病症都有效。“世界变得简单一些了，”皮托在结束他的讲演时说。“在医学研究中，能说这种话的时候是少之又少的。”

他的协作者站在投影机后面，等着报告最新试验结果。这些试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成功的。在有些情况下，功效非常突出。对于肺栓塞，抗血小板药物的有效率竟达 60％—70％之高，对于深部血管血栓的有效率也有 30％ 到 40％。深部血管血栓是心力衰竭后和手术后的一种常见的病症，即在身体内的深部血管中形成血栓。在这两种疾病中，上述结果是出于偶然的可能性均小于 10 万分之一。在把这些结果放映出来之后，兴高采烈的罗里·科林斯引述了一些著名的专家以前声称阿司匹林对这类病症没有效用的说法。他对与会者说，虽然全国卫生研究所曾于 1975 年建议使用阿司匹林来治疗

深部血管血栓，但是到了 1986 年 3 月它又改变态度，贬损起阿司匹林来。“作过全麻手术的患者中大概有 1％的人会死于肺栓塞，”他说。“阿司匹林能把这个数字大大降低。”

“还不止如此，”皮托插言说。“过去 10 年来，医疗界一直存在一个严重的错误，结果使大批人未能得到保护。单是在发达国家，就有千百万人与此直接有关。事情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让这些人服用阿司匹林，那就是在挽救他们的生命。”

爱下堡的彼得·桑德科克列举了各项中风试验的结果。抗血小板药物使中风发生率减少了 18％到 26％，相当可观。同样，这种结果的误差率也小于 10 万分之一。阿司匹林显然使一种中风——出血性中风（即大脑血管破裂）——的发生率略有增加，但是，它使更常见的闭塞性中风（即大脑血管阻塞）有了“非常重要”的改善，这远远可以抵消上述缺点。

有人问，中风试验的结果有许多是来自在医生中进行的试验，这是否有关系？他们的医疗条件是否比大多数别的人好一些？

皮托嚯地站起来说，这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这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

是好的影响，因为医生们生病后总是能得到确诊的。他冷冷地说，“正因为如此，在医生身上做试验要比在一般人身上做试验更好。”

这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代表站了起来。他穿着蓝色套装和白衬衫，在满屋子穿便裤和毛衣的客人中是唯一的例外。他对试验结果极为怀疑。他问及抗血小板药物的副作用（皮托说，临床试验中报告的副作用要比实际存在的更多，因为试验者鼓励患者报告副作用）。他问及剂量（皮托说，现在谁也说不准用多少阿司匹林最合适，但是用一片肯定是有效的，特别是那种包有肠溶糖衣——即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胶片似的东西的那种更容易吞咽的）。他问及出血性中风（阿司匹林会使人出血，但是极不可能致人死命）。他问及阿司匹林带来的死亡率的变化程度（皮托说，甚至比看起来的变化还要大， 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药了）。

几分钟后，宣布休息。与会的研究人员鱼贯走出会场，去喝茶和用甜点。看来，全世界的阿司匹林专家都聚集到这里来了。威廉·菲尔茨排在查尔斯·沃

洛的后面，罗里·科林斯在来自芝加哥的 J·A·舍恩伯格前面斟满了咖啡。舍恩伯格是那次运气不佳的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的参加者，这一试验的结果也被收进总论中来了。（查尔斯·亨内肯斯是少数几个缺席者之一，他在最后一刻病倒了。）皮托站在那里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那位怀疑派以及斯特林公司新任医务部主任厄尔·洛克哈特谈着什么。头天晚上，由于计算机出了点故障，皮托一直到凌晨五点钟才合眼，但是，所有与会者都能明显地看出他的喜悦和激动。他多年来坚信的东西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他的协调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简单的试验，得到了重大的而又简单的结果：抗血小板药物是普遍有效的。

