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神奇之药

每当市场营销人员发现自己有了一种成功的新产品时，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要以一切可能的形式对它加以利用的强烈愿望，就像泰诺制造商在 70

年代那两个令人振奋的年头所做的那样。当时他们制造了泰诺 500 号、超强力泰诺、泰诺胶囊、泰诺栓剂以及不下九个含可待因泰诺的变种。科学家们同营销人员也没有多大区别，尽管他们嘴上说的与此截然相反。随着阿司匹林能抑制血小板聚集这一认识的传播，欧洲和美国各地的研究人员都在想， 它的这一特性对于心脏病以外的血栓性疾病是否也会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作用呢？“它能防止血小板聚集，是吧？”在伦敦从事阿司匹林研究的意大利血液专家玛西莫·波尔塔不久前说。“这对心脏病太有益了！于是大家都改变了态度，并问，还有什么病同血栓有关呢？答案是——世界上有一半疾病都与血栓有关。于是，到处都做起阿司匹林试验来，而且不管什么病都试用此药。”

一种明显可以一试的病是中风。通俗些讲，这种病就是大脑中的心力衰竭。它通常是由脑动脉中的血栓引起的，血栓使得脑部组织缺氧，就像心力衰竭时心脏组织缺氧一样。（大概有 1/4 的中风不是由血栓引起，而是由脑部血管破裂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造成损害的是大脑中的血液淤积。）如果是完全阻塞，而且阻塞时间很长，这种损害就可能成为永久性的——或者是致命性的。中风患者中约有 1/3 的人会死亡，如此算来，美国每年会有将近 15 万人因此病死亡。英国则有大约 7 万人。幸存者如果是首次罹患此病， 一般可以康复，但是有可能失明、瘫痪、丧失记忆或者严重失去说话或理解能力，这在医学上叫失语症。幸好血流的中断往往是不完全的或短时间的， 这样的中风称作一过性局部缺血。所谓“局部缺血”是医学上的行话，指的是某个特定器官或组织供血不足。一过性局部缺血患者可能有可怕的、但是是暂时的失明、失语或失去行动能力的现象，不过他们的这些功能会在其后的几天内逐步恢复。多次发生一过性局部缺血的人以后再患严重中风的机率很高。

由于中风与心力衰竭之间有着这种众所周知的相似之处，人们很快便对中风患者试用起败坏翘摇素等抗凝血药物来，但却从未进行过开创性的试验。虽说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但那大都是在非随机性的试验中出现的。面对这种不大喜人的试验结果，神经科专家们对抗凝血疗法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神经科专家们俱怕试验产生的反面结果，”一位神经科专家苦笑着说。“他们与心脏病科专家不一样。”）

第一位郑重其事地进行阿司匹林和中风试验的中风病专家是林斯敦的得克萨斯大学的威廉·S·菲尔茨。

60 年代中期，他发现他的病人中经常服用乙酰水杨酸的人患血栓和其他血管疾病的情况比较少。此人身材高大，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讲起话来嗡声嗡气的。他对许多朋友谈到过他的印象。“他们全都嗤之以鼻，”他后来说。

60 年代末期，他接到在纽约大学的一位也是神经科专家的朋友——威廉·K·哈斯打来的电话。菲尔茨记得，哈斯在电话中问道：“你看到这里发表的哈维·韦斯论文的节选了吗？文中说阿司匹林能抑制血小板聚集！”这消息正是菲尔茨所需要的。用三家阿司匹林公司提供的资金，哈斯和

菲尔茨于 1969 年召开了一次小规模的秘密会议，探讨对中风病试用阿司匹林问题。会上制定了进行两项临床试验的计划，一项在美国进行，做法是在一种对中风患者的手术效果进行的比较普遍的试验中加上阿司匹林这种药； 另一项试验在加拿大进行，拿阿司匹林同另一种抗凝血药苯磺唑酮①加以比较。菲尔茨和哈斯得到了全国卫生研究所的批准，于 1971 年年底开始了试验。

他们两人要求医院中的试验人员对两组有过一过性局部缺血史或短暂失明史的人施用阿司匹林。根据患者医生的决定，其中一组通过手术来减少发生严重中风的可能性，另一组则不作手术。每一组内的患者再按照随机的原则分成阿司匹林和无效对照剂两个组。

