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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部分 血，血，该死的血
第十五章 不给任何人开能致死的药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一个鲜红的小册子摆在诺埃尔·拉布汉斯的办公桌上。拉布汉斯是英国的一家药品及消费品公司——尼古拉斯制药公司医药产品部经理。小册子封面上画着人的动脉，红色的血液从中流过。血液中悬浮着白色小圆片，那是血小板，是拉布汉斯特别关注的血液成分。当血小板靠近受到损害的血管壁的时候，它们就突然开始贴到血管壁上，而且互相紧贴着，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在几秒钟之内，数万个血小板聚在一起，对受损害部位形成一个保护层。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医生们称之为“血小板聚集” 的现象显然是有益的。没有它，只要有一处擦伤，人就会流血致死。但是， 如果血小板聚集得太多，以致堵塞了血管，那么由此引起的供血不足就可能导致中风或心力衰竭。拉布汉斯当时负责销售一种用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药物，他桌上的红色小册子就是他的主要促销工具之一。
这种药叫作“小板清片”，是一种“抗血小板聚集药”。既然是这样一种强力药物，小板清片自然只能凭处方售卖，而不能用广告向公众推介。于是，拉布汉斯便在一些专门的小册子中陈述此药的性能，由尼古拉斯公司的推销员拿去向医务人员散发。有人回忆说，这些新药推销员到医生的办公室去派发这种等于是当面推销广告的小册子，其做法与本世纪初法本拜耳公司的代表们向医生们大力宣传阿司匹林的好处十分相似。也正如当年卡尔·杜伊斯贝格负责向他的推销员提供材料一样，拉布汉斯也对小册子中那些用来说明小板清片为何一用此药标签上的技术术语来说——是一种“适用于患有不稳定的心绞痛或有可能发生继发性心肌梗死的患者的抗血小板聚集药”。心绞痛是心脏缺氧引起的疼痛；心肌梗死是拉丁语中对“心肌组织死亡”—
—也就是心力衰竭——的叫法。因此，小板清是一种高技术心脏病预防药， 是人类同心脏疾病做斗争的最新、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在英国，心脏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夺去大约 15 万人的生命。因此，人们会希望负责销售一种治疗心脏病的成功新药的人能居于支配地位。但是，拉布汉斯显然没有怎么费力就抑制了自己的激动情绪。他之所以没有太过分得意，其原因写在每一盒小板清片的背面一那小盒子上印着“含有阿司匹林”的字样。其实，小板清何止是含有阿司匹林，它干脆就是地地道道的阿司匹林。它是在尼古拉斯公司的普通阿司匹林生产线上制造的，但是每片小板清的价格却比普通阿司匹林贵 13％。
位于伦敦西郊斯劳的尼古拉斯公司的前身是在德国境外存活下来的历史最久的阿司匹林公司。
1914 年，在澳大利亚政府中止了法本拜耳的商标井宣称最先生产纯乙酰水杨酸的人将获得新的专利权和阿司匹林商标之后，药剂师乔治·尼古拉斯和工业试验家兼发明家、名字怪怪的哈里·希米德创建了最初的公司—— 澳大利亚乔治·尼古拉斯公司。
他们两人开始在尼古拉斯公司的药房后面起劲地工作起来。他们俩都不是化学家，知识的贫乏在试验过程中表现出来了。虽说乙酰水杨酸不是爆炸物，但是尼古拉斯却不知怎么鼓捣的把药房给炸毁了。虽说在正常剂量下这种化学物质是无毒的，但他却七弄八弄几乎使自己中了毒。不过，在做了一
年的努力之后，尼古拉斯和希米斯终于在这场阿司匹林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在进口英国阿司匹林的商人们的游说下，澳大利亚背弃了它的诺言；两年后， 它取消了阿司匹林商标。此时，希米特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尼古拉斯为他的产品取了一个新名字：阿司普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该公司建立了一个由乔治·T·戴维斯领导的世界性销售阿。戴维斯是新西兰的一个举止怪异的广告狂人，他大洒金钱进行的广告宣传与马克斯·沃耶恩、戴维·科科伦以及罗瑟·里夫斯的最佳作品相比也不逞多让。戴维斯不仅具有必不可少的干劲和毅力，还有药品销售商不常有的对智力时尚的灵敏嗅觉。例如，在量子力学于 20 年代初登科学舞台的时候，戴维斯和阿斯普罗就立即利用了它：
原子能科学现在已不仅仅是预想了——科学家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正处在一项伟大发现的前夜。据发现，小拇指上的原子能若能被驾驭，它就足以使全英国的所有火车运行好几分钟。这确实是一个进步。
阿斯普罗的出现显示了医学界的类似局面。
埃及在 1936 年摆脱英国的统治、几乎完全独立之际，戴维斯便为阿斯普罗涂上民族主义色彩。埃及在觉醒！在开罗的广告这样呼喊。新时代的曙光已经出现！
所有积极的真理都要同消极力量作斗争。但是消极方法是不攻自破的，这就是为什么阿斯普罗在几分钟之内、而不是几年之内就能战胜疾病、痛苦、局限性和错误的观念。神奇的“阿斯普罗”小药片激起了埃及人民的热情——因为它是具有 50 种用途而不是只有一种用途的药品⋯⋯
在 50 年代，在今天叫做扎伊尔的国家内，戴维斯出钱赞助了法语连环
画《穆通博假期奇遇》。英俊的穆通博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庄后，成了首都的一位大人物，然后又回到故乡度假。每个人都得到了礼物，最贵重的礼物是给妈妈的——一盒治疗她的关节炎的阿斯普罗！穆通博和他那神奇的药片帮助这个村庄打赢了当地的一场足球赛（充当前锋的球星突然患了牙痛，是阿斯昔罗把他治好了），还帮助扑灭了艾丽萨家的火灾（阿斯普罗使她镇静了下来）。但是穆通博此次回家的实际目的是向他儿时的女友蔽罗尼卡求婚。令人惊异的是，她居然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她害怕大城市的喧嚣。不要担心，穆通博宽慰她说，只要眼用阿斯普罗，保你很快就能适应首都的生活。蔽罗尼卡放了心，便接受了他的求婚。但是在兴高采烈的穆通博回去上班之前，他还得解决一场纠纷。六个 男孩合伙打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你们六个打一个，不感到害羞吗？”穆通博问他们。其中一个男孩哭着说：“洛伦打我的狗，都快把它打死了！”于是穆通博作出裁决：“洛伦，你打了人家的狗得受惩罚。今后你再牙痛，我不会给你阿斯普罗。这样你就会知道疼是什么滋味了！”说完他便离去了。全村人都央求他下次回来一定多带些阿斯普罗。