“对所有这些组别都做过假设，”皮托在说。他说话时眼睛望着第三部

分血，血，该死的血洛克哈特，但是如果一个旁观者设想他那热烈的语调是冲着那位食药局代表的，人们也不会怪罪他。“有人说阿司匹林只对男性有效，对女性无效；有人说它只对中年人有效，对老年人无效；有人说它对高血压的人是危险的，而对糖尿病患者特别起作用。实际上，不论是男是女， 糖尿病还是非糖尿病，高血压还是低血压——全都是一样的。那种认为只应对男性采取抗血小板疗法的意见应当彻底抛弃，”他挥动着手中的一叠表格这样说。“我们到下午 3 点钟就结束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今后再议论这件事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位听众问，如果阿司匹林对每一个人都有效，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服用？“洛克哈特博士对此会感到高兴，”他说。

身材瘦削、留着胡须、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的洛克哈特摊开双手，做出了一个“我能说什么？”的手势。

“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皮托说。“在通常情况下，我认为应当把对一个有关公众健康的问题的理论分析同有关是否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的决定分隔开来。例如，胆固醇太高会引发心脏病，降低胆固醇可以挽救人的生命，这已经是毫无疑义的了。但是，人们不敢轻易地建议全国人民实行一项降低胆固醇计划，因为这意味着要让千百万人服用他们用不起而且很难吃的药物，还得让他们大大改变饮食习惯。我们也许不知道，饮食习惯这样一变， 会使农业体系、乃至整个经济受到巨大的震动。所以这要由政府来作决定。

“阿司匹林的情况也许不同。由于每天服用一粒 325 毫克的糖衣阿司匹

林胶囊而出现副作用的人的确不会很多，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要停止服

药，症状很快就会消失。这样，人们就会问，我们为什么不劝说所有高风险群中的成年人服用此药呢？此药既安全，又十分有效，而且它是那么便宜， 根本不会对人们造成什么经济负担。

“它不仅不会使经济受到剧烈的震动，”他看了洛克哈特一眼，朗声笑了起来，“而且看来它甚至对止痛药生产厂家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阿司匹林的多重新用途在世界各地掀起的连漪也波及了阿斯普罗制造商、世界上第二家最早生产阿司匹林的尼古拉斯制药公司。尼古拉斯公司也像斯特林公司一样相信，围绕着阿司匹林的这种新的科学气氛可能使得消费者更看重阿司匹林，再有头疼脑热时便可能去买阿司匹林，而不买对乙酰氨基酚了。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接受阿司匹林为第二次心力衰竭预防药的决定的鼓励下，尼古拉斯公司向英国的卫生与社会服务部提出了类似的申请。

该部拒绝了这一申请，原因之一是，它不准备接受皮托所提出的那种医疗证据，其次也是因为一直没有为阿司匹林这些新用途确定最恰当的使用剂量。尼古拉斯公司感到很失望：在各种阿司匹林临床试验中使用的剂量是各种各样的，现在还没有一个标准剂量。（这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剂量标准是不同的。）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的态度是，在医务界肯定地宣布多少才是最佳剂量之前，它决不会批准阿司匹林的新用途。

1987 年，尼古拉斯公司再度作出努力。这一次该公司决定为阿司匹林寻找已有一项试验得出了明显结果的那样一种用途。这样就能避免把各种结果和各种剂量混在一起的问题。不过，它却会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疗法所依据的试验结果可能出于偶然。但是，卫生与社会服务部下大可能就此提出异议。尼古拉斯公司在三年前发表在《刺血针》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找到了它想要的东西。该试验是由慕尼黑的一批心脏科专家进行的，它得到了拜耳公司的部分资助。那次试验证明，每天服用 100 毫克阿司匹林，可以大大减少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在移植的血管中发生血栓的机会。（在德国，100 毫克是儿童用阿司匹林的标准剂量。）尼古拉斯公司把这次试验的结果报了上去，果然得到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的批准。结果就生产出了普拉泰待 100 号这种新药。1988 年，此药首次以日历装面世。英国每年只作一万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因此尼古拉斯公司知道普拉泰特的市场很有限。不过，该公司认为这是在卫生与社会服务部的铁甲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不久，尼古拉斯公司根据 ISIS 第二阶段试验以及退伍军人管理局所进行的不稳定心绞痛试验的结果申请另外两项新用途，并且得到了批准。这两项用途就是用来治疗继发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的心绞痛。普拉泰特 300 号成了最早在英国市场上销售的用来预防心力衰竭的阿司匹林。

