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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部分 敲击的锤子
第八章 我不属于坐牢的阶级
1908 年 3 月 12 日，华盛顿特区治安法庭法官艾沃里·金布尔在一次他的法庭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审讯之后，对法庭上的陪审团提出了质问。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是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审讯的这桩案子惊动了美国各色人等，从华尔街直到华盛顿。通常，沉闷单调的法庭里只有专爱看打官司的人坐在那里袖手旁观，可是这回开庭室里挤满了记者、被告的辩护人和忐忑不安的制药公司代表。这些人全都发表了意见。现在，金布尔法官说，要看陪审团怎么判了。中心问题是一个可以由陪审团来解决，也只能由陪审团来解决的问题——普通人在看了某种药品的标签或者广告之后作何理解。
陪审团的决定事关重大，金布尔说。这件案子是政府把国家新通过的食
品和药物法律付诸实施的第一次尝试。政府选择的牺牲羔羊不是街头巷尾贩卖秘方专利药的商贩，而是美国国民银行行长、华盛顿特区商会会长罗伯特·哈珀。被《华盛顿先驱报》称为“华盛顿最著名、最进步的公民之一” 的哈珀仪表堂堂，高高的额头，波浪式的黑发，鹰钩鼻子。他于 1885 年在
费城药理学院获得学位（韦斯 11 年后也毕业于该校），后来就职于费城约翰·韦思药厂，它是今天的韦思——艾尔斯特制药公司的鼻祖。哈珀在约翰·韦思药厂工作期间试验过普通的煤焦油镇痛剂乙酰苯胺。他自己和一些朋友在试验了几种不同的配方之后得到了一种看来是成功的结果，他在韦思的工作在华盛顿引起了一些注意，便被聘到首都担任华盛顿市药物专员。他开始销售在家庭作坊里制造出来的镇痛剂作为副业（当时有关利益冲突的法律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人抗议药物专员怎能负责为自己经营的行业制定条例。） 他博得了足够的敬重，以致被尊称为“上校”，也赚到了足够的钱，以致自
己开设了银行。到他被拘留的时候，哈珀的镇痛剂已经销出了不止 200 万瓶，
每瓶 25 美分。每只药瓶上都标上大写的品牌名：“古福海达克布来福”。
①
古福海达克布来福不过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充斥美国商店柜台的许多镇痛药中的一种。那时，阿司匹林拥有专利权，而且只有凭医生处方才能买到，另外三种药——乙酰苯胺、安替比林和乙酰氧乙苯胺——是公众最容易得到的镇痛剂。这三种药剂全是任何制药商都能配制的，也全是许多秘方专利药里的有效成分。最早研制出来的是安替比林，由德国的化学公司赫希斯特公司（它后来同拜耳法本联合组成法本化工）首先推上市场。接着问世的是乙酰苯胺，它以惊人的速度行销世界各地，哈珀是在它被研制出来两年后开始摸索这种药的。乙酰氧乙苯胺是拜耳法本在杜伊斯伯格的命令下研制成功的，最初用非那西汀的名字销售。非那西汀在美国的专利权于 1906 年满期之后，用属名销售的乙酰氧乙苯胺大量上市，生意兴旺。阿司匹林功效大、副作用少，而且销售方式投合专业医生的心意（也只有他们同意），所以医生们几乎不再在处方上开乙酰苯胺和安替比林，因为这两种药的副作用最大（乙酰氧乙苯胺受影响较小）。但是，这三种药以秘方专利药的形式销
① 从技术上说这是实话。尽管法本化工占有温思罗普一半的产权而且得到韦斯的合作，但是斯特林公司保持了在法律上与那些同法本化工订立的合同无涉的中央公司地位。
售的量很大，药房的橱窗里高高堆着用乙酰苯胺、安替比林和乙酰氧乙苯胺配制的包治百病的江湖药，为这类药大吹大擂的广告在全国各地报纸上都能见到。人们大桶大桶的买这类东西。
拜耳阿司匹林很晚才并非心甘情愿地走上非处方药市场。在恩斯特·默勒说服上级让他向公众宣传阿司匹林以后，结果也只是在刊物上登一则仅仅开列公司名称和产品目录的干巴巴的通告。在阿司匹林专利权满期，别的公司也能合法销售这种药以后，拜耳的竞争对手们也采用类似的方式做广告， 真正的拼斗是在斯特林获得拜耳名称的使用权之后开始的。拜耳阿司匹林的促销手段一开始只是在广告上推荐可用阿司匹林治伤风、头痛，后来发展到宣传阿司匹林作用之快胜过在普莱西德湖城滑雪道上滑雪撬，胜过冰球运动员击球射门。别的出售阿司匹林的公司和后来一些制造其他新镇痛药的厂家相继出手还击，广告手段也就随之越来越热闹。终于，杜伊斯贝格尽心尽力维护的正当制药公司的优良产品与秘方专利药商制造的江湖劣药之间的鲜明界线变得模糊不清。阿司匹林成了政府双管齐下的攻击目标，一方面指责它的标签写法，一方面指责它的广告手法。这样的指责又猛烈又频繁，以致乙酰水杨酸成了官方的主要追击对象。结果，错综复杂的法律诉讼、形形色色的公司骗人手法和联邦的调查没完没了，持续了几十年，把一些本来冷静的企业界人士卷进了与哈特菲尔德一麦科伊世仇①类似的最乱糟糟纠缠不清的纷争。