像其他现代企业一样，尼古拉斯公司在 70 和 80 年代经历过许许多多艰
苦的合并和收购。母公司返回澳大利亚了。它在伦敦的分公司——尼古拉斯制药公司并入了萨拉·李公司道韦·埃格伯茨那一分支。萨拉。李公司是总部设在芝加哥的一家食品和消费品多行业集团企业，资产达 35 亿美元。尼古拉斯公司是布里斯托尔—迈尔斯或美国家庭用品公司在英国的翻版，出售的产品中包括拉多克斯洗俗药盐、奇伟鞋油、路易斯·马塞尔染睫毛水以及两种牌子的阿司匹林——用于止头痛、退烧和消炎的阿斯普罗和两种规格的
小板清。300 毫克的小板清是用于心绞痛和继发性心肌梗死的，100 毫克的则是在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后用于预防血栓的。
当时竭力应付阿司匹林这种双重身份的不止尼古拉斯这一家公司。不过，另外几家公司给相同的产品起了两个名字。（英国的刀司匹林制造商也同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不能在非处方产品的标签上为阿司匹林注明新的用途。）至于阿司匹林是怎样有了这第二种身份的，话说起来就长了，而且像这种局面本身一样令人匪夷所思。事情源自两个世纪以前科学家们首次认识到血管和动脉中的血块会导致体内缺血，进而引发中风、心力衰竭和血栓性静脉炎（靠近皮肤的血管中的血栓造成的具有痛感的炎症）的那个时候。到19 世纪末，医生们已经知道水杨酸及其同类化学物质似乎能延长流血的时间，换句话说，它能延缓血栓的形成。从逻辑上讲，这种水杨酸同类物质中的一种——乙酰水杨酸本来也可能被当做一种防血栓制剂进行过试验。但实际上却没有。也许是科学家们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证据；也许是他们不相信这一点；还有可能是阿司匹林被认为是大普通、太常见、太平常的东西，不值得一位顶尖的科学家去关心和注意。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在像尼古拉斯公司这样一些公司竭力引起公众对阿司匹林的注意的几十年中，心血管研究人员却没有把它放在眼里。最后，如世人今天所知道的，医生们不仅把阿司匹林看作预防心脏病发作的药物，而且把它看作预防许许多多其他疾病的药物
——看作一种神奇之药。
1933 年 2 月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威斯康星州鹿园镇的一位养牛场场
主埃德·卡尔森冒着暴风雪驱车近 200 英里到了首府麦迪逊城。他的卡车上装着一头死去的小母牛和一桶血。那血在牛奶桶里乱晃——尽管天气严寒， 它却根本不凝固。卡尔森找到州里的兽医站，谁知却是铁将军把门。他在附近的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内转来转去，想找一位能帮帮他的教授。最后他转到了生物化学系的教学楼，在那里遇到了该系的卡尔·林克教授和他带的研究生欧恨·舍费尔。舍费尔是个性情暴躁的德国移民，在芝加哥各牲畜饲养场内转悠了几年之后，现在即将读完博士学位。舍费尔讲话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爱引用大量的文学典故，这是受过古典文学艺术教育的结果。
林克和舍费尔看了一眼这位养牛场场主的卡车上装的东西——那头死牛、一桶血和百十来磅晒千的草木犀，那是他的牛群赖以过冬的饲料——便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卡尔森的牛死于草木犀病一林克后来称之为“动物病理学或人类医学中独一无二的病症”。原本健康的牲畜身上突然出现内出血引起的暗红色斑点，从鼻子、耳朵和肛门往外渗血。牛会在几天之内肿胀成一个血口袋，并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流血至死。林克和舍费尔对卡尔森说，这种病是由于吃了变质的草木犀引起的，只有改换饲料才能制止它的蔓延，但这一忠告对卡尔森毫无用处。此时正值深冬，他上哪里去弄其他饲料？ 听到科学家诊断出病症，但却拿不出可行的良方，他伤心得肝肠寸断。这无异于宣判了他的牲畜的死刑，大概因而也就等于剥夺了他的生计——在处于大萧条谷底的当几，这可不是令人宽慰的消息。
林克也同样难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卡尔森）于下午 4 点钟左
右离去时的情景，”25 年后他回忆说。“从我们的实验室到他的牧场那 190 英里积雪覆盖的路，在他看来一定像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忧郁的海洋。”
舍费尔对自己的无能恼怒至极，在实验室内大发雷霆，甩出一大堆德国式的咒语。林克记得，舍费尔不止一次把双手伸进装血的桶内，语无伦次地
高喊：“这血中没有血块！
Blut，blut，verfluchtes-blut.‘Dle Menschen dauern rnich inihern Jammertagen。’①⋯⋯他回到家时会看到什么？是生病的牛群。他和他的老婆明天会去教堂祈祷，一遍又一遍地祈祷。可到星期一又将如何？会有更多的牛死去！⋯⋯天哪！天哪！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种事？是的，我们应当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他们俩对那血液和饲料研究了好几个小时，但依旧一筹莫展，心情十分压抑。林克记得，他们离开实验室时，舍费尔突然抓住他的肩膀，冲着他大声吼道：“你走之前，我有话对你说。我们的结局”是命里注定的，我告诉你，是命里注定的！我会把问题弄清楚，星期一早上交一份报告给你。”
卡尔森那头牛的影像始终清晰地印在林克和舍费尔的脑海里。他们就带着这样的记忆开始寻求医治的办法。要寻求这样的良方，就一定得研究究竟是变质草木犀中的什么东西引起了流血。更确切地说，是什么使得牛血无法凝固。他们当时并不清楚自己是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研究领域。为了寻找一种增强凝固性的化学剂，他们即将全然不自觉地加入寻找一种防止血液凝固的药物的运动。他们这样做也是在探索一个科学新疆界，因为这项工作使林克和他的同事们深入地探讨了人体血液的生物化学奥秘。
科学家们常说，血液是所有生物赖以形成的古代海洋的最后遗迹。数十
亿年以前，我们的单细胞祖先就是在这个原始海洋中游动，从中汲取维持生存的养分的。它们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进化为争细胞生物之后，温暖而营养丰富的盐水仍旧是它们生命的源泉。“随着我们一步步地变得复杂起来，”一位著名的血液学家说过，“对这个供养着全人类的海洋必须精心保护。迄今为止，我们体内的这个宝贵的海洋⋯⋯一直处于被陆地封锁状态，实际上是皮肉封锁的状态。这个在我们体内不停地涌动和涨落的永恒的血液之海，必须不惜代价地使它保持丝毫不受损害。”