尼古拉斯公司把推销普拉泰特的任务交给了医疗产品部经理诺埃尔·拉

布汉斯，而此人显然不抱多大的希望。他对赞助像抗血小板药物试验者协会所进行的那类开路性的研究也没有兴趣。“你得卖出去好多好多阿司匹林才能收回进行一次临床试验的花费，”他最近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言语之中流露出的意思是：他认为这种花费是收不回来的。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他认为普拉泰特的问世，就像人们开玩笑说的，既是好事又是坏事。说它是好事，是因为他的雇主——尼古拉斯国际公司有了一种新的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说它是坏事，是因为尼古拉斯公司卖这种药已经卖了 70 年。

* * *

在这次抗血小板试验者会议上，还有几个人也像拉布汉斯一样闷闷不

乐。他们便是那些其产品受到审查的制药公司的代表。他们对会上发言的第二部分感到忧心忡忡。在那一部分中，将对各种药物的优缺点逐个加以比较。有些这种药物是非常有利可图的；另一些则被寄予很大的希望。制造这些药物的厂家已经自愿拿出了他们的专利研究得出的结果，现在想知道他们的努力是否能得到报偿。简言之，他们在心惊胆战地等着看会上是否会作出对他们不利的结论。

谁也不怀疑，出现在幻灯屏幕上的数据会具有商业上的影响。他们已经看到了 ISIS 第二阶段试验结果公布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次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阿司匹林和链激酶能大大降低急性心力衰竭的死亡率。目前链激酶的市价是每针 200 美元，即便如此，在 ISIS 第二阶段试验之后，此药的销量还是大幅度上升了。这对它的主要生产厂家贝林公司自然是好消息，但是对其竞争对手——活性酶来说，就是可怕的坏消息了。

活性酶是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的商标名。它也像链激酶一样，通过激活人体本身的化学系统来溶解血栓。所不同的是，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是通过遗传工程来制造的，每剂的成本高达两千多美元。其成本之高使得一些国家的议员惊恐不安，以至他们曾考虑不许像美国的老年人医疗照顾制度这样的政府保健计划为这种药出钱。此药是加州南圣弗朗西斯科的遗传技术研究公司发明、注册专利并进行生产的。该公司是最早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之一。起初，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被称为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万应灵药（至少遗传技术公司的负责人是这样说的）。而且，尽管它的价格之高曾把人们吓了一跳，但组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于 1987 年推出后还是成了历来最赚钱的药物。

1988 年 3 月底 ISIS 第二阶段数据公布后，遗传技术公司的情绪顿时低

落下来，它的声誉也受到了打击。虽然参加试验的医生们所关注的主要是阿司匹林的那种原先不曾想到的作用，但华尔街所关注的却是链激酶和阿司匹林也同活性酶一样有效这一事实。遗传技术公司的资产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减少了 25％。到当年 8 月 ISIS 第二阶段的试验结果在《刺血针》上正式公布时，遗传技术公司的股票价值由 1987 年的每股 52 美元降到了只有 20 美元多一点——这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该公司由于一项临床试验而损失了它的一半以上的资产。到举行抗血小板会议的时候，它的资产又略有回升，升至每股 25.375 美元。分析家们说，回升的部分原因是该公司于 2 月 2 日宣布它将同瑞士大型制药公司——罗氏公司合并。

本来，抗血小板协作不大可能使遗传技术公司进一步受到损害，因为组

织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的适应症与抗血小板药物不同。但是那 19 家非阿司匹林抗血小板药物的制造商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产品的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主要的有新泽西州萨米特的汽巴一嘉基公司生产的苯磺唑酮、加州帕洛阿尔托的辛特克斯公司生产的新药氯苄噻哌啶（尚未得到食药局的批准）以及德国伯林格·英格尔海姆公司生产的以“潘生丁”的名称销售的双嘧哌胺醇。

问题在于阿司匹林是否将把这些药物的价格拉下来，使之降到商业水平。与非处方药不同的是，这些制药公司很少互相比较产品，因为要确定某种药品优于其他同类产品，那是既不容易又太费钱的事。情况很可能是这样： 一种药品与另一种只有少许不同，而要清楚地确定这种差别，正如皮托所证明的，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试验。而抗血小板试验者协作计划就提供了这样