对哈珀的审讯是这种乱麻似的局面的开始。金布尔法官告诉陪审团，“古福海达克布来福”最严重的罪状是药瓶标签自你不含有毒成份。它的成份有溶于酒精溶液的乙酰苯胺和安替比林以及咖啡因、澳化钠和澳化钾。起诉书说，乙酰苯胺的副作用就意味着它有毒性。金布尔的指示根简单明了：“如果你们发现此药含有有毒成份，那么你们的裁决必须是有罪，因为这是浅显的问题。”
指控哈珀的另一条主要罪状是他在产品商标上暗示的功效。这个问题比较难弄，但是金布尔同样干脆。这位法官说：“关于这个“古福海达克，你们可以认为，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普通人认为它所含有的意思——也就是当一个普通人拿到一种据说是治头痛的药物的时候这个商标名所传送给他的意思。”他问陪审团，普通人看到古福海达克这名字的时候会认为它意味着这药实际上能治愈头痛，能从此使头痛不再犯呢，还是认为这药只能暂时解痛， 药力完了头痛又会重来？接下来是“布来福”。法官问道，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指望获得“一种有别于能喂养和滋补全身的、已知的和独特的能喂养和滋补脑子的食品”呢。金布尔说，只要一个简单的决定就能在法律上裁决整个这场审判，这个决定将在以后的年代产生影响，不仅影响头痛药， 而且还将影响整个制药业的发展。
“如果你们认为‘布来福’的意思是脑食品⋯⋯，”他郑重地解释说， “那么，你们的裁决应该是有罪⋯⋯”
美国诉哈珀案是对药品促销进行控制的长期斗争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秘方专利药买卖在殖民地时代传入了美国，很快就招致医生们异口同声的指责，他们认为把这类药列为专利并向公众推销是不道德的。医疗界的蔑视并
① 阿诺德已经同财政部的弗利商量过，他俩都不主张给斯特林在将来不受法律制裁的豁免权。科科伦要是知道这个情况就下会那么乐观了。
未妨碍康涅狄格州的小塞缪尔·李在 1796 年取得美国第一例药品专利权， 以此保护他的“治胆丸”（用芦荟、肥皂、硝酸钾和一种亚洲产树脂藤黄混合而成）在 17 年里不让人仿制，17 年不被仿制是他的设想。三年后又出来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塞缨尔·李，也为自己的一种几乎没有区别的“治胆丸” 申请了专利。头一个塞缪尔·李大叫大嚷提出抗议，“治胆丸”之战从此开场。
这类药剂大部分没有价值，有些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全都言过其实地做广告，教育的普及实际上有利于这个行业，因为国民读书识字了，识了字就需要有东西读，于是报纸大批诞生。报纸需要有人做广告；于是专卖药制造商准备了一个个本药如何如何有奇效、治好了多少多少病人的故事。（因为知道医生们不喜欢秘方专利药、江湖假药的推销商便选用“专卖药”这个名称。）药品广告充斥各种小报，荧饲的刚刚学会识子的轻信的读者们看了就信。在科学似乎天天都在创造奇迹——如电报、电车——的那个时代，人们很容易相信药水瓶里也能出奇迹。1859 年秘方专利药的销售量共达 350 万美元，到 1904 年增加到了 7450 万美元。
秘方专利药培植了一个美国的大行业：促销。雅各布氏舒筋丸、范妮阿姨驱虫糖、帕尔默氏治暗丸——它们全都需要一个口号、一种疗效、一种可治的病、一张丰富多采的标签、一套大声感谢上苍的证词。广告助长销量， 销量又助长广告。威廉·韦斯销售纽雷近的第一年赚了一万美元，这笔钱他不是用来再投资建新厂、而是用在多做广告上。如此周而复始，他的公司的价值眼看着在 11 年里从最初的 1000 美元股本增加到了超过 400 万美元）秘方专利药不惜功本的市场营销把美国广告业推进到了月前的出类拔革地位。直到 1927 年，一位广告业巨头还说他所认识的最卓越的广告文字撰稿人“全是在药品领域里锻炼出来的。”