如果这个海没有保持丝毫无损——即如果人们割破自己的某个部位—— 那就应当能很容易使流血被止住，否则人就会流血至死。然而，血液又不应当很容易凝固，否则血块就会把血管塞住。这话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却是实情。因此，人体内有着既能促进血液凝固又能防止它凝固的机制，稍有信号，不同的机制就会发挥作用。美国心脏协会的一位前主席欧文·赖特这佯写道：在一个人整个一个中，
他几乎总是处在出血和血栓形成（用外行话说就是流血和形成血块）的过程中。诚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失血都是少量的，而血栓也只够堵住毛细血管的裂口。但是在不断大量流血同全面血栓形成这两个极端之间实现恰到好处的平衡，这是值得我们进行最为填密的研究的事情。关键问题或许不在于为什么会发生出血，而在于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内身上的血液为什么处于流动状态。
血液主要由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三种细胞构成。这些细胞悬浮在
称为血浆的浅黄色有咸味的液体中。红细胞负责把肺脏的氧气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并使之与二氧化碳交换。白细胞负责同炎症作斗争，有时采用把入侵的细菌包围起来井把它们淹没的办法来同炎症作斗争。血小板是最小的、也是最后发现的血液细胞。它们是防止出血的第一道防线。
在脊髓中的特定部位制造的血小板是一些直径不到千分之五毫米的小圆
① 延长的这段时间刚一过去，强生公司就推出了它自己的异了苯丙酸品牌责迪普伦。
片。每一滴血中有数百万这样的细胞。它们的寿命只有 9 天，这 9 天中它们只是在血液内消极地游来游去，就像无数微型的海蜇，只有在发生流血时碰到破裂的血管壁时除外。破损部位发出的求救的生物化学信号会引起血小板的警觉，使它们很快向破损部位集中，在切口处形成一道保护屏障。
除了盖住伤口之外，聚集起来的血小板还能向血浆中释放一些具有生物化学效能的物质，从而引起速度较慢的第二个治疗过程。血浆同血液本身一样，并不仅仅是一种液体：它是一种含有丰富有机物的混合体，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糖分、脂肪、矿物质及蛋白质。其中有一种蛋白质叫做凝血酶原。这种凝血酶原同血小板释放出的物质发生反应，形成一种叫凝血酶的东西。而凝血酶又同另外一种物质——血纤维蛋白原——发生反应，生成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是一种绳状的纤维类物质，它可以在聚集起来的血小板的顶部造成一个痴。血液学家把这一整个复杂的过程称为“凝固串联”。
如此说来，每次当你剃须时刮破了脸、用针时扎破了手抑或擦破了皮肉，
那就会使两个相互联系的——而不是一个——机制运转起来：血小板聚集和凝固串联。前者在很快地用薄薄的一层聚集在一起的血小板细胞把伤口覆盖起来的同时使后者开始运转。而后者则以比较慢的速度在血小板上面构成一个厚的保护层（用医生的话说就是形成纤维蛋白）。这样，流血很快就会停止，伤口会慢慢愈合，形成小孩子跌破的膝盖和胳膊时上常见的那种血痴。将破裂的血管堵住并使之愈合，这就叫止血，正常的止血对人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不过，没有破损的血管内也可能形成血块。医生把这种情况称为血栓， 它源自希腊语中表示“块”的那个字。如果血管壁会出现裂缝，把血管的内表层暴露出来——这可能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动脉中便会形成血栓。如果静脉中的血流速度减慢（手术或受伤后长期卧床的患者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静脉中也会发生血栓。血栓和血块一样，是由血小板聚集和凝固串联引起的。但是，尽管它们有这种相似之处，血栓还是有其自己特定的形成原因和习惯的发生方式的与血块不同的东西，因此医生们只称它为“血栓”， 而将在体外（在试管中）凝固的血称为“血块”。
血栓可能阻止身体任何部位的血液流动，因此它们会以中风。心力衰竭和血栓性静脉炎这样明显不同的疾病表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医生们把这三种病称为一种病——血栓形成——的三个不同的方面。科学家们寻求防止血栓形成的办法，实际上就是设法找到一种能起到下述两种或其中一种作用的药物：制止血小板在完好无损的血管中聚集和制止血小板聚集后的凝固串联。当时的研究人员不是谨慎地确定先攻哪一个可能性，而是干脆把血小板抛开不管。正如现代的一位研究人员所说，他们把血小板看成了“一种正在寻求一种功能的细胞”。结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寻求抗凝血药物上，而不是放在寻求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上——这是医药界的一些最杰出的人士作出的一个连他们自己也不怎么明白的重大决定。
最早的抗凝血药之一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一名学生于 1916 年发明的。杰伊·麦克莱恩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头一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旨在确定脑磷脂的有效成分的研究上。脑磷脂是大脑中的一种化合物。以前研究者已获知，它能使血液变成血块。把脑磷脂滴入装着血液的小瓶内，它在几秒钟之内就开始使血液凝固。获取脑磷脂样本的步骤是很费气力的，麦克菜恩把这一年的时间全花在这上面了：他把动
物的脑髓研碎，涂在玻璃片上，在火上烤干，再把烤干的脑髓浸入一种溶液
（乙醚）中，把溶解物加以浓缩，然后把依缩过的溶解物用一种化学物质（酒精）进行处理，使之以固体形式落到试管底部。这一最后产品对装满血液的试管产生了有力的凝结作用。（它还是被称作凝结作用，因为血液是装在试管内的。如果麦克莱恩能在活的生物体的血管中实验他的化合物，那他就会是在设法制造血栓了。）
麦克莱恩决定从肝脏和心脏中提炼他所认为的脑磷脂混合物，他发现， 所有这三种提取物——脑髓、肝脏和心脏——遇到空气后便逐渐失去其凝固作用。为了了解它们之间是否有差别，他把分别装有这三种提取物的试管的盖子打开，以便衡量每种提取物丧失凝固作用的速度。其中，肝脏样本的实验结果令他颇感意外。它的凝结作用降到零以后，又降到了零以下。肝脏提取物同空气接触后，倒使血液凝固所需要的时间拉长了。