一次不受欢迎的机会。难怪当皮托在高射投影机上放幻灯片的时候，那些公司的代表们便掏出笔记本拼命地记录。

协作计划的参加者知道辛特克斯公司、汽巴一嘉基公司以及伯格林·英格尔海姆公司是这次研究的主要赞助者，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颇为不安，要求取消每天对记者举行的吹风会。这个决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皮托没有讲多少令抗血小板药物制造商满意的话。“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不停地这样重复，“没有多大的不同。”幻灯片在硕大的屏幕上不断地闪动，而阿司匹林在效果方面同它的竞争对手是如此接近，以至很难说清哪个更好。“这些制剂之间可能存在重要差别，”皮托说，“但是我们还远远未能证实（这些差别）。截至今天，绝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药物在疗效上有任何差别。” 毋庸赘言，在据了解两种药物之间没有差别的时候，医生肯定是开那种既便宜又安全的，就抗血小板药物而言，这就是阿司匹林；如果人们普遍采取这种态度，那些靠其他抗血小板药物发财的人可就惨了。

会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安情绪。在其后的辩论中，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加雷特·菲茨杰拉德举起了手。他说他担心两件事。一是担心会发出过分信任阿司匹林的信息；二是，他尖刻地说，“我们不要（用这些试验结果）给制药业泼冷水。”

“进行这种逐个比较只会有好处，”皮托说。 “我从这种做法中得出的印象是，”菲茨杰拉德说，“我们认定氯苄噻

哌啶与阿司匹林不相上下，苯磺唑酮差一些，双嘧哌胺醇根本无效。这倒也罢了。但是，我们今后向何处去呢？”与会者频频点头。菲茨杰拉德所指出的是一个妨碍心脏病治疗取得进展的巨大的障碍，这一点大家都清楚。问题就在阿司匹林身上。

就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所花的费用而言，阿司匹林很可能是历来取得的最伟大的医学奇迹了。但是，这却使研究人员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困境。设想一下，在 1995 年，某家制药公司的一位出色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能防止 33

％的心力衰竭发生的药物。要证明这种新药的效力，不能用它来同无效对照剂来比较，而只能用它同阿司匹林来比较，因为如果不给对照组患者施用己知的最好药物——即阿司匹林——那是不道德的。这种新药的有效率是 33

％，高于阿司匹林的 30％，使用起来每年可以在世界各地挽救成千上万患者的生命。但是，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改进是很小的，要让数十万人参加试验才能排除偶然性而使它得到证明。有能力进行这种冒险的私营公司是很少的。即便这种药物的疗效得到了某种证实，医生们很可能还是劝告他们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因为它没有什么副作用，而且它在疗效上的差别不是太大，犯不上花多得多的钱去买那种新药。“击败阿司匹林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洛克哈特说，“不论推出什么新药，拜耳阿司匹林将始终卖 3 个

美元 100 片。”

在皮托看来，这种担心还是很遥远的事。他眼下更关注的是这个大型协作计划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是在数十个机构的数百名科学家之间传阅草稿， 这具体实施起来就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今天在坐的每个人都是专家，产生不同意见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他说，这个班子本身的前途就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人们纷纷举手发言。皮托站在最前面，不断点着头，投影机使得他苍白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了。几分钟之后，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大多数人认为没有揭开的奥秘还很多，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仍将使人感兴趣。他们将继续

合作，1995 年将再度聚会。“很好，”皮托微笑着说，“我们五年后再见。不过到时候我们手中得有一些数据才行。到那时，这次试验将转化成一些实际数字。”

此时，天色已晚。这些医生都是大忙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误了约会。讨论还在继续，大家交流着有关阿司匹林的各种数字。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那个人审慎地提出异议。人们一个接一个悄悄地退场，冒雨回去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五年后还会再来，皮托研究的病症会越来越多。

在举行这次会议之前六个月，即 1989 年 8 月 18 日，用阿司匹林治疗过多发性梗死痴呆症的神经学家约翰·斯特林·迈耶乘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公园大道的斯特林制药公司总部。他走进白色的大厅，然后乘电梯直达七楼。可以说他是有求而来的：他来请求斯特林公司赞助一些钱。