正是秘方专利药促销所取得的成功激发了改革要求。1849 年众院的一份报告惊呼秘方专利药是“使科学与人道的朋友不能不感到痛心疾首的邪恶”。改革派主张在两个方面对药品的市场营销进行改革，即：标签（写在包装上的陈述）和广告（在其他任何处所作出的陈述）。尽管药品制造商把如何写标签和做广告视为一回事，认为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买他门的药，但是改革派认定这两者应该分别对待。最后，政府也介入了，先订出管制标签的条例，后来才订出管理广告的条例——这一做法造成了一些长远的，甚至是荒谬的影响，当时并不是有计划地作这种区分，甚至对这种区分的意义也并不完全明白。实际上这基本上是某个人的一些信念在无意中带来的副产品。这个人就是在美国农业部长期任首席化工师的哈维·威利。
19 世纪美国食品和药物市场的发展如野马般无拘无束，威利为了想拘住这匹野马而孤身奋斗了几十年，他的专心致志达到狂热程度。他体格魁伟， 肩宽膀阔，犹如职业运动员，走动时脚下的地板都会咯吱咯吱作响。一个认识他的人后来回忆说：“他的头发从来没有梳理整齐过，总是乱蓬蓬的堆在额头两侧，常常显得长相有些粗鲁。他一对相当小的眼睛里射出的尖锐的光芒，他的没模没样的大鼻子，还有嘴巴的严厉线条都使他更显得鲁莽。”除了莽夫似的外表，他还生性好斗和不拘小节，所以同上司相处不好。但是， 威利精力旺盛、头脑敏锐，而且天生善于合群，这些使他成了当时的拉尔夫·纳
德。”①从麦片等谷类食品盒边上注明的维生素含量，到关于果汁何谓“天然”何谓“新鲜”的规定，今天药品和食品销售上所受到的种种规范性限制都是威利一生事业的成绩。
哈维·华盛顿·威利生干 1844 年，在印第安纳州南部的一个农场中长大。父母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基督徒。他上学晚，但是最后毕业于哈佛。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但是从未当过医生。他在 30 岁时受聘于珀杜大学， 任化学教授，在那里曾因为他在校园里练习骑自行车而成了校方的丑闻。在校董会申斥他的行为后，他扬言要辞职，校董会只好让步。在珀杜任教期间他受到印第安纳州要他担任州化工师的聘请。为担任此职作准备，他暑假里到德国进修，在那里对德国严格的食品和药品法律大为赞佩。在担任州化工师以后，他展开活动反对当时己司空见惯的在食品里掺添加剂而不告诉消费者的做法。威利厌恶愉偷摸摸掺杂其他物质的行为，认为这是背叛公众的信任。
1883 年他被任命为国家首席化工师以后，在华盛顿特区继续进行这种宣传活动。他对革新代步工具的兴趣也依然不减当年。他是首都第三个拥有汽车的人，也是第一个出车祸的人。
农业部化学司有十名专业人员（这个司后来先后更名为化工司和化工局）。以这个不算强大的班底为基础，威利有步骤地调查了全国食品供应的纯净度。在 16 年里，他进行了数以千计的测试，编写了一份共分八个部分的关于美国食品掺杂情况的报告，报告的结论简单明了：食品制造商利用科学的进步在家庭餐桌上的几乎每一样东西上都做了假。威利开始了改革美国食品的运动。
这种征战十分适合他发挥才能。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威利有一种能使人对他五体投地的本事，所以，在为争取通过一个食品和药品法案而造成一种有组织的压力方面，他的个人关系——密切到类似秘密串连——与他的公开演说同样重要。他天生精力过人，能同时在凡条战线上作战也不觉疲累。” 他是单身汉，可以在华盛顿的许多男人俱乐部进进出出，总是面带笑容地拍拍肩膀，说上一句如何如何需要立法的话。他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妇女组织发表讲话，在慷慨激昂斥责弄虚作假行为的时候会突然语气一变，逗人地吟上一首打油诗：
我们围着餐台坐， 餐具精美佳肴丰。奶油面包好诱人， 抹上黄油味更浓。诸君大快朵颐时，
别忘问问何物落腹中？
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威利认为把食品业打扫干净是容易事。只要规定食品公司把产品的成份开列清楚，公众就会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然后就会听取营养学家的忠告，避开劣牌产品。威利反对采取把产品取缔了之的办法，认为那是侵犯公众和制造商的权利。他说：“不该由我去告诉我的邻居说他应
① 原文“CUFORHEDAKEBRANEFUDE”，全为生造的字，其中“CU-FORHEDAKE，，与“CUREFORHEADACHE（治头痛）”同音，BRANE FUDE”与“BRAINFOOD（脑食品）”同音，哈珀故意以此混淆视听。——译注