在试验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由于填表时出了错，全国卫生研究所减少了该项目的经费。菲尔茨请求斯特林公司给补上这一差额。在该公司的帮助下， 试验总算凑和着完成了。其结果与埃尔伍德的第一次试验一样：阿司匹林减少了死亡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效果在统计学上没有什么意义。（受试者只有178 人。）然而，菲尔茨看到，广义“不良后果”——死亡、严重中风或经常性的一过性局部缺血——的减少幅度还是很大的。

1976 年 1 月，菲尔茨在普林斯顿的一次会议上初步提出了他的数据， 但他的努力却受到与会者的嘲笑。“他们管我叫江湖医生，”菲尔茨忿忿地说。“梅奥诊所神经科主任克拉克·米利肯确实这样叫过我。他们还从会议记录中删去了它（菲尔茨的论文）。”至此，菲尔茨明白了，他的神经学家同行们对阿司匹林效用的怀疑超过了他原先估计的程度。

后来，菲尔茨说，事情变得更糟了。“我接到一位朋友打来的电话。‘全国卫生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你，比尔！他们要派一个现场检查组到休斯敦去！’” 使菲尔茨感到又震惊又气愤的是，人们竟怀疑他的试验是否诚实，一再就此盘问他。在此之前，他一直准备在那年 2 月于达拉斯举行的美国心脏病协会讨论中风问题的会议上提出论文。全国卫生研究所的调查人员要求他撤回他的论文。他门希望派专家来鉴定菲尔茨的数据是不是杜撰的。菲尔茨惊呆了。他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采取如此敌对的态度。

“他们（1976 年）3 月来了，”菲尔茨回忆说。“当时我正准备外出， 去参加美国神经科学院的一次会议。那股紧张劲儿真是太可怕了——我正在休斯敦开始实施一项居民训练计划，而他们却要审查我的数据。我和我太太驱车北上，到了圣路易斯。当时我正在便血，后来都昏倒了。亨利·巴尼特

（西安大略大学神经科专家，在加拿大进行的中风试验的牵头人）来到酒店， 把我送上救护车。”病好之后，菲尔茨就回家了。

1976 年余下的时间，他全都用在打消全国卫生研究所的疑虑和撰写阿司匹林试验报告上了。

他的试验结果是分两部分发表的。是有关非手术组患者的，发表在 1977

年 5 月。他本想同时发表有关手术组患者的第二部分报告，但却被全国卫生研究所作梗，推迟了一年之久。这种延宕真令人恼火，因为阿司匹林明显改善了手术后的康复——这是个大新闻。但是，在菲尔茨的第二部分报告发表之前，巴尼特已经捷足先登，发表了加拿大的试验结果。在有过一过性局部

^{① 不幸的是，皮托开始进行的两大试验——英国医上试验和与查尔斯·亨内肯斯合搞的美国医生试验—— 都是数年之后才完成的，因此无法被单独评估也无法成为总论的一部分。}

缺血史的患者中，阿司匹林将死亡或发生严重中风的机会减少了 30％以上。不过，就连这个数字也刚刚超过“统计学上有意义”这个标准。（另一种抗凝血药——苯磺唑酮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加拿大的试验中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阿司匹林对男性和女性的作用是有差别的。它使男性的死亡或发生严重中风的可能性减少了将近 50％，结果非常明显；但在女性身上， 它却看不出有多大的效果。

菲尔茨的试验被延误了那么久，以至失去了它的无可争议的优先地位， 这真把他气坏了。“如果全国卫生研究所不这样干，我们的报告一年前就发表了！我平生从未被指责过伪造数据！”一年之后他才明白全国卫生研究所为何采取这种莫名其妙的敌对态度。原来，他最初发表试验结果时，该研究所正在紧张地为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作准备。如果人们知道阿司匹林已经被证明能减少死亡、严重中风或一过性局部缺血的发生频率，他说，”那他们就找不到人来参加这一试验了。”他们“自始至终都在玩弄卑鄙的花招”， 菲尔茨说。