迈耶要找的斯特林公司子公司格伦布鲁克制药公司医务部在公园道 90 号的七层。该部的办公室既舒适又安静，但却没有什么特点：既非寒酸得与一个赚钱的大公司不相称，又非奢华得会令股东们生气。秘书们在荧光灯下敲着电脑键盘，传真机不时地按照远方来电者的指令启动。迈耶在向斯特林公司讲述了他的研究情况之后，被请到这里来，也就是在这里，他把他的资料拿给格伦布鲁克公司的医务部副主任史蒂夫·韦斯曼和该公司销售部的几名成员看了。

迈耶的研究结果在六月号的《老年医学协会杂志》上登出来了。这家杂志对他的研究给予了一种反向的尊重——它发表了一篇社论，批评了那些过于相信他的研究结果的读者。该杂志之所以采取这种谨慎态度，是因为迈耶的试验不是随机的、双盲的、用无效对照剂作比较的临床试验。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订购可用三年的无效对照剂，于是就做了用他仅有的钱所能做的最有用的工作。现在迈耶到纽约来就是要看看斯特林公司能不能资助他完成第二项试验，这一次将是随机的、双盲的、用无效对照剂作比较的。

迈耶用图表和幻灯告诉那些阿司匹林经理人员，美国每 20 位老年人中

大概就有一位患有多发性梗死痴呆症，在 85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为 1/12。而且，到了下一世纪，单是这一种疾病就会使 200 多万老年男女的生命失去价值。想到有一种如此便宜而又安全的药物——就连《老年医学协会杂志》那篇挑剔的社论也称它为“到处都能买到而且显然没有危险的” 药物——能帮助上百万人活得好一些，这确实令人高兴。迈耶这一生中用了许多年的时间研究如何战胜中风，他更是对这种前景感到欣喜不已了。

迈耶讲完后，韦斯曼表现出鼓励的态度，但是他说他得同他的上司厄尔·洛克哈特谈一谈（其时洛克哈特的父亲去世，他奔丧去了。）迈耶颇感满意。从韦斯曼感兴趣的反应中，他觉得他的事情有点门儿。也就是说，他能得到一些资助，以便把试验继续下去。

乍看起来，像迈耶这样一位科学家从一家公司弄些钱来试验一种不仅很重要而且能为这家公司的产品带来新用途的疗法，这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大多数患有多发性梗死痴呆症的老年人每天都服一片阿司匹林，那就能销售大量的阿司匹林。不仅如此，增加销售量和加强宣传——阿司匹林能治好老年病！——对斯特林公司是特别适宜的，因为它正渴望着避免阿司匹林销量的另一次大幅度下降。

销售人员却不是这样看的。不管迈耶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反正他

在要求提供 25 万美元。由于每片阿司匹林的售价只有 0.1 美分左右，斯特林公司须得多卖出去上亿粒阿司匹林才能把这些钱赚回来。而且，该公司所冒的风险还远不止这些。如果迈耶的试验取得巨大的成功，得有人——更确切地说，得有公司，而且很可能就是斯特林公司——花费大量金钱才能使这种新用途获得食药局的批准。更有甚者，一旦该局批准了用阿司匹林来医治老年病，这一决定就不仅适用于拜耳阿司匹林，而且也适用于所有其他品牌。这就是说，斯特林公司和格伦布鲁克公司要出钱去为它们的竞争对手争取新市场。“没有经济上的动力驱使一家公司去争取阿司匹林的新用途被接受，” 史蒂夫·韦斯曼事后说。“研究一种带有樱桃味的滴鼻剂的经济动力倒是蛮大的。”

斯特林公司与其他一些阿司匹林制造商有所不同。它已经尽了自己的公众义务——率先争取了标签的修改，把中风和心力衰竭写了进去。此外，它还许诺为另外一些研究项目出资 50 多万美元，这些项目中包括三项有数千名患者参加的大型试验，一个是有关阿司匹林和心力衰竭的，另两个是用阿司匹林来治疗先兆子痫的。这家公司提供着数千盒特制的日历装阿司匹林和无效对照剂，其颜色和味道都符合研究者的特定要求。到一定时候也得考虑一下开支负担了。“让工厂生产这类材料是很费钱的，”洛克哈特说，“做这种东西不是那么容易。”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斯特林公司决定不资助迈耶的研究。现在发现的阿司匹林的新用途太多了，让一家阿司匹林公司来承担所有试验费用，它实在不堪重负。