当吃什么喝什么，应该信什么教或者赞成什么政党。我认为这些是应该让每个人自己去决定的事情。”他所希望的只是确保标签不会如他所说的“产生任何具体的误导”。他本人厌恶弄虚掺假，所以他相信，只要美国人知道自己菜碟里有些什么古怪的化学品，那个生产厂家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否则就要垮台。
国会在威利推动下在 1897 年考虑了立法，但是没有任何作为。两年后， 参院制造商问题委员会举行关于国内食品供应状况的听证会。威利是这个委员会的科学顾问。以这个身份，他分析了四百多种食品样本，帮助对证人提出问题，并作为第一个证人到听证会作证。国会没有采取后继行动，那一次国会休会前没有通过任何法案。其后几年如出一辙——只表示兴趣，没有行动，虽然每次都有某种立法使事情稍微往前走一步。
威利一贯讨厌秘方专利药大吹大擂的促销方式，但是他在 1903 年以前还是把重点放在他主要关心的事业，即干净的食品上。1903 年，他在化工局设立了一个药品实验所，从此开始公开打击秘方专利药。威利的这一转移正好发生在国会考虑最近一论食品和药品立法，议员们在“药品”的定义上展开争论的时候。选择有两种。一种是狭义的定义，即，法律只适用于《美国药典》或其他官方药品目录上所列有的药物。另一种定义则广泛得多，把秘方专利药也纳入政府管制范围，秘方专利药行会专卖药协会领头反对广义的定义。他们并不是担心秘方专利药遭取缔；与威利的想法一致，正在考虑中的立法没有一条是走这一极端的。美国制药商怕的是一旦规定他们的产品必须注明成份，他们的配方就暴露无遗了。专卖药协会说，这“实际上将摧毁专卖药在美国的销售。”威利紧迫不舍，这也是由于受到一件事情的刺激， 就是当时一个能打击江湖骗术的联邦法规——反通过邮件行骗的法律——突然暴露出了一个漏洞。
这个案件的当事者是一个姓凯利的人设计的名叫美国催眠疗法学校的组织。凯利在 1897 年 11 月到了密苏里州小城内华达市，到后不久就成立了这所学校，其实那不过是一大批在几个头目监督下工作的秘书，而那几个头目据一位旁观者描写是些“连初等教育也受得有限”的人。这些人在全国各地报纸上刊登广告，声称催眠疗法能在数千里外立即治愈任何病症，因为凯利和另外几位催眠治疗师拥有类似耶稣基督的力量。成千成万的信件涌向密苏里州内华达市，许多信里还附了支票。秘书们拆开信件，拿出支票，然后给写信人邮去一张介绍该校惊人的“缺席治疗”的传单。病人在传单注明的某一个小时里摒除杂念，头脑里什么也不想，催眠治疗师会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传送给远方的病人，病就会霍然而愈。用这种方式，该校可以同时治疗几百名病人——效率其高无比。
这个催眠疗法学校生意兴隆，成立两年后每天收到信件 3000 封，每年
能赚大约 50 万美元。1900 年 5 月 15 日，美国邮政部长指示密苏里邮政局停止向那所学校投递信件。凡是寄给那所学校的信都打上“骗局”的戳子退回寄信人。学校向法院控告内华达市邮政局长，由此打起了官司。学校从几十个对缺席治疗感到满意的病人那里收集了证词。最后，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宣布凯利和催眠治疗师无罪。”①
① 哈特菲尔德一麦科伊世仇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家族纷争，起源子美国内战时期，发生在西弗吉尼亚和肯塔基两州交界地带，19 世纪 80 年代，哈氏家族的一名男性成员试图与麦氏家族的女子私奔，于是引发了
威利义愤填膺，但是无能为力。最高法院认为，学校的说法“作为事实” 不能证明是“骗局”，因为医疗界对这种疗法的价值有不同看法。在医生们尚有明显意见分歧的医疗领域里——用最高法院的话来说是“尚处于以经验为依据的阶段”的领域——邮政局无权处分骗局。这个裁决并未彻底击败旨在打击通过邮递销售秘方专利药的行动，但是邮政局不得不因此而在收集证据时比较谨慎，不得不寻找足以证明骗局已越过“以经验为依据的阶段”的占压倒优势的医学方面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指控。最重要的是这个案子突出说明改革之必要。考虑到特殊利益集团有能力使国会采取不了行动，改革只有通过公众的压力才能实现。