菲尔茨或许有些灰心，但斯特林公司却没有。菲尔茨研究报告的尚未得出最后结论的刚一发表，该公司就行动起来了。几年前，斯特林公司曾大力宣传贸委会的一份证明拜耳阿司匹林要比其它阿司匹林好——尽管好不了多少——的止痛药研究报告；现在，有试验证明阿司匹林对预防中风有好处—

—尽管好处不是很明显——该公司又采用了同样的战略。

10 月间，它把菲尔茨的论文重印了 8 万份，寄给全美国的医生。菲尔茨在文章末尾说明了斯特林公司对他的试验所作的贡献——试验用的阿司匹林和无效对照药是由该公司的格伦布鲁克制药厂包装的。重印的材料上印着这样的话：“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拜耳公司即斯特林公司制药公司下属的格伦布鲁克制药公司。”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决定干预此事。在该局看来，斯特林公司似乎要把阿司匹林当做一种治疗中风和一过性局部缺血的药物来宣传，而此药的标签上根本没提到这两种病。

1978 年 7 月，食药局致函该公司说：“人们普遍认为，用阿司匹林来治疗一过性局部缺血并不安全有效。”即使不怎么适应该局行事方式的人也能感觉出这样一种没有明说的威胁：它将按照假标签条例采取行动。

斯特林公司的对策是于 1979 年提出改变标签的申请。这差不多是威廉·索莱尔到该公司后所办的第一件事。有菲尔茨的研究报告作依据，他力争使阿司匹林被批准作为治疗一过性局部缺血和阵发性视网膜缺血（即严重中风发生前有时会出现的那种暂时失明现象）的药物来使用。与心力衰竭不同的是，这些疾患没有其他治疗办法。

这一申请于 1979 年 9 月提交到食药局的末梢与中枢神经系统咨询委员会。负责进行上述两项试验的主要研究人员菲尔茨和巴尼特都出席会议对斯特林公司的申请表示支持。当准备好进行一场苦战的索莱尔获悉该委员会显然在开会之前就已经决定批准这项申请的时候，他着实感到惊讶。“这是我平生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我们结束作证后，主席说：‘比尔（·菲尔茨），你能遵守我们刚刚作出的决定吗？’比尔说能，这就行了。当你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证明阿司匹林对中风有效的证据远不如我们后来掌握的有关心力衰竭的证据充分，可是这个申请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食药局的批准。”其原因就在于，索莱尔说，当时没有别的

治疗办法。

加拿大的试验报告说服委员会相信，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们可以把女性患者或阵发性视网膜缺血列入使用阿司匹林范围。阿司匹林的专业用途扩大到只把男性一过性局部缺血或中风包括在内。索莱尔对此很满意。他看到有关阿司匹林对心力衰竭也有效的证据越来越多，便准备向食药局的另一个委员会再提一个申请。但是，就在索菜尔同理查德·皮托联系申请一事的同时， 他决计没有想到英国很快出现的一股洪流会把阿司匹林吞噬。

菲尔茨的研究报告发表时，牛津大学的试验组正准备搞一个惊人的大动作。当时，皮托已经开始对六项阿司匹林试验进行初步的超分析了，而且他正在同多尔商量那个独出心裁的想法，即要求英国的所有医生参加用阿司匹林预防第一次心力衰竭的试验。此外，皮托还在同牛津大学年轻的访问学者查尔斯·沃洛讨论另一项试验。沃洛以前是阿伯丁大学的讲师，他在工作过程中常常会碰到一些一过性局部缺血患者。沃洛不知该如何帮助他们。他发现，中风在英国神经学中已是一种不时髦的疾病，人们对它都不屑一顾。1976 年他到牛津任神经学讲师时把他的兴趣带到了那里。结果便有了一次用阿司匹林治疗一过性局部缺血的试验。

听了皮托的介绍之后，沃洛决心不让他的试验有规模太小的缺陷。英国的一过性局部缺血试验是于 1978 年开始的，皮托负责统计工作。皮托很滑头，故意不对沃洛详细说明他认为试验的规模究竟应该有多大。“随着试验的进行，他不断地增加受试的人数，”沃洛饶有兴味地回述说。皮托最初的计划是找 1000 人参加，到最后却诱使他吸收了 2400 多人。（这种试验本来是不需要像心力衰竭试验那么多人的，因为三个一过性局部缺血患者中就有一个人会在 5 年内再度发生中风。）