从许多方面来说，阿司匹林都是医生梦寐以求的药物。它的效用极大： 每天一片，或者每两天一片，每年就可以挽救大批人的生命。它使用起来很安全，能吃这种药的人几乎比可以服用任何其他药物的人都多。由于它是一种非专利药，加之销售方面的竞争十分激烈，它的售价对于消费者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有些药的止痛、消炎和化血栓效果比它更强，但是没有哪种药像它这样安全或便宜。在今后的许多年中，它都很可能保持其在食品杂货店中销售的心力衰竭预防药的地位。不过，尽管此药具有奇效，销售这种奇药的人却叫苦连天：这个钱不好赚。伟大的工业家卡尔·杜伊斯贝格曾使阿司匹林面世，但是，如果没有恩斯特·默勒、威廉·韦斯、威廉·拉波特、罗瑟·里夫斯以及乔治·戴维斯这样一些策划和推销能手，这种药永远不会取得那样巨大的成功。这些人利用公众希望减轻日常生活中那些常见的疼痛这样一种心理，努力发财致富，“富到连贪婪的梦想也想不到的地步”。他们与以前那些使用催眠法为人治病的人和那些专治癌症的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兜售的奇药真的有效。正如现在已经证明的，它能起作用的地方比他们所想象的更多。但是，如果阿司匹林的新用途不能很快带来利润，这么多富有才干的科学家经过这么多努力发现的这些新效用能不能造福于最需要它们的人，这是很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像亨内肯斯这样的医生确信，阿司匹林对之有益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服用它，就连医嘱要求服用阿司匹林的人也大都忘记服用。

如果罗瑟·里夫斯还在世，他定会借此机会说服人们服用阿司匹林。他会采用强行推销的老办法。可以设想，那三个阿那辛盒子会再现于荧屏，那位播音员会重新声嘶力竭叫喊：“它能防止血栓！它能医好心力衰竭！！它能治愈中风！！！”可以设想，电波中会充满各种为重要药品作宣传的又尖

又高的声音。这样做是会有效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个摆脱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贸易委员会的压制性监督的自由市场体系的一个明证。在今天，这种行事方式已经变得匪夷所思了。看来，它的唯一优点就是能比其他办法见效更快也更彻底。

这并非一种纯理性的思辩。到迈耶造访斯特林公司的那个时候，1988 年出现的阿司匹林热已经像气泡一样破灭了。医生保健试验结果公布后，医生们开的阿司匹林药方的大量增加就证明了这一点——增加的只是处方，而不是实际销售量。这次试验结果公布后，美国的阿司匹林广告费用增加了 22

％，增至 1.027 亿美元。广告用语当然都是很谨慎的。它的调子之低固然使医生感到满意，但是，不出所料，它也不起作用。害怕得心脏病的那些忧心忡忡的消费者并没有踊跃购买阿司匹林。1988 年，乙酰水杨酸的销售额根本没有上升，它在止痛药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实际上还下降了。与此同时，对乙酰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的市场份额却增加了，这使那些曾深信他们自己头一年的建议决不会有错的华尔街分析家们万分苦恼。

虽然布里斯托尔一迈尔斯公司的阿司匹林品牌——布非林——在医生保健试验中被采用了，但是这家公司对阿司匹林已如此不抱希望，以至它于1990 年 8 月推出了一种新药——不带阿司匹林的艾西近。这种药是用对乙酰氨基酚和咖啡因做的。该公司在其广告中说，这两种制剂混合在一起要比纯对乙酰氨基酚更好，这也就是说比泰诺更好。（这种说法的证据至今尚未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接受。）不出所料，该广告播出一周后，强生公司就对布里斯托尔一迈尔斯提出控告，告它做虚假广告。一位法官颁布了禁制令。布里斯托尔一迈尔斯提出上诉。10 月初，强生公司又在电视中做了新的一轮泰诺广告，敦促消费者看清楚他们的上痛药标签上是否写着含有咖啡因的字样，因为“你当然不希望在不想要它的地方发现它”。与此同时，紧张型头痛也再度出现了，它在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的阿那辛（阿司匹林加咖啡因） 和阿那辛 3 号（对乙酰氨基酚）的广告中复活了，只是乔装成“压力型”头痛了。斯特林公司则在广播中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医生们自己更多用于止痛的奇药”。①