麦克莱恩发现了现在称为 heparin（肝素）的药物，该词是从希腊文的hepar（肝）这个字来的。肝素现在在心脏外科中使用得如此普遍，以致心脏外科医生们有“将患者肝素化”一说。然而在当时，麦克莱恩的上司 w·H·豪厄尔却不相信他的学生发现了一种能起延缓凝结作用的脑磷脂。他尖锐地盘问麦克莱恩，他有没有使脑磷脂样本受到污染。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是正确的，麦克莱恩把一个装着肝素化血液的烧杯放在豪厄尔的办公桌上。与烧杯放在一起的还有这样的说明：血液一凝固就立即通知麦克莱恩。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麦克莱恩本想把他对脑磷脂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从医学院毕业之后，他一直忙于诊治病人而无暇他顾。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他的教授接过了学生的工作，发表了第一篇有关肝素的文章。在那个淡泊名利的时代，医学研究人员很少想到用自己的发现去捞取金钱上的好处，所以他们两人都没有为这种抗凝血药申请专利。相反，豪厄尔把他的技术送给了一家小医药公司， 即海因森一韦斯科特一邓宁公司。但是，制造脑磷脂是很费钱的，因此这家公司一直没有对豪厄尔的方法加以改进。将近 10 年过去了，它在这种药上一个钱也没赚到。
豪厄尔的肝素不仅价格昂贵，而且严重不纯——它的毒性太大，不能在人身上试验。“凡是我们注射过这种东西的动物都中毒而死，”当时是一位医学研究人员的赖特回忆说。直到 30 年代中期，一位名叫查尔斯·贝斯特的加拿大医生才制成了一种纯度较高可以考虑在人体上试用的肝素。医生们小心翼翼地在患有血栓性静脉炎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试用。这些人反正是死定了，冒冒这种风险似乎也值得。肝素没有使他们丧命。不过，研究人员还是不大敢对那些本来能存活下来的患者使用肝素，因为被这种东西毒死的动物实在太多了。
赖特是第一个把贝斯特的肝素用于人体的美国人。赖特生于 1901 年， 自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毕业之后，立志毕生从事研究工作。“我同一位很有天分的医学博士交谈过，”赖特最近说。“他说：‘要钻到一个人们都不大了解的领域里去。不出几年，你就会成为专家。’”个子高高、和蔼可亲、戴着一副眼镜的赖特现在已经 89 岁高龄，可还是洋溢着一位成功的医生的那种信心。他的教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康奈尔大学设在纽约的医学院度过的。现在虽已退休，但他那淳厚的男中音依旧充满权威性。他在上纽约东区的公寓中到处都张挂着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对他的赞誉之词。他按照那位医
学博士的忠告去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
赖特把注意力放在称作毛细血管的极细小的血管中的血液流动上。他得知吸烟看来会堵塞这种血管，甚至可能引起一种叫做伯格氏病的坏疽性病症。对伯格氏病的研究最终使他研究起各种栓塞（即动脉被一团东西——往往是一块漂浮在血液中的血栓碎片）、后来又研究起血栓形成来，而血栓形成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医学专科。“我刚进医学院那阵，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47 岁，”赖特说。“如果有一半人口都是在 47 岁以前就死去，那就没有多少人能活到可以因心脏病而死去的年纪了。”（确实，标准医学参考书《国际疾病与死因名录》1929 年版才第一次把冠状动脉心脏病正式作为一个临床专科分支列出来。）他当时在曼哈顿贝尔维医院的住院部工作。每一问长形的病房内的 60 张病床中大概只有两个是被心脏病患者占据的。
（他说，在今天就可能是 15 或 20 张了。）
赖特的栓塞试验于 1938 年春天停下来了，因为他患了阑尾炎。手术后， 他的两条腿都得了血栓性静脉炎。他亲身体会到这种病是何等痛苦。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把患部用热毛巾包起来。他持续高烧 3 个月，热度达华氏 103 度，
体重减少了 40 磅。他的腿大部分时间都得吊得比头高。甚至在他出院之后， 他也还是动弹不得。他在法尔岛上休养时，只能爬着进入水中。赖特能活下来已经够幸运的了。
那年秋天，他重返实验室后，一位血栓性静脉炎病友来拜访了他。此人名叫阿瑟·舒尔特，家里是开雪茄店的。舒尔特是赖特见到过的最突出的血栓性静脉炎病例。他的病在全身各处乱窜，从一个血管窜到另一个血管。舒尔恃痛苦不堪，四肢好像被火烧的一般。他肯定是活不多久了。赖特给加拿大的肝素研究专家贝斯特打了电话。“他带来了一个小瓶子，里面装着的差不多是世界上仅有的一点肝素，”赖特说。“我们一滴一滴地给他用，总共用了 16 天。他活了下来，而且是很健康地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尽管有舒尔待和其他一些成功的例子，肝素在一开始仍旧不是一个成功的治疗办法。这种药很贵，按通常的用量，每天要花大约 10 个美元；那时这种药只能用静脉滴注的办法使用；它的效用不能持久，也就是说，病人得每天拴在吊瓶架上。要证明抗凝血药的价值，就必须找到某种价格便宜一些、甩起来省事一些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个原则，”赖特说。“但是我们那时根本想不出用什么药最合适。”
参加了这种寻找合适的抗凝血药的努力的还有被那位带着将死的母牛来求教的农夫激起了兴趣和怜悯的卡尔·林克，虽然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林克并不是在盲目行事。两年前，即 1931 年，北达科他州的农业科学家们业已证明，草木犀病引起流血不止的原因显然在于缺乏凝血酶原，这是凝固串联的第一步。但是要治疗凝血酶原缺乏症，林克首先需要能衡量问题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他必须能够估算出某个受试动物的血液样本中凝血酶原的数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同动物的正常凝血酶原数量是下一样的，无论怎样测试都是不可靠的。在开始实际研究之前，林克和他的同事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才研究出一种他们认为是可靠的测试办法，此外他们还培育出一种标准化的实验用兔。
林克的研究是沿着两条路走的：一是找出病因，二是寻求一种对付这种病引起的凝血酶原缺乏症的办法。奇怪的是，这第二条路还比第一条路先走通了。当时已经知道，维生素 K 是由肝脏制造的，低维生素 K 食物会减少血