皮托在等待一过性局部缺血患者人数不断上升的同时，同牛津大学的另一位统计学家——彼得·桑德科克对所有抗凝血药试验进行了一次大型的超分析。他们翻看各种刊物、查阅各种会议记录、寄发请求帮助的信件、收集小道消息，终于找到了 31 个用抗凝血药作为一过性局部缺血、中风、心绞

痛或心力衰竭预防药物的随机抽样试验。参加这些试验的总共有 29000 人，

其中有 3000 人的情况是最容易衡量的：他们去世了。经过大量耐心的劝说

之后，皮托和桑德科克终于说服试验者同意把 25 项试验（另外六项试验还在进行之中）的原始资料寄给他们。他们开始了把所有这些数字输入牛津大学的计算机并从所有试验中提取一个单一数字的繁琐过程，这个单一数字就是在他们所称的“重要的血管性疾病”方面，实际观察到的病例数目同预计会发生的数目之间的差数。所谓“重要的血管疾病”指的是患者血管发生的问题，其中包括心力衰竭、中风、一过性局部缺血、血栓性静脉炎以及由血栓引起的其他疾患。

与此同时，他们还开始了对英国医生进行的试验。六年来，皮托、多尔、罗里·科林斯和查尔斯·亨内肯斯一直在跟踪观察英国医生的情况，这些医生按时服用阿司匹林并一年两次填写问卷。他们选用的剂量比较大——即每天一片半左右，以确保这些医生的血小板失去聚集能力。结果，许多人抱怨试验引起胃痛。愿意合作的人继续试验，直至——用皮托的话说——医生们“用他们逃跑的方式表决”，不肯再试验下去。

由于英国医生不愿配合，皮托觉得应当同时进行的对美国医生的大型试验就越法重要了。在首次申请被全国卫生研究所拒绝之后，亨内肯斯成了在

美国进行初步的预防心力衰竭试验的仅有的一位主要人物了。在哈佛大学和全国卫生研究所的一位以前的成员的帮助下，亨内肯斯总算使这次医生保健试验得到了批准，尽管仍有人对它的简单的构恩持敌对态度。政府拿出了 370 万美元，亨内肯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试验。作为第一步，他给居住在美国的201248 名 40 岁至 84 岁的男性医生寄去邀请函、同意参加试验的表格以及

有关问卷。截至 1983 年 12 月 31 日，有 112528 人有了回音，其中约有一半的人愿意参加。从这些人中又再除去有过中风和心血管疾病历史的或已经在服用阿司匹林缓解关节炎的人，最后有 33233 人符合要求。给他们中的一半人服用阿司匹林，另一半人服用无效对照剂。他们拿到的药盒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注有日期，里面都是根据一项特别协议由布里斯托尔一迈尔斯公司制作的红白两色的药片。（最先联系的是斯特林公司，但该公司最后决定不参加了，因为食药局未能保证允许它作广告来宣传试验结果。）白色药片——给阿司匹林组的是乙酰水杨酸，给对照组的是无效对照剂——是单号日期服用的，红色药片——全都是无效对照剂——是双号日期服用的。这就是说，阿司匹林组每隔一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而对照组服用的当然全是无效对照剂。

18 周后，亨内肯斯又给受试者写了信，问他们有没有改变主意或者忘

记吃药。最后，有 22071 人完成了试验。

亨内肯斯所学的是内科学，1971 年获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博士学位。他既然对冠状动脉心脏病的病因发生了兴趣，自然会听到当时正大量出现的有关阿司匹林的传闻。他由于拿到了一项心脏病成因研究的奖学金而到了牛津大学，在那里与多尔和皮托共事了一年时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理查德（·皮托）的名字，”亨内肯斯多年后回忆说。“他使我眼界大开，使我对试验有了某种概念。实际上是他把我引上研究阿司匹林这条路的。”他急切地希望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简单的试验，于是便极力劝说全国卫生研究所相信此举值得一试。“好在这项试验花钱不多，”他说。“多重危险因素信息试验（一项以比较传统的复杂方式进行的大型心脏病试验）花了他们 1.2 亿美元，平