阿司匹林再度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止痛药，又同对乙酰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打起广告战来了。这些广告战使总的止痛药销量不断增加：1990 年增加了 9.5％，创下了 26.68 亿美元的新纪录。“如果这还不够令人宽慰的话，” 纽约的市场调查公司综合数据公司在报告中说，今后几年情况会“更加喜人”。它在 1991 年 2 月的一次止痛药市场专项调查中预言，当年的止痛药销量会增长 15％。“到 1995 年，”该公司说，“年销售量的增长速度将达到 19％，销售额达到 58.46 亿美元”，即将近 60 亿美元。至于这种惊人增

长的原因？据综合数据公司总裁戴维·A·韦斯说，那是因为 90 年代将是“面对现实的十年”，是令人不愉快的总结时期，它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压力的增加，从而患头痛的人数会大大增多。

不幸的是，综合数据公司说，这些好处却没有阿司匹林的多少份儿。阿司匹林的市场份额——在 1991 年时为 42％——会进一步被异丁苯丙酸蚕食。综合数据公司说，像斯特林公司这样的公司可以用一些诸如定时生效阿

^{① 1990 年春，斯特林公司与它几十年的老对头拜耳股份公司重开战事，控告这家德国公司在美国滥用拜耳的名称和拜耳十字标记。与此同时，这两家公司继续谈判把拜耳的名称归还原主的问题。}

司匹林这样的创新来收复失地，但是它们的前景并不看好。只有在少数情况下，这种局面才会彻底改变，发现新的副作用便是其中之一。由于传播媒介对医务界发生的任何一点问题都会大叫大嚷地给予注意，任何一种止痛药若被发现有危险的副作用，都会陷入麻烦。

各公司当然都深知这一点。事实上，在研究工作中，人们已经把注意力由止痛药的奇效转向它们的阴暗面了。有一部分这种注意力来自全国毒物学研究计划，这是一个协调各联邦机构对化学品毒性的研究工作的计划。虽说对上痛药并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但是它们被包括在全国毒物学研究计划正在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之中了。

1984 年，当非处方异丁苯丙酸获得批准的时候，一些公众利益集团曾要求在标签上注明经常服用有可能导致肾脏受损。（由于在动物试验中显示了这种损害的可能性，大剂量凭处方售卖的异丁苯丙酸附有这样的说明。） 虽然没有发现证明人体也会发生这种损害的证据，但是这种药被纳入了全国毒物学研究计划的一项有关毒性作用的较广泛的研究之中。

1990 年末，全国毒物学研究计划起草了一份有关对乙酰氨基酚的毒性和致癌性的报告。在对雌雄大小家鼠进行了两年研究之后，没有发现此药对雄性大家鼠和雌雄小家鼠有致癌作用的证据，至于雌性大家鼠，则有该计划所你的“不确定”的致癌证据。（“不确定”的证据指的是这样一种试验结果：它显示致癌作用略有增加，但却不能确定这种作用究竟是否存在。）这种结果使得对乙酰氨基酚同癌症之间的关系与试验前完全一样：仍无理由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也没有证据排除这种联系。

阿司匹林也没有幸免。在《英国医学杂志》1989 年 11 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们说他们从服用阿司匹林的老年人中发现了证明此药能增加患肾癌的危险的证据。他们的结论引起了英国的阿司匹林制造商及其他研究者的强烈抗议，其中包括有罗里·科林斯、理查德·多尔、查尔斯·亨内肯斯、理查德·皮托以及彼得·桑德科克等人签名的一封对这次试验采用的方法提出谴责的来信。正如对乙酰氨基酚所遭遇的那样， 人们现已提出了阿司匹林同癌症的关系问题，而科学尚未以肯定的回答来证实或排除这样一种联系。