1905 年初，一位关心卫生问题的名叫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的年轻记者来找威利。亚当斯接受爱揭发黑幕的《柯里尔》杂志的委派，买了一些秘方专利药，把它们交给他大学时代的一位老教授去作了分析，然后又去向一些专家请教分析出来的这些成份可不可能具有广告上所说的疗效。他还弄到了一些报纸与秘方专利药制造商之间的广告合同，其中包括注明如果报纸攻击秘方专利药的话合同即予作废的“红色条款”（第一个这样的合同里这条条款是用红色油墨印的，所以后来通称为“红色条款”）。他曾寻找诚实的制药商——他独自寻找，但没找着。威利花了很多时间同亚当斯一起工作，把剪报借给他，甚至为他最初的一些文章修改初稿。
共分十部分的系列报道的《美国大骗局》在 1905 年 10 月同读者见面了。文章鞭笞了几十种药物，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正是威利所希望的。在接下来一期《柯里尔》上发表的文章痛斥了亚当斯所谓的“巧妙的毒药”——含有可卡因和鸦片的咳嗽糖浆和含有乙酰苯胺的头痛药。亚当斯写道，销售咳嗽糖浆是一种“可耻的行业⋯⋯使无力自卫的婴儿变得呆头呆脑，使年轻男人变成罪犯，使年轻女人变成娼妇”。他对乙酰苯胺的攻击同样激烈：“乙酰苯胺无疑能缓解某些种头痛，但是，作为头痛药粉基本成份的乙酰苯胺也容易使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从而一劳永逸把头痛毛病连根拔除。”（亚当斯没有扫及拜耳阿司匹林，因为它只能从药店买到。）他列举了 22 例因过量服用乙酰苯胺而受害的事例，还列出了侥幸活下来的服药者的很长一串后遗症名单。他说，最糟糕的是乙酰苯胺会上瘾，普遍服用它会引来一个可怕的阻影，就是可能使国家充满服止痛剂成瘾的人。
亚当斯的这些文章促使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 1905 年 12 月公开发表了赞成食品和药品立法的讲话。专卖药协会气急败坏，它的立法问题委员会问道：“如果说联邦政府应该根据各种药品的疗效来管制州际的药品流通，那么，何不也管制神学的交流，把威利博士及其助手们认为会‘发生任何具体的误导’的所有书籍也全都禁止流通？”既然罗斯福参与了这场斗争，国会也就不敢再把这个问题埋藏起来。经过两个月激烈的辩论，参院出乎改革派的意料居然在 1906 年 2 月真的通过了一个法案，但是，类似的立法在众院拖拖拉拉没有结果，其原因对威利说来是太熟悉了：
（华盛顿特区）充满了钱多得很、精力也旺盛得很的不停顿地钻营进逼的院外活动家，看来他们已经掐住可怜的小小的食品法案的喉咙，正在往这个婴儿嘴巴里猛灌剂
两个家族之间的一场残酷的流血冲突。由于双方都颇有权势，这一世仇甚至导致肯州出兵西弗州，演成两川之间的战争。——译注
量大到能致命的止咳糖浆。”①
要不是机会凑巧，刚好当时还没没无闻的左翼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出了一本书，那个法案又会半路夭折。在《美国大骗局》最后一部分面世的第二天，辛克莱的著作《丛林》出版了。这是一本左拉风格的小说，以芝加哥各牲畜屠宰场令人发指的现状为素材。书出版后成了销量极大的畅销书。罗斯福在得知小说描写的全是真情实况之后，坚持要国会确保美国的肉类必须是适合人类食用的。结果，在 1906 年 6 月 30 日，也就是那一次国会会期的最后一天，对农业拨款法所作的肉类检验修正案被签署成为法律。在肉类检验修正案在国会逐步通过期间，众院把搁浅的食品和药品法案也重新提出来审议。尽管院外活动集团企图拉大旗作虎皮——专卖药协会会长喊叫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能找到专卖药”——罗斯福还是在同一天签署了食品和药物法，使之成为法律。在将近 25 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威利坦然以通过这个法律的功臣自居：“一个将军在打胜了一场大战役，使战争终于结束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想我在 1906 年 6 月的最后一天就是那种感觉。”
话是这么说，可是这个法律离威利所希望的还差得很远。该法律只提到药品和食品掺假和标签有误这两种情况。说某种药品或食品掺假，是指其成分载于《美国药典》或者《国家配方集》内，但是没有遵守这两部官方药典规定的标准。说某种药品或食品标签有误，是指它们的包装或者标签上有“虚假或者会发生任何具体的误导”的语句。最后，这个法律规定，药物如果含有类似酒精、吗啡、鸦片、可卡因、海洛因——还有乙酰苯胺——的物质， 则不但必须在标签上写明含有此类物质，还必须写明其含量。