均每个患者 15000 美元。而我们的试验平均每个人只要 40 美元——这对预

算赤字来说是件好事情。”

反对进行这种大规模试验的一个理由是，这种试验组织起来很费时间， 而且要进行许多年，一些重要的治疗办法可能因此而被无谓地耽搁。“一些临床医生来找我，建议我进行一次百人试验，”亨内肯斯说。“‘你看，采用这种办法才真正能有突破！找 100 个人试验，结果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我说，还是要 2000 人，你可以独立地观察试验结果，要是你发现你有了一种特效药，那就停止试验好了。我们的医生保健试验就是这样做的。”

如果一种治疗办法的试验结果与预期的完全一样，那么，试验的时间和受试患者的数目就足以在试验结束时产生出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结果。但是，如果一种治疗办法更加有效，有意义的结果的出现就会比预期的更早。这就提出一个道德上的难题：如果试验过早地证明一种新药比无效对照剂优越，是否应当让试验继续进行下去？如果一项试验停止得过早，像埃尔伍德的试验那样，试验的结果就会太不明朗，以至没有什么用处；而如果停止得过晚，那就可能使对照组的患者无谓地死去。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让它在试验进行的过程中

独立地观察试验数据。如果不确定性降到了一个预先确定的水平，该委员会

就使试验停下来。于是，就由一个由全国卫生研究所的医生们组成的小组来监督医生保健试验。他们每年开两次会，研究积累下来的数据。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因为试验把许多不健康的医生都排除在外了， 参加试验的医生得重病的很少。在试验进行了四年之后，22071 名医生中只有不到 40 人死亡。但是，在 1988 年的前几个月中，这个七人委员会开始担心了。到这一年的年底，情况就变得很明显了：一定得采取措施才行。

亨内肯斯当时如同坐在一枚炸弹上。对照组已发生了 189 例心力衰竭， 而阿司匹林组只有 104 例，相差 40％以上。只要用小计算器算几分钟就可以看出，因随机波动而出现些数字的机会只有十万分之一。这件事的影响非同小可。以前从未有人发明过一种如此便宜的药物，可以广泛而长期地用来治疗一种重病。或许现在有了这样一种药。如果能说服足够多的有发生心力衰竭危险的人每隔一天服一片阿司匹林，那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被保住性命

——当然，前提是得说服他们同意服用阿司匹林。以前从未实施过这样的计划；至少，这样的结果将开创一个公共保健的新时代。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对医生保健试验该怎么办的问题。

尽管皮托尽力反对这样做，委员会还是下令停止了这项试验。此后不久， 亨内肯斯也支持这样做了。亨内肯斯在给美国最有威望的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打了电话之后，用三天时间写出了总结。这家杂志以最快的速度审过原稿后，于 1 月 7 日决定刊用。主编阿诺德·雷尔曼希望它在 1 月 21 日登出来，但亨内肯斯坚持要推迟一周，使他能有时间给参加试验的人发一封信。

雷尔曼之所以急切地要使该文早些发表，是因为他担心这一引起轰动的结果会在该杂志的订户来得及消化这项报告之前捅到报纸上去。（为确保这种事情不致发生，编辑们要记者们作了保证，决不在正式发表日期之前披露它的内容。）到 1 月中旬，一些商业通讯社传出了消息。接着，在 1 月 26 日，路透社播发了报告全文。雷尔曼大为恼火，取消了它订阅该杂志的资格。