液的凝固能力。凝血酶原也是肝脏制造的。林克和他的助手们推测，增加食物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就会消除腐败的草木犀的致病作用。然而，最初在兔子身上作的实验却令人失望。
1939 年 1 月底，林克的一位名叫 H·A·坎贝尔的助手被派到纽约州北部的一个牧场去查看草木犀病的疫情。“坎贝尔在那里看到和体验到的事情，”林克后来说，“会使任何一个农业化学家痛心疾首。”牲畜成批地死去。那牧场主特别为他的公牛忧心，那头牛病得连抽血样也经不起了。坎贝尔带去了用来制造实验用的维生素 K 的东西：一种绿色、有香味、看起来像黄油似的紫苜蓿提取物。在几个月的工作期间，这东西一直放在小瓦罐中。得到牧场主的允许后，坎贝尔开始用汤匙往公牛的嘴里灌那种东西。公牛吞下了紫苜蓿提取物，到第二天傍晚就可以站起来了。
坎贝尔高兴极了。他等于是给那头公牛眼了大量的维生素 K——结果找到了医治草木犀病的药方。尽管维生素 K 未能治好兔子，但是这些研究人员至少找到了治疗像埃德·卡尔森家的那类病牛的良方。（后来他们才明白结果为什么不同：缺乏维生素 K 对兔子的凝血酶原没有多大的影响。）
虽然寻找治疗办法的工作完成了，林克和他的助手们还在沿着另一条路摸索，要弄清楚腐败的草木犀中到底有什么东西。用林克的话说，那腐败的饲料就像一个“生物化学摸彩袋”，里面有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化合物，需要把它们一样一样地分离出来加以归类。这种分析估值的工作极为繁琐复杂。直到 1939 年 6 月 28 日凌晨坎贝尔才把他的显微镜对准草木犀病的病因： 3，3’亚甲基双（4—羟基香豆素），后来叫败坏翘摇素。那天早上，林克进入办公室时发现坎贝尔在长凳上和衣而睡。通往他的实验室的门由坎贝尔的一位助手守卫着。这位助手名叫切特·博伊尔斯，是威斯康星制药协会的救济对象。林克后来是这样描绘这一场景的：
我走进房间的时候，博伊尔斯正在从一个瓶子里呷什么东西。那瓶子的底部是一层地毯钉，上层是 95％浓度的酒精。博伊尔斯眼也不眨一下地说：“我在饮酒庆贺。坎贝尔医生成功了。”（就好像我不知道他几个月来一直在偷喝那个瓶子里的东西似的。）⋯⋯坎贝尔两天来一直躲着我——直到有了实验结果——此刻他进来向我汇报了。
坎贝尔这个人的性格中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头脑冷静、讲究实际。他从不轻易表露感情，不过，看得出来他内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刚钓到一条大鱼。他把那个小瓶子递给我时说：“这就是 H.A.！”（H.A.是出血剂的实验室代号。）我没有透露博伊尔斯已经告诉我了。我对坎贝尔说，我知道有两行德文诗用在这一场合最恰当。我对他朗诵了：
“So halt’ich’s endlich denn in meinem Handen Und nenn’es in gwissen Sinne mein。”①
九个月后，这个研究小组确定了败坏翘摇素的分子结构，并弄清楚了它
是如何生成的。原来，草木犀在腐败时，其中的香豆素——即那种使草木犀发出好闻的气味的那种化合物——便会同氧气和甲醛结合，生成败坏翘摇素。1940 年 10 月，即在林克不得不让卡尔森冒着暴风雪回家去的六年半之
① 同年夏天，强生公司又同布里斯托尔一迈尔斯公司对簿公堂，控告努普林的如下广告：“两片小小的努普林效力超过强力泰诺。”虽然强生公司承认两片努普林的效力的确超过两片强力泰诺，但是这家公司争辩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以一片而不是两片为正常用量。如果它在这个问题上能取得胜利，那就又出现平局了。此案于 1986 年 9 月被撤消。
后，该小组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文章。寻找草木犀病解毒药的努力产生了维生素 K，它很快就被合成出来并且成了容易买到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发现其实还不是这个治病的良方，而是发病的原因：败坏翘摇素。
关于发现了一种新的抗凝血药的消息刚一传出，赖特等医学研究人员就从林克的手中抢了去。林克本人也甘愿这样做。他帮助召开了讨论此药的一系列会议。但是，要想把败坏翘摇素当做广泛使用的药物，还得有人制造和试用才行。这第一个难题由林克本人解决了，他很快就把为败坏翘摇素申请专利的权利交给了威斯康星校友研究基金会，那是一个资助威斯康星大学科研工作的独立机构。1941 年申请了专利之后，该基金会把生产这种药—— 各方都希望它会成为一种非常成功的药，而实际上它也确是非常成功的—— 的许可给了三家制药公司：雅培制药公司，礼来大药厂和施贵宝公司。
到败坏翘摇素得到专利局的批准时，在人体上的试验也己开始。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败坏翘摇素能否抑制人体内血液的凝固？二是，如果败坏翘摇素有这样的作用，它能否对病人有实际的帮助？
林克发现败坏翘摇素后不久，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明尼苏达罗切斯特市马梅奥诊所医生埃德加·V·艾伦和该诊所的另一位医生 H·R·巴特是最先向林克索要败坏翘摇素的人中的两位。1941 年 3 月得到这种药后，该诊所的一位医生在狗身上做了试验。试验的结果使艾伦、巴特和诊所的另一位同事——博尔曼很受鼓舞，于是他们开始在人体上使用。在今天看来，这样做未免有些轻率。5 月 9 日，即在拿到败坏翘摇素不到 10 周之后，他们便
为一位健康的自愿者做了静脉滴人。他们说这位自愿受试者是“一位年纪 19
岁，体重 80 公斤的肌体健康的年轻人”。在正常情况下，他的血在试管内
凝固需要 3.5 分钟。到用药的第三天，凝固所需的时间就增至 11 分钟；在
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用药之后，增加到了 13 分钟。看起来，这位年轻人几乎完全没有了凝血酶原。为了防止流血不止的可能性，医生们停止了用药，并对这位自愿受试者加以保护，避免他在败坏翘摇素的效力消失过程中受伤。20 天后，他的凝血酶原水平和血液凝固时间恢复正常。艾伦和他的同事于 1941 年 6 月公布了他们的资料。其他医学报告很快也证实了败坏翘摇素是一种有效的抗凝血药，尽管它的药效比肝素来得慢一些。与肝素不同的是，它可以口服，而且每天只须花几分钱。现在这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么，败坏翘摇素是否能对凝血酶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有所帮助呢？