但是，既然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阿司匹林公司就不能长久地对之不管不问了。克劳德·霍普金斯说过，首先被人同一个简单的事实联系起来的产品将得到“独有的而持久不衰的声誉”。同佯，这些公司认识到，最先遭到被人同一种严重疾病联系起来——哪怕这种联系只是推测性的——的厄运的止痛药，其安全性也将被一片“独有而持久的”疑云所笼罩。

几个月前的某一天，在莱沃库森的拜耳公司工厂快下班的时候，于尔根·赫曼正在公司总部大楼高层的一间办公室内向一位客人展示拜耳阿司匹林的广告图片。在灰色云彩的背景下，巨大的拜耳公司圆形标记因为没有灯光而显得模糊难辨。战争期间，这个标记曾被拆除，1958 年重建后已经不像昔日那样气派了。“不消说，”他说，“我们对有关阿司匹林的种种好消息感到高兴。”赫曼是负责推销全世界最著名的乙酰水杨酸品牌——阿司匹林的人。此刻，他正在解释他的销售战略。“而且，我们当然还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医生和公众明白，阿司匹林不是什么老的东西，而是一种新药， 一种令人振奋的药。”该公司的总部是一座摩天大楼，在周围那些比较老的建筑中显得有些鹤立鸡群。那些老楼与 70 年前威廉·韦斯见到它们的时候

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杜伊斯贝格和卡尔·博施在其中就成立法本公司一事发生争论的那座杜伊斯贝格别墅已经无迹可寻了。拜耳公司新的总部就是在它的废墟上兴建的。

把阿司匹林粉制成药片的那座公司就在距赫曼的办公室几百码的地方。这座工厂与厄普顿·辛克莱曾经描绘过的截然相反。那里的一切都是一尘不染，而且几乎没有一点声音。走廊里空荡荡的。在装配线上工作的那寥寥数人都戴着手术大口罩和发网。一架机器把盒子打开，另一架机器装进一瓶阿司匹林。第三架机器则把包装好的药品再投入一个大些的箱子。这些箱子被装上卡车、轮船和火车，运到世界各地。

这些阿司匹林中有一小部分被装入没有标记的纸箱，交给试验室或医院做临床试验用。拜耳公司也像其他乙酰水杨酸制造商一样，为研究这种药提供赞助。赫曼说，莱沃库森这里每天都会接到新的要求和关于可能有用途的新建议。“我不能对人们所表现出的兴趣照单全收，”他承认道。“我们曾密切地注视心力衰竭研究，但是，我应当老实告诉你，这里从来没有什么人想过这种研究还能扩大到什么程度。”以所藏文献丰富著称的拜耳公司科学图书馆中的各种新报告已经多得堆不下了。里面当然有关于血栓性疾病的。还有流感、癌症、骨质疏松，甚至艾滋病。拜耳公司的代表们承认，该公司也像它以前的伙伴、后来的敌人、如今的竞争对手斯特林公司一样，只能资助一小部分必要的研究。资助研究工作从经济上说是愚蠢的做法。公司永远无法把它所花费的钱赚回来。

赫曼说，开拓新的消费市场的希望还是存在的。应当服用阿司匹林的人没有几个真正在这样做。以前开展的预防宣传很少产生效果，其主要障碍在于，只要不是马上就会有可怕的后果，人们总是记不得每天要服上一片药，

（就是马上会产生可怕后果，人们也未必能记得服药，你看看有多少不想怀孕的人怀了孕，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对大多数人来说，眼下并不存在心力衰竭的威胁，因此他们也就不大重视心力衰竭的预防。在电视上连续不断地做广告，大力宣传阿司匹林的效用，那也许能改变人们的态度，但是这种做法几乎从未得到允许。德国电视只许在晚间的两段时间内做商业广告。说到这里，赫曼略带歉意地笑了。即便允许做这样的宣传，公司能否收回它的投资也是值得怀疑的。

此时在莱沃库森已经快要入夜了。赫曼在仔细研究摊在他桌上的标明阿司匹林销售量升降情况的各种图表。几小时后，拜耳的标志——状如一粒巨大的阿司匹林药片的霓虹灯——将突然在夜空中闪亮。每天夜里，它都会通宵达旦地亮着，传递着它的信息——拜耳的名称以及要人们去购买阿司匹林的无言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