不出所料，亨内肯斯的研究报告被世界各地的报纸用头版作了报道。人们所不曾料到的是，两天后，联合王国最具声望的《英国医学杂志》在同一期中发表了牛津大学三项阿司匹林研究结果：英国医生的试验、一过性局部缺血试验以及那项概论。这些报告之所以同时发表，是因为皮托考虑到说服怀疑派的必要性，觉得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要比作为三个单独的报告更能引起注意。英国医生的试验是 1984 年 11 月结束的。（这个试验未能得出肯定的结论——用皮托的话说，“其效果不够明显，令人难以相信。”——不过， 对美国和英国的两项医生试验所作的超分析证明了他所认为的阿司匹林对首次心力衰竭的“真正”效果：使之减少大约 1/4。）英国的一过性局部缺血试验是两年之后完成的。（阿司匹林使再度发生中风或心力衰竭的机会减少了 1/5。）但是，使有关抗血小板的超分析被所有 31 次试验的协调人都接受，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所以上述报告的发表就被推迟了。当皮托听说医生保健试验已被中止的时候，这一整个系列的试验刚刚审查完毕。他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他怀疑在美国试验中显示出的阿司匹林的极高效用是出于偶然，倘若再试验一段时间，它的有效率会下降到比较现实的水平。但是，形势的发展速度超过了慢吞吞的科学研究，因此皮托只好同其他人一样竭力紧跟了。

1988 年春，阿司匹林成了如此热门的东西，以致发生了这样匪夷所思

的事情：阿那辛承认它是用阿司匹林做的。仅仅几周之内，心力衰竭试验报告所起的宣传作用说服美国家庭用品公司做了贸委会施加了数十年压力都未能做到的事情。这件事的发生简直像是奇迹。突然之间，电视屏幕出现了一个长着方下巴、样子像记者的人的特写镜头。他站在一架印报机前，用一种充满自信的声音说：“近来我写了很多有关阿司匹林的报道。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东西你全都听说过了，我劝你不要这么肯定。”说着，他展示出一张报纸，上面登有一篇冠以《更好的阿司匹林配方》标题的报道。接着是一幅图表。表示普通阿司匹林“止痛效力”的白线在底部蠕动。然后是比它高出许多的代表阿那辛的黄线。“阿那辛，”一位播音员说，“是一种更好的阿司匹林配方。”在他讲这话的时候，背景中电传打字机发出辟辟啪啪的打字声。（阿那辛的配方当然只是阿司匹林和咖啡因——至少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既然厂家的态度发生了这样显著的改变，那就难怪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担

心狂热的消费者会大量服用这种药品。3 月 2 日，该局局长弗兰克·扬把阿司匹林制造商召集到他的办公室来开会。他要这些制造商不要用医生保健试验报告来作宣传，尽管他们依旧可以宣称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第二次心力衰竭。他们这样做了，广告费急剧增加。药品连锁店制定了用更多的广告、展销和降价来加强阿司匹林促销活动的计划。食品杂货店进货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彼此竞争的阿司匹林广告充斥着广播和电视。在一组广告中，布非林不甘寂寞，用著名网球运动员阿瑟·阿希来宣传它的“三重防护”阿司匹林配方。在另一组广告中，艾科待林声称它是“心脏科专家推荐得比拜耳阿司匹林更多的唯一药物”。还有这样一则广告：正是由于阿司匹林使他们免于第二次心力衰竭，几位骄傲的父亲才得以参加他们的女儿的毕业典礼。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许宣称咖啡因有助于心血管健康，所以阿那辛只好满足于宣传有关阿司匹林的“惊人消息”了。

对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制造商而言，阿司匹林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肯定是难以置信的。这就好像一个早就被征服了的敌人突然复活了。这个敌人就像西装革履的英雄一再与之交战的超级坏蛋，永远不能彻底死亡。

（在连环画中，坏蛋总是趁着英雄处于虚弱状态的时候再度来犯的——1987 年 2 月，第二次泰诺中毒事件引起的恐慌使对乙酰氨基酚的销售额受到了影

响。）虽然华尔街分析家曾预言美国止痛药市场会扩大，超过 1987 年 22 亿美元的水平。但是他们同时还预言，泰诺从中分不到半杯羹——所增加的部分将全部由阿司匹林包下。泰诺是止痛药市场上最重要的品牌，占据着这一市场 30％的份额，这是事实。美国的四个主要的阿司匹林品牌——阿那辛、拜耳、布非林和艾西近——加在一起只占这个市场的 23％，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些数字掩盖了这样一个实际情况：这些阿司匹林品牌中有一种，也就是拜耳，生意越来越红火。这种“创造奇迹的神奇之药”重又在阿司匹林品牌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它已有好几年没有取得这种地位了。