最先投入这项研究的医生之一便是赖特，他的首批患者之一又是舒尔特，就是那位奔跑性血栓静脉炎患者。赖特在家里给舒尔特用了这种药，效果十分明显。实际上，舒尔特一停药，他的病情就立即恶化。直到 1991 年他还在使用这种药或者一种化学成分相似的药品。“我一直搞不清楚究竟是他血液中的什么东西导致这种状况，”赖特说。“他使用抗凝血药的时间比世上任何人都长。”在赖特看来，舒尔特是幸运的。“如果是在今天，我得等上两三年才能获准给他用这种药，而他也早就会不在人世了。”
从 1941 年到 1944 年，败坏翘摇素还不是常用药，不过，这段时间内发
表的有关它的临床效果的论文却有 50 来篇。大量的医学研究很快就带上了竞争意味。研究者们竟相对病情严重的患者使用此药。每一篇新论文似乎都吹嘘它的作者为败坏翘摇素找到了开创性的新用途。于 1942 年赶上潮流的佛罗里达心脏科医生 E·斯特林·尼科尔吹得最玄乎。他提议给新近发作过心脏病的人施用败坏翘摇素。他论证说，在心脏病发作的过程中使用抗凝血
药能防止最初的血栓的扩大。在心脏病发作过后继续治疗几天，就能减少其后发生血栓的机会，特别是在心脏内部。由于心脏组织受损，形成另一块血栓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种血栓本身虽然不会构成严重的危险，但是它很容易破裂，使碎片进入动脉，从而增加第二次心力衰竭或发生肺栓塞（即肺动脉阻塞）的可能性。
尼科尔的建议引起了轩然大波。急性心力衰竭会使病人的皮肤冰凉而潮湿、发生呕吐和惊厥、疼痛难忍。标准的治疗办法——这些办法往往不起作用，绝对不能治愈——是输氧帮助呼吸、使用洋地黄（一种用碾碎的毛地黄叶子配制的有时有毒的药物）来减缓脉搏以及采用中世纪那种放血法（人们以为放血能减轻心脏的压力）。存活者在短时间内会觉得好一点，但是心脏却很可能受到了损害。换句话说，他们的病情仍很严重。对于这种长期的损害，医生们除了建议他们卧床——还有祷告——之外，别无他法。尽管抗凝血药的发明是考虑到在心力衰竭方面的应用的，但是许多心脏科医生还是不大敢把厉害的药物用在这样的重症病人身上。不过，尼科尔还是在 1943 年
6 月开始给一些急性心力衰竭病人施用败坏翘摇素了。在翌年 10 月举行的一次迈阿密心脏协会会议上，他报告说，使用此药后病人的存活率提高了。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这种说法。对危重病人进行这类治疗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可是尼科尔坚持他的主张。1946 年 6 月，他发表了对 44 名心力衰竭病人进行败坏翘摇素治疗的报告。“败坏翘摇素能够减少短期死亡率这种或然性是很高的，”他写道。
在他的激励下，更多的研究者为心力衰竭病人试用了败坏翘摇素。有些报告似乎证实了尼科尔的试验结果。另外一些报告则没有。赖特便是起初的怀疑派之一。然而，到 1945 年 10 月，他已经给 76 位刚患过心力衰竭的病人用了败坏翘摇素，而且他们的病情的好转使他变成了此药的热情鼓吹者， 虽然他有很长时间弄不清楚究竟多少剂量才算合适。“埃德加·文伦和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那个小组建议每天的平均用量定为 350 毫克，”赖特说，“我们照办了。他们报告说没有发生流血不止的情况，可是我们这里却出现了严重的出血。我们无法理解同样的剂量何以会造成问题。后来我们才发现，他们的试验对象是身体健康的中西部农民，而我们治疗的却是患有肝病的酗酒者。肝病对维生素 K（它对败坏翘摇素起中和作用）是有干扰的。可是我们很久以后才弄明白这一点——这件事情涉及的方面太多了。”
医生们不知道对这种相互矛盾的试验结果该怎么看。有关心力衰竭的研究报告所研究的患者都不超过 100 人，这不足以排除诊断不确切的可能性， 更不要说还有巧合的问题了。既然这关系到一种防治某些对现代人生命威胁最大的疾病的新的治疗办法，现在就应当大大扩大试验范围，以便一劳永逸地确定败坏翘摇素是否有效。
每当在实验室内发现一种新药的时候，它的效用有时可以根据在试管中进行的研究来预测。但是，在试管内观察到的效果常常会同在生物体内产生的效果不同。因此，研究人员除了在无法肯定此药能治病还是会致命的情况下在人身上施用此药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千百年来，医生们一直把这样的试验看作是不道德的。医生在行医前都要以希波克拉底誓言发誓，他们在该誓言中保证“不给任何人开能致死的药”。但是这一训谕并没有禁止医生进行试验性治疗。医药的发展正是仰赖于谨慎地施用新药并仔细观察它们在个别患者身上的效果。（当然，有些医生也不是那么谨慎，败坏翘摇素的试用
就是一个例子。）
这还不够。每一位医生都知道，人们对各种疾病和治疗办法的反应有极大的差别。乙酰水杨酸会使少数人过敏致死。假如重新发现了乙酰水杨酸的费利克斯·霍夫曼首先把阿司匹林给了这样一个人服用，那他大概就会立即罢手，决不会把这种药交给他的上司去生产。那样，医药发展的历史就会改写，法本拜耳公司的历史也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针对这样一种担心，科学家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减少偶然性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性。由于对人体不能像对实验室内装满化合物的试管那样来操纵，医学研究人员慢慢地摸索出了一套进行临床试验的方法：拿一组接受新的治疗办法的人同一组接受标准治疗办法相比较。如果标准的处置办法是不治疗，那就同一组不治疗的人相比较。第一组称为治疗组，第二组称为对照组。
临床试验的采用至少可以追溯到詹姆斯·林德那个时代。林德是 18 世纪苏格兰一艘船上的外科医生，曾探究过可能医治坏血病的方法。那时，坏血病曾肆虐于海上。据林德估计，七年战争期间，实际战死的水手只有 1512
人，而开小差和病死——很多是因坏血病而死——的则有 133708 人。他决定研究可能治愈这种病的办法。
1747 年 5 月 20 日，我把 12 名坏血病患者带到“索尔兹伯里号”上。这是我所能找到的最相似的病例。他们全都有牙龈腐烂、身上出现斑疹以及疲惫倦怠、膝盖无力等症状。他们躺在一起，那是前舱的一个专做病房的舱间。他们的饮食也都一样：早餐是加了糖的稀粥，午餐常常是新鲜的羊肉炖汤，有时则是布丁、加糖煮软的饼干等等，晚餐是大麦加葡萄干、米饭加加仑子、西米和葡萄酒之类。
林德把这 12 个人分成 6 组，两人一组，分别为每组的食谱添加了醋、
海水、苹果汁、稀释硫酸、大蒜、芥茉和辣根以及柑桔汁。结果，其中 10 个人的情况没有好转，但是食过桔子和柠檬的两个人的病情突然有了明显的改善。6 天后，其中的一个人已经痊愈，竟可以回去执行任务了。另外那一位，林德写道，则是“像他那种病例中恢复得最好的，现在已被看成一个健康人，被任命为负责照料其余几位病人的护士了。”林德得出结论：柑桔能治坏血病。