威利所注意的主要是法案内有关食品的条款，但是他也想要检验有关药物标签有误的条例，因为他对催眠治疗案的裁决记忆犹新。他认为进行检验最合适的地方是华盛顿特区，因为完成这件事所需要花的资金在这里可以节省些，法律对特区制造的药品的惩处也比对通过州际商业渠道运往各地的药品更重些（国会能通过管理国家首都内部事务的法律，不能通过管理各州内部事务的法律。）他找到了哈珀的古福海达克布来福，认为此药正合他用。
* * *
1907 年 8 月 27 日，农业部一位名叫亨利·富勒的助理化工师走进华盛顿闹市区的斯通普尔药房买了九瓶哈珀的止痛药水。拿到农业部实验所加以分析以后，他发现哈珀卖的是乙酰苯胺，和标签上写的一样。威利和他的助手们认为有问题的是随药分送的传单。传单上写道此药不含有毒成份，这与威利对乙酰苯胺的看法相悖。威利还认为，药的品牌名——“古福海达克布来福”——的含意是此药不只是暂时止头痛，而且还能根治。
1907 年 10 月，农业部把它认为布来福名字不妥的问题通知了哈珀。哈珀回答说，这个产品的传单和名称并不违犯食品和药物法，但是他表示政府要他怎么改他就怎么改，只要改了以后保证不对他进行惩处。农业部拒绝了。哈珀按照他的律师的意见把“布来福”改成了“脑食品”，还删掉了“不含有毒成份”字样。这不够。他在一月份被捕。农业部特工人员搜查了他的药厂，抄走了正在装灌的药瓶，没收了好几吨“布来福”（老瓶装）和“脑食品”（新瓶装），然后对他提出了刑事犯罪控告——这是食品和药物法实施后的第一例案子。
① 拉尔夫·纳德（1934— ），美国律师，为消费者利益呐喊的著名社会活动家。—译者
审判在 1908 年 2 月 20 日开始，引起了人们非同寻常的兴趣。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描写：“一批属于不喜欢大惊小怪的阶层的人——银行家、商界人士、食品和药品制造商、律师、政府官员，特别是药品批发商和零售商， 密切注视着这件史无前例的案子的审理，其全神贯注的程度我们相信是罕见的。政府方面在发表开场声明之后，请证人出庭证明哈琅销售这种药，证明药内含有乙酰苯胺。然后，威利出庭陈述一个连带的问题，即，“布来福” 的含意。“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在对脑提供营养的同时是不对身体其他部分也提供营养的，”他说道。因此，“脑食品”不论用什么拼法，都会产生误导， 所以哈珀是有罪的。在威利看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美国检察官贝克请控方首席证人、海军陆战队医院处的里德·亨特说明乙酰苯胺的作用。乙酰苯胺是食物吗？贝克问。“不是。”对身体或者对脑都不是？“不是。”它的作用是什么？贝克问。“这个嘛，”亨特说道，“对脑，它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一种镇静作用。对脑的运动部分和脊髓，它起刺激作用，往往会引起某种程度的抽搐。最显著的作用是对发烧病人的体温起作用。”对心脏怎么样？乙酰苯胺使用“时间长了会使血液受到很大范围的破坏，被破坏的红细胞可能高达 4/5。美国检察官贝克又一次问道，这药的配方中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补脑。“一点也没有，”亨特答道。原告方陈述完毕。
被告方以出人意外的气势作了辩护。被告首席律师塔克请来了哥伦比亚大学药理学教授、在德国完成学业的乙酰苯胺专家弗吉尔·科布伦茨。在介绍了科布伦茨在学术方面的一长串履历后，塔克问道：“你能说还是不能说这种药是有毒的？”
“我不认为这是有毒的药，”科布伦茨说。 “假如一个并非特异体质的人把这瓶药整瓶喝下去⋯⋯会不会中毒？” “我认为不会，”科布伦茨说。他说，无论如何，说乙酰苯胺有毒是幼
稚可笑的。几乎任何物质量一大都有毒性。撇开剂量不提而说某某东西是危险的东西，那简直是愚蠢。如果购买者遵照哈珀指示的服法服用，乙酰苯胺是完全安全的。
被告方使用了用专家对付政府专家的手段，指望法庭会发现催眠疗法案的标准是可取的。（如果在乙酰苯胺是否有毒的问题上专家们的看法有分歧， 那么这个问题就尚处于“以经验为依据的阶段”，也就不能判哈珀有罪。） 塔克还请了一些著名人物当证人，现身说法说他们服用布来福后感到满意。这些证人中间有全国棒球俱乐部联盟的司库，《华盛顿时报》的一位主编， 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一位律师和人口普查局的一位行政官。在反驳了政府方面的几乎每一条指控理由之后，被告方抗辩完毕。