阿司匹林又红火起来了。

1987 年，它重新确立了自己作为美国止痛药的地位。在有关阿司匹林能预防心力衰竭的消息传出后，东海岸的一家食品连锁店——巨人食品店中对此药的需求量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不得不实行每次限购 6 瓶的规定。人们在囤积阿司匹林。囤积阿司匹林——在阿司匹林制造商听来，还有比这更开心的事吗？

这种狂热决不仅限于销售商。一些科学家知道了阿司匹林能阻止前列腺素的形成、而前列腺素又是抑制免疫系统的之后，开始谈论用乙酰水杨酸作为增强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2 这类免疫制剂效果的辅助药物的可能性。乔治·华盛顿大学心脏科专家朱迪·夏在 1988 年和 1989 年用了一部分时间说服学生们服用阿司匹林，然后站在充满伤风和流感病毒的环境中。这些试验的结果虽然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朱迪·夏认为，由阿司匹林引起的免疫系统的增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证明这种药很可能成为下一代流感疫苗的一部分。

由于免疫系统受到削弱的人战胜癌症和艾滋病的能力比较差，医生们还谨慎地进行了试验，看看阿司匹林能否在这些病症的治疗中起作用。据芝加哥癌症研究人员唐纳德·P·布朗说，许多类型的肿瘤都需要前列腺素的帮助才能很快地生长。这显然意味着，能够抑制前列腺素的阿司匹林会对控制癌症有某种好处。1991 年春，一项研究报告说，通常剂量的阿司匹林可以将发生结肠癌和直肠癌的危险减少将近一半。同样，布朗说，现在“人们相当普遍地注意到，在艾滋病感染的某些阶段，人们可以看到单核细胞（即白血球）功能异常的情况，而这种症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用这类化合物来缓解的。”迄今进行过的试验全都是在实验室内完成的，但布朗认为，阿司匹林或同类药物有可能帮助那些感染了艾滋病毒、但还没有任何症状的人，最终在战胜艾滋病方面发挥某种作用。

在牛津大学，罗里·科林斯和另一位流行病学家伊恩·查默斯把阿司匹林引入了一个以前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妊娠。长期以来，怀孕妇女一直被告知要避免服用阿司匹林，因为它可能引起出血，还可能导致流产。然而，最常见的严重妊娠并发症——先兆子痈看来是由胎盘中的小血栓引起的，而这恰好是可能用阿司匹林医治的症状。（血栓会减少流向胎儿的血量；当母体力图使营养物质冲破障碍的时候，她有可能损害自己的肝脏和肾脏，而胎儿则处于饥饿状态；严重的先兆于痈可能导致母亲与胎儿的疾病发作甚至死亡。）一项以牛津大学学者为主体的有关先兆子痫的研究——“在妊娠中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的合作研究”——尚在进行之中，但是英国的一些小报已经刊登了关于“阿司匹林婴儿”的文章，而且还附有被阿司匹林挽救的呱呱落地的婴儿和喜极而泣的母亲们的照片。

阿司匹林减轻老年病的能力也可能同样令人惊叹。衰老这种东西是在毫无痛苦、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到来的，它使人逐渐地丧失宝贵的记忆力、自我照料的能力，最终甚至会使人失去自己的个性。不久前，人们已经能够把老年病的两个主要原因——阿尔茨海默氏症和所谓“多发性梗死痴呆症”—— 区分开来了。（梗死是指肌肉组织坏死。）多发性梗死痴呆症是指由大脑毛细血管中发生的许多次小的中风引起的智力丧失。每一次小中风都使病人的健忘程度加重一层。每年用来照料多发性梗死痴呆症患者的费用约为 130 亿美元；至于患者本人的损失，当然更是不可估算的了。

休斯敦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的大脑血流实验室主任约翰·斯特林·迈耶一直在设法降低这一费用——用阿司匹林来做到这一点。迈那发表过 750

多篇科学论文，研究中风已有 30 年历史。由于中风主要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所以他的兴趣也扩大到老年人所患的其他疾病，特别是老年痴呆症上了。在一项试点研究中，迈耶集中了 70 名患有多发性梗死痴呆症的老人。他让他们中的一半人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另一半人则不服。他对这两组人进行了