林德是对的——但他也是幸运的。他的试验对象太少，不能保证他不是恰好选出两个对坏血病有着不寻常的天生抵抗力或者有某种使试验结果不尽准确的其他特性的水手。换句话说，他无法证明他的说法是正确的，证明这两个人的痊愈不是由于侥幸，而确实是由于桔子和柠檬有治疗作用。
这种担心决不是过虑。著名的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船长大约在同一时间也进行了坏血病试验。不过，他只做了一项试验，而且参加试验的人数也不比林德的试验多。他让他的病人都食用麦芽，结果他们都好了。他的船上的医生宣称，麦芽可以医治坏血病。但是，他们当时是在热带水域中航行， 船上的人吃的是当地水果——当然包括桔子和柠檬。由于库克没有一个对照组，也就是说，他没有让什么人不吃麦芽，这样他就无法观察对照组是否也同样有好转，因而不是麦芽治好了病。可悲的是，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战胜了藉藉无名的林德。麦芽——而不是柑桔——成了标准的海上饮食的一部分。许多水手死去了。只是到了林德进行试验的 50 年之后，这一错误才得到纠正。最后，给英国水手吃的柑桔类水果是如此之多，以至他们得到了“酸橙佬”这样一个绰号。
只有在两组或多组之间有明显对比的情况下，临床试验才能得出可信的
结果。本世纪前 50 年中，大多数临床试验都是由自愿试用新的治疗办法的人来参加的。然后把试验结果拿去同不愿接受试验的患者或者同医生们以前治疗过的病人的病历进行对比。有这种对比虽说要比没有对比好，但它仍然可能是不公正的。自愿受试者和不愿受试的人之间可能有差异。例如，自愿接受未经试验的治疗办法的人可能比不愿接受试验者的病情更重，或者他们比后者病情要轻——这都是不难想象的。同样，现在给予患者的照顾可能与以前不同。50 年前的卫生条件不如现在好。如果拿现在的病人同那时的医院中的病人做比较，得出结论说某种药引起感染的可能性少，那就没有什么道理了。
因此，进行试验的最佳办法应是有一个明确的治疗组和一个明确的对照组。这两个组的成员在各个方面都相同，只有一点除外：是否接受新法治疗。达到这一目的的理想途径是随机抽样，即硬性编组，不让医生有发言权。实际上，根本不应当让医生知道哪些病人在哪个组。一个简单的随机抽样手段是抛硬币。抛正面的患者编入治疗组，抛反面的编入对照组。即便这样，治疗和对照两组还是会有差别，但至少这种差别会是出于偶然，而不是由于一位认为把某些病人放在某个组更好的医生——他的看法也许是错误的——施加了影响。听任偶然性来决定对一名患者的治疗，这似乎否认了医生这个行业存在的理由。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医生怎能不管不问不作决定呢？因此他们确实同这种主张进行了斗争。医生们特别强烈地反对随机挑选试验对象的做法，因为——有些专家说——让偶然性来作决定，这等于是默认自己的无知，而医生们当然是不愿承认自己束手无策的。
关于医务界反对严格按随机原则进行试验的故事多得不胜枚举。一位医生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医学院请了一位外科医生来讲课，讲的是他就一种实验办法进行的试验的成功结果。在讲述了试验进行得如何顺利之后，这位高傲而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回答了学生们的问题。
坐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年纪很轻的学生怯生生地问：“您有没有进行对比？”这位了不起的外科医生挺直了身子，拍了一下讲桌，厉声地说：“你的意思是说有一半患者我没做手术吗？”整个大厅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教室后面那个声音犹犹豫豫地回答说： “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这时，那位客座教授狠狠地捶了一下讲桌，雷鸣般地大声吼道：“当然没有。那样会把一半患者置于死地。”天哪，教室内又寂静下来。人们刚刚能够听到那个细微的声音在问：“是哪一半？”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随机方法是可以接受的。例如，青霉素几乎能使所有
肺炎球菌性肺炎患者在几天之内、甚或几小时之内痊愈。它简直具有奇迹般的效果——病人像《圣经》中的拉撒路那样从病榻上跃起。青霉素从实验室来到诊疗室，经过了很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失败。但是，一俟它来到诊室， 正如英国的临床试验专家理查德·皮托所说，那就“无需什么天才也能看出青霉素的效用”。
冠状动脉心脏病就不同了。有些心脏病患者可以完全康复。有些看起来是康复了，但是几个月后会再次心脏病发作。因此，即使心脏病患者用了某种药后看起来有了好转，医生们也不能肯定地说这种治疗办法有效。也许他们不用吃药也会好起来，也许这种药实际上还加速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既然一种病的发展情况会有如此大的不同，那就很难看出一种潜在治疗办法的效果——最早研究败坏翘摇素的那些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研究过败坏翘摇素的科学工作者大都是把此药用在为数很少的患者身
上，再拿试验结果同他们以往所看到的情况加以比较。败坏翘摇素看来是一项重大的改进。但是他们不敢这样说。心脏科疾病的治疗是不断变化的，你如何能肯定哪一种比较是有效的呢？美国心脏科协会认为，现在是进行决定性临床试验的时候了。该协会成立于 1924 年，一直是一个专业协会，不久前变成了一个为心脏病研究募集经费的志愿性团体。它希望能发挥一定的影响。看来，抗凝血药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明显途径。它把评估抗凝血药的任务交给了它的抗凝血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败坏翘摇素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之——欧文·赖特。
接到美国心脏科协会交给的进行大型临床试验的任务后，赖特立即行动起来。该协会的试验涉及 16 个医疗部门，参加试验的有一千多人。他们都是因心脏病急性发作而入院的患者。单日入院的患者被编入治疗组，双日入院的患者被编入对照组。试验于 1946 年年初开始。
到 1947 年 12 月，赖特发表了一份惊人的初步报告。对照组有 24％的人已经死亡，而治疗组死亡的只有 15％，减少了 1/3 以上。美国心脏科协会不等最后结果出来就提出了建议：所有急性心脏病发作的病人都应使用抗凝血药，除非有明显的理由证明不应使用此类药物。赖特跑遍全国，到处鼓吹败坏翘摇素的优点和他的研究报告。（“所有心力衰竭病人都应使用抗凝血治疗法，”他于 1948 年 10 月对纽约医学院如是说，“除非有明显的禁忌症。”）在美国心脏科协会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败坏翘摇素的销量迅速上升。