金布尔法官的指示使形势又倾向原告方。他并不提既然在科学上存在分歧看法，那就有理由持怀疑态度；他也不提剂量大小可以影响一种药物的毒性。他反而请陪审团撇开药瓶内乙酰苯胺的剂量造成损害的实际可能性不谈，单另判断乙酰苯胺是否有毒。他说，如果布来福含有有毒成份，不论多少，判决必须是有罪。如果“布来福”是“脑食品”的意思，那么它应该是脑的食品，其滋补作用应该集中在脑，否则，判决必须是有罪。在金布尔说明法律规定标签不能有“任何具体的”虚假之后，陪审团只合议了 25 分钟便判定“布来福”是“脑食品”的意思。因此，标签有虚假；因此，哈珀有罪。
兴高采烈的原告方面临着最后一个障碍。为了树立一个先例以儆效尤， 必须在法律限度内从重处分哈珀。不幸的是罚款的上限是 700 美元，还没有审判的费用多。因为此案属刑事指控，政府便要求判以法规规定的一年监禁。为了使这个要求更有力量，农业部和司法部官员找了罗斯福总统，请他提出判处徒刑的主张。行政系统通常是不大愿意干预司法部门的事的，可是这次罗斯福一时冲动，竟发表了要求严惩哈珀的公开呼吁。他还想要亲自找金布尔法官说说，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被劝止，改为召见美国检察官贝克。贝克在 3 月 16 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总统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愿望：
拿这个人做个例子，向我国人民表明纯净食品法心实施是为了保护他们，这是你的职责。这个人经过公平公正的审讯后已被判有罪，你应该据理力争说服法官判他入狱监禁。像他这样一个有钱人，犯了法只是罚款了事，那简直可笑。
华盛顿市的律师们对总统干预司法程序表示愤慨。哈珀的办公处挤满了
去向他表示同情的人。“我不属于坐牢的阶级，”哈珀微笑着宣布。两天后， 他辞去了银行总裁职务，说是他背上了这种污名对银行会有不利影响。
一个月后，在拥挤的法庭里宣布了对他的判决。威利也到场旁听。金布尔几乎完全不理会“布来福”问题，尽管哈珀是因为它而被判有罪的。他只是说，他认为“布来福”不管是不是脑食品，它都是标签有误。他说，哈珀是个受过训练的药剂师，而乙酰苯胺是一种危险药物，即使只是在超过建议剂量的情况下才危险。另一方面，哈珀已经表现出愿意更改标签。金布尔法官违拗了总统的意愿，并未作出入狱的判决。他的判决是罚款 700 美元。
威利大为愤慨。哈珀在“布来福”上赚了 200 万美元，威利说交掉罚金
他“还盈余 1999300 美元”。威利认为是制药业获胜了。
威利的话只对了一半。“布来福”案判决后哈珀不再销售止痛剂。①但是各种头痛药粉和其他秘方专利药的促销手段仍然层出不穷。对医药界在哈珀案上出现的争论感到意外的威利指示自己的部门对乙酰苯胺、安替比林和乙酰氧乙苯胺进行深入研究。研究报告于 1909 年发表，其中详细分析了大剂量镇痛剂，特别是乙酰苯胺，对肝、肾和胃肠所造成的可怕的损害。报告发表后，有些镇痛剂制造商停用乙酰苯胺，改用比较安全的乙酰氧乙苯胺。布罗莫—塞尔策人造镇静矿泉水和布罗莫—奎宁轻泻剂都在成份中去除了乙酰苯胺。曾是乙酰苯胺药中最有名的安替卡姆尼亚在标签上注明“不含乙酰苯胺”。
然而，乙酰苯胺类药继续以希奇古怪的名字出现，花样多达几十种，如“尤—利—卡头痛粉”、“电话头痛片”、“福氏一分钟头痛灵”、“头痛神经痛希奇灵止痛药”（“无麻木作用，能提神”）和自称对“大头”患者药到病除的“万试万灵头痛片”。化工局的一份报告说，镇痛药大军的阵营看来“一天比一天大。这儿那儿不时有某个品牌不见了，这是事实，但是新的品牌又冒出来了”。据 1910 年的一次调查，头痛药的品牌不下 252 种，
其中有 72 种被化工局查明是标签有误或者掺假的。
① 密苏里一家报纸把这些催眠治疗师称作“蹩脚江湖术士”，凯利控告该报诽谤。审讯时，凯利被问到， 如果传单叫全国各地的病人都在下午 3 点钟摒除一切杂念，那么，他是不是要排出几个不同的时间，因为
下午 3 点在不同的时区是不同的时间。法官写道，凯利“对这一点未作明确解释”。凯利也解释不了当他在科罗拉多度暑假的时候，连病人的来信部没有看到，他又怎么给他们治病。报纸胜诉。这说明，对于那些货真价实的“江湖术士”，政府是不能提出起诉的。
化工局根据 1906 年法案提出的指控有几百例，被指控的制药商绝大多