三年观察。“服用阿司匹林的患者大脑血流量增加了，识别能力增强了，” 他后来说。“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有些人可以重新工作了，许多人不再需要他们的配偶和家人看管了。”他告诫说，还需要做大量更大规模的试验。但是，如果阿司匹林真的成为战胜老年病的武器，那含义可太重大了： 这意味着一代又一代因阿司匹林而渡过先兆子痈难关的婴儿可以用同一种药来延缓衰老。

好消息还不止这些。

1988 年 3 月，传出了阿司匹林具有一种未曾想到功效，即不仅能防止而且还能治疗心力衰竭的消息。当时已经有了一些治疗急性心力衰竭的办法，但是医生们对这些办法的效用看法不一。

1980 年，一个国际性科学家组织决定对这些办法进行综合估价。在罗里·科林斯的协调下，“国际心肌梗死预后研究”（ISIS）选择了能降低血压的丁心定来进行首次试验。以前做过的 23 次临床试验都未能确定在心力

衰竭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内静脉注射丁心定是不是一个好办法。经过 3 年半

的时间、对 14 个国家 245 个心脏病救护中心的 16027 名患者进行了试验之后，ISIS 发现，此药可将死亡率降低 15％——效用虽小，但却肯定是值得一试的。

ISIS 进行得很顺利，在第一项试验结束仅两个月之后，就开始了第二项试验。这第二次试验所选择的是主要由德国的一家药品公司——贝林工厂股份公司制造的链激酶。链激酶属于被称为血栓溶解剂，即可以将血栓中的纤维蛋白分解的那类药物之列。直到 70 年代末，贝林工厂一直认为链激酶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一连串的试验未能得出肯定的结果，而且此药的专利也已过期了。这家公司之所以同意支持这项试验只是把它当做是对链激酶发明者的一种照顾。此人是该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不久就要退休了。皮托、科林斯、来自全国心肺血液研究所的统计学家萨利姆·优素福以及其他一些人对以往做过的试验进行了综合分析，而不是分开来作个别研究。这种办法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他们发现，如果在心力衰竭发生后立即施用链激酶， 那它对于溶解血栓、降低死亡率是有效的。到最后一刻，他们决定再用一种抗血小板药物来进行试验，而在这种药中阿司匹林是最便宜的。“这有点是胡猜乱撞，”科林斯承认。“这个决定看起来像是突发奇想，大多数人都没想到会有任何效果。”

实际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 ISIS 在心力衰竭发生后的 24 小时内只让患者服用半片阿司匹林，此后只持续一个月。患者来到心脏病救护中心，随机领取无效对照剂、阿司匹林、链激酶或者阿司匹林加链激酶。试验于 1985

年开始，最终有 400 所医院的 17000 多名患者参加。

1988 年 3 月 29 日在美国心脏病学会的年会上宣布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这两种药对于急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存活都很有效。但是阿司匹林和链激酶一道使用能使死亡率下降 50％之多——效用为单独使用这两种药的两倍，远远超过任何人的估计。“我比任何别的人都更感到惊讶，”皮托说。“我简直不能相信试验所得出的结果。”便宜的链激酶加上最便宜的阿司匹林能把急性心力衰竭的死亡率降低一半。这不是统计学上的杜撰，而是—— 至少从可能挽救的生命的数目上来说是这样——自发明天花疫苗以来最伟大的医学进展之一。

到 1988 年夏，全国卫生研究所赞助的阿司匹林研究己有至少 35 项，试

用的病症涉及医学的各个专科。制造商对消费者大力开展宣传，对乙酞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惊恐万状。有传闻说，美国家庭用品公司计划推出一种它可以用来对心脏病患者进行宣传的纯阿司匹林，艾科特林则在为自己的广告宣传的成功而沾沾自喜。民意测验显示，十个美国人中有九个都知道有关阿司匹林的新闻。由于这件事已经如此家喻户晓，斯特林公司竟以削减拜耳阿司匹林广告经费来表示庆贺——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人还需要宣传了。

1988 年 8 月，即在 ISIS 第二阶段试验结果公布两周之后，《新闻周刊》在其封面上印了一个大大的白色阿司匹林药片，并用了一个十分简明的大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