1952 年，赖特当上了美国心脏科协会的主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抗凝血药试验方面的表现。
赖特的炙手可热的评估很快就受到质疑。1951 年，在赖特的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心脏科协会最新研究报告之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位名叫戴维·赖坦德的研究人员注意到这项研究的患者抽样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平年有 365 天，单日为 186 天，双日为 179 天。如果美国心脏科协会对它的 1031 名受试者进行随机分配，治疗组（单日入院者）和对照组（双日入院者）应当分别为 526 人和 505 人。然而，研究报告中却是 589 人和 442 人。根据赖坦的估算，发生这种差额的可能性为千分之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赖特和他的同事们在其长达 800 页、附有大量图表的正式研究报告中承认，有些医生已确信败坏翘摇素有效，因而坚持要把一些患者由对照组转入治疗组。不过，美国心脏科协会坚持说这对研究结果没有影响。不错，他们说，患者的分配不完全是随机的；不错，医生们过快地把一些人弄进医院， “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在单日进来”；不错，治疗组的成员不仅入院较早， 而且往往是比较有钱的人，这就是说，他们的私人护士比较多，受到的照顾可能更好一些。但是，这不会引起什么差别。事实上，赖特争辩说，只是由于他的极其细致的工作才使人有可能发现这种不按规定办事的做法的存在， 而这正好证明了他的方法是可靠的。
赖坦德从未对美国心脏科协会的精心照顾提出不同看法。他只是说，如
果从一开始就失去随机性，无论什么样的照顾都不能产生可靠的数据。他在其他一些抗凝血药研究报告中也发现了弊病。在一项报告中，施用了抗凝血药的患者的死亡率为 16.7％，而未经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为 40％。这是证明抗凝血药效用的可靠证据吗？赖坦德不这样认为。在采用抗凝血药治疗法之前，进入同一家医院的心脏病患者的死亡率只有 26％。这就是说，尽管用抗凝血药治疗过的患者的死亡率比以往的该类患者低，但是没有用抗凝血
药治疗过的患者的死亡率却比以前高了。“人们可以认为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预后因素，”赖坦德在《内科学年报》上撰文讥讽地说。“在对别人施用抗凝血药的情况下，一位（心脏病）患者的预后会变差！”这事有些蹊跷， 所以赖但德认为赖特的研究不可靠。别的人不同意他的看法。几年后，赖特由于在抗凝血药的推广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获颁艾伯特·拉斯克奖，这是美国医学界的最高奖赏。
1957 年，赖坦德的担心被一项引起震动的分析赋予了可信性。作出这一分析的是牛津的拉德克利夫医院的两名医生——G·E·霍尼和 S·C·特鲁拉夫。这家医院后来成了研究和实施临床试验的一个重要中心。霍尼和特鲁拉夫研究了过去 15 年中该医院收治的心力衰竭病人，发现这段时间内抗
凝血疗法的使用大大增加了。从 1940 年到 1947 年，没有人被施用过抗凝血
药；从 1948 年到 1951 年，接受这种药物的人略多于 1/3；而从 1952 年到 1954年，3/4 的人都接受过这种治疗。这 15 年中，接受抗凝血药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23％）大大低于没有接受这种治疗的人（48％）。这种药是非常有效的，或者说看来是非常有效的。
霍尼和特鲁拉夫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做了研究，结果发现了一种惊人不同的情况。从 1940 年到 1947 年，即在医生们几乎不对任何人施用抗凝血疗法的时候，心力衰竭的死亡率为 40％。霍尼和特鲁拉夫认为这是未经治疗的心力衰竭的正常死亡率。从 1948 年到 1951 年，即在败坏翘摇素刚刚投入使用的那个时候，用抗凝血药物治疗过的病患者中有 27％的人死亡，情况显然改善了。但是，未经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上升到 45％。而到了第三阶段， 即 1952 年到 1954 年，随着抗凝血药使用的增加，经过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下降到 21％，而未经治疗的患者的死亡率上升到 66％这样惊人的高度。“唯一可能的解释是，”霍尼和特鲁拉夫写道，“没有给用抗凝血药的患者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是预后不良的患者。”换言之，那些被施用了败坏翘摇素的人是不用这种药本来也很可能存活下来的。①考虑到这种偏向，他们两人得出结论说，“抗凝血疗法的广泛使用并没有使这所医院的（心力衰竭）死亡率发生明显的变化。”
抗凝血药所得到的毫无疑义的支持由于霍尼和特鲁拉夫的分析而受到了损害。此后，主张对心力衰竭患者使用抗凝血药的人和批评这种做法的人斗争了 20 年。从其他病症的治疗中收集的临床证据使得这一辩论更趋激烈了。霍尼和特鲁拉夫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抗凝血药的使用确实有一个无懈可击的效果：在患了心力衰竭的肺栓塞患者中，除少数人外，都因使用了抗凝血药而保全了生命。抗凝血药能减少术后病人发生深静脉血栓——即在深层静脉、通常是腿部静脉发生血栓——的机会。然而，在人们最初寄希望于用这类药物治疗中风之后，对临床试验的仔细研究发现了随机抽样和其他程序存在的严重误差，而少数得到认可的试验则没有显示出任何效果。
当时很难弄清楚抗凝血药的使用何以会产生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所有
那些病症都是由血栓引起的，为什么抗凝血药就不能防止通常是由血栓造成的心力衰竭或中风的再度发生呢？这当中缺了哪一步？既然科学已经发现了一种在实验室内一再证明能制止血液凝固的药物，患者为什么还会由于威胁
① 此句为德文，意为：血，血，该死的血。“我怜悯遭受苦难的人类。”——引号内的话引自德国作家歌德的巨著《浮士德》中《天上序幕》一章。
健康的凝血而等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