数不作抗辩；交 700 元罚款容易，何必打官司。不料，这么轻微的处罚最后也被“约翰逊博士温和治癌综合抗癌药”的制造商给冲掉了。和当年凯利和催眠疗法使邮政局对他们束手无策一样，这个约翰逊博士也令化工局陷入了困境。
约翰逊是堪萨斯人，有医学博士学位。他制造了“治癌灵片”、“抗菌片”、“特 4 号清血剂”以及“治癌灵 1 号”和“治癌灵 17 号”，合起来就叫做“约翰逊博士温和治癌综合抗癌药”。“清血剂”的标签声称：“本药系滋补和变质剂，服下后立即进入循环，彻底破坏并清除血液及整个循环系统中的不纯物质。本药作用于肠、肾和皮肤，清除系统中的毒紊，与温和综合治疗法结合使用对治疗癌症和其他恶性病有极好效果。”化工局在 1909 年指控约翰逊犯有虚假标签罪和标签有误罪，共六条罪名。
在审判中，法官在搬用纯净食品和药物法时死板到荒谬程度。他指出，
约翰逊的标签是准确的，因此，就成分的量或者组成而言这些药并未掺假或者标签有误。法官坦率地承认，即使关于药的功效的说明带有欺骗性，约翰逊也并未违犯食品和药物法。威利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为约翰逊博士无罪。
这样一来，这个法律对威利就毫无用处了。一个江湖骗子用假治癌药把病重垂危的人当牺牲品，可是只要这种毫无功效的药物的成分在标签上写得准确，他就不能令这个骗子被定罪。遭到惨败的威利对一位记者说，标签上对疗效作虚假宣传与标签有误这两者之间怎么会没有联系，也许最高法院能理解，但是“我理解不了。我只明白一点，就是它使每个人都有权随便在药品上说谎”。罗斯福的后任塔夫脱总统对这一判决表示遗憾，还说该翻案的食品和药物案子有 150 件以上。国会迅速修正了食品和药物法，允许处罚“虚假的和欺骗性的”产品说明。但是，用威利的后来说，“虚假的和欺骗性的” 这种词语是“戏言”。按照法院的解释，要定这种罪，必须由政府证明被告怀有欺骗人的意图，而凡是江湖骗子是全都愿意发誓赌咒说自己的意图是善良的。食品和药物法被抽去了精华。
勇于斗争而不善于执法的威利遭到了攻击，说他坚持标签必须说真话已经达到钻牛角尖的地步。由于威利对标签用词要求严谨，他的一个上司挖苦说化工局把时间都花在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上了：“无骨鳕鱼条”是不是必须从无骨的鳕鱼身上切割下来，“手指饼干”是不是标签有误，因为它们并非“真的用人的手指做成”。1911 年，威利在从外界雇用一名顾问的事情上遭到指责，说他的做法不符合规定，他的敌人们便抓住这个机会不放。指责于他的过失并不是很严重，但已足以让化工局内的反对者用来挤他下台了。尽管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经过调查后证明他并无过错，但是威利还是在1912 年 3 月辞职离开化工局。辞职后，他为《家政》杂志写专栏文章，也成了一位专揭黑幕的撰稿人，写出了诸如《秘方专利药从来“毋须说明”》等文章。经常有人向他请教对各种头痛药粉的看法。一次，威斯康星州的一位女子请他开一张不安全的头痛粉的清单。威利写道：“亲爱的女士，没有必要由我为你开列不安全的头痛药粉清单。所有头痛药粉都属于不安全这一级⋯⋯因此，安全标准只有一条：避开所有的头痛药粉。”他仍是一个不留情面的人。尽管不断有人提出改革要求，头痛药和秘方专利药一样继续到处开花。威利在后来的 18 年里仍致力于抨击他所看到的断章取义地使用食品
和药物法的现象。
威利的最后一战是为另一位失望的改革者霍华德·安布鲁斯特仗义执言。那还是初期的进口麦角酸原料的安布鲁斯特，不是后来的与斯特林产品公司不共戴天的安布鲁斯特。据一位人士回忆，1930 年，安布鲁斯特引发了国会对食品、药物和杀虫剂管理局（化工局的继承机构）的药物进口管理的一场调查。参院农林委员会举行听证会的第一天，身患重病的威利到场为安布鲁斯特说话。他的证词谈到了 1906 年法案的历史，论述了食品、药物和杀虫剂管理局进行严格管理的必要性。正在他打起精神回顾他在运用这个法律方面如何多次遭遇挫败的时候，委员会主席、俄勒冈州参议员查尔斯·麦克纳里打断了他的话。参议员提醒他，这次听证会调查的是不够标准的进口药物，不是威利的个人历史。威利回答说他没有准备好就这个问题发言。
当月晚些时候，他的妻子代表他出席听证会，把她在病中的丈夫的一封信交给委员会。他说，他在作证时误解了这次听证会的性质。他写道：“我现已病重，不能为我想要说的话作准备，虽说由我来说出这些话来是合适的。”一周后，哈维·威利去世，享年 86 岁。他至死认为他的改革行动只是把他所憎恨的江湖骗子和弄虚作假者刺痛了一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