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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十八章 这个家伙是何许人？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全国卫生研究所大院内既简朴又现代化的、外表很难看的利斯特山会堂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各咨询委员会常常举行会议的地方。该管理局共有 40 个由独立的专家们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提出有关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销售和使用的建议。虽然食药局有权否决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实际上，未经有关委员会的同意，一家公司要销售一种新药或提议赋予某种已有的药以新的用途，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方面的决定关乎巨额的潜在利润，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可能发生激烈的辩论。然而，像心血管及肾脏药物咨询委员会于 1983 年 3 月 1 日举行的第 40 次会议上发生的那种对抗， 在利斯特山会堂还是少有的事。
那是一个星期二。当天上午，28 位专家开会讨论斯特林公司提出的一项要求：改变它的阿司匹林标签——更确切他说是修改它散发给保健专业人士的有关阿司匹林的宣传材料，食药局把这种材料看作是阿司匹林标签的一部分。斯特林公司希望在该局正式介绍阿司匹林的材料中加上一句话。“阿司匹林，”斯特林公司希望能这样说，“已证明对减少新近患过心肌梗死的患者的死亡或再次罹患心肌梗死的机会是有效的。”如果这样的介绍被批准， 斯特林公司就可以至少在它的一部分宣传材料中声称阿司匹林能防止第二次心力衰竭。这种说法使食药局感到不安。
尽管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提供的数据是不利的，但斯特林公司还是于 1980 年 12 月提出了修改阿司匹林标签的申请。在其后的两年半时间里， 食药局一直不肯就此作决定。同咨询委员会进行的五六次会谈一无结果。斯特林公司的一位主管说，食药局“敷衍塞责、头脑简单、愚蠢迟钝”。
“在他们看来，”当时任斯特林公司医务部主任的威廉·索莱尔说，“阿司匹林是个棘手的问题。”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药学院副教授的索莱尔便是力主提出此次修改标签申请的主要人物。“我父亲每天晚上都要服一片阿司匹林才能入睡，”索莱尔说。“我以前还老是笑他。我到科尔比去上学，在那里我在杰克逊实验室工作过。‘爸爸，’我说，‘请相信我——它对你的睡眠没有任何帮助。’后来我到康奈尔大学读博士。我回家时又说：‘爸爸， 它没有用的。’然后我到宾州去教书。‘爸爸，你服用阿司匹林不会有任何好处。’后来，在我（于 1979 年）到斯特林公司工作大约一个月之后，我接到一个名叫（彼得·）豪里的人打来的电话（当时他在达特茅斯）。‘我的试验成功了，’他对我说。‘我发现阿司匹林能缩短失眠症患者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复活节期间我回到家中。‘爸爸，我要承认我有一个看法是错误的。它确实能减少入睡准备时间。’父亲说：‘我本来应该告诉你这一点的。你还可以研究一下阿司匹林和心脏病发作之间的关系。’”
索莱尔照办了。他是学药学的，也曾很感兴趣地关注过维恩、贝里斯特伦和萨穆埃尔松在这方面的探索。因此他不能毫无保留地接受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所得出的结论，他怀疑该试验没有真正本着随机的原则去挑选受试者。正如该试验报告的作者所承认的，在随机挑选患者的过程中出现了“某种不平衡”，总的说来，在试验之初，阿司匹林组患者的病情要比对照组重一些。更重要的是，索莱尔不愿轻信任何一次试验。“我把所有阿司匹林试验结果用曲线表示出来，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的可信性）要比其他试验低很多，”他说。“在数学方面我绝对算不上专家，但仅仅采用统计的办
法就能看出些问题。在一批试验中，你总会找出一个比较差的来。”
许多医生虽不明说但在内心里是同意他的意见的。从人们口头表示的意见来看，相信阿司匹林的医务界人士不断增多。对此，斯特林公司当然感到高兴，因为它希望向医生们宣传阿司匹林同心脏病之间的关系。而要做到这一点，斯特林公司就得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修改阿司匹林标签——这就是说，要向该局解释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得出的结论为什么不足为凭。须知，呵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是规模最大的阿司匹林试验，也是唯一由食药局的姊妹机构——全国卫生研究所出钱进行的试验。
斯特林公司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它没有为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或以前进行过的任何其他阿司匹林试验提供过资助。因此它不能直接使用这些试验的原始数据。而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报道是不够完整的，无法令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那些挑剔的审查人员感到满意。要得到该局会索要的原始数据， 索莱尔必须要求像彼得·埃尔伍德这样的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去拼凑一套详尽的材料。在没有哪一家美国公司会因此而多赚几个钱的情况下，这些人对于这种事是不会有什么兴趣的。
在索莱尔看来，1980 年 5 月，即在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报告发表四个月后，《刺血针》杂志发表的一篇社论使得形势发生了骤然的变化。社论说，在临床试验学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与会者对阿司匹林及心脏病试验中得出的证据的看法是一致的。一种新的——而且事实上也是争论极大的——集体观察试验的数学方法证明，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报告是“随机波动”的结果。这种分析认为，尽管没有一个试验能从统计学角度证明阿司匹林有很大的好处，但总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此药能预防心脏病， 至少对于已经有过一次心力衰竭的人是这样。该社论对这一新分析的结果是如此深信不疑，以致它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制药公司现在应当生产并销售以某种实用形式包装的阿司匹林，如采用标明日期的日历式包装，帮助人们记得每天服用一粒，如果处方上是这样写明的话。
斯特林把这篇社论当做它提出申请的依据。由于所有六个试验所测试的
都是阿司匹林用于防止第二次心脏病发作的效果，所以该公司所申请的不是允许把阿司匹林作为一种预防心肌梗死药物来介绍，而是作为预防二次心肌梗死药物来介绍。正如索莱尔所预料的，心肾谘询委员会要求科学家们提供更多的资料。“这意味着，不仅我们又去找他们，而且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向他们索要（资料）。”即便如此，诱使科学家们去说明理由简直同说服食药局听他们的意见一样难。埃尔伍德很踌躇。“起初，这是我最不想干的事，” 他说，“但是，斯特林公司老是来找我。”索莱尔还真说动了他——他说， 此事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而且别的公司若提出申请都不可能获得批准，因为它们多年来一直设法隐瞒它们同阿司匹林的联系。要食药局主动批准，那更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斯特林公司提出申请时，咨询委员会觉得很难作决定。该委员会的成
员们对阿司匹林试验结果感到失望，他们认为这些试验结果模糊不清。此外， 索莱尔怀疑他们希望一种新的心血管病治疗办法，即日一受体阻滞药，能证明对于治疗心脏病是非常成功的，从而使斯特林公司的申请变得没有必要。
（B——受体阻滞药可减慢心跳速度并降低血压。）“事实证明它们不是万应灵药，”索莱尔说。“所以当日—受体阻滞药研究报告出来时，我们仍未撤回申请。”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勉强同意于 1983 年 3 月开会让斯特林公司
全面阐述理由。
该公司的三位证人是埃尔伍德、加拿大安大略省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心血管专家杰克·赫希以及牛津大学的理查德皮托。皮托是一位统计学家，《刺血针》杂志上的社论就是他写的，该社论所依据的非常规统计分析也是他亲自进行的。所有这三个人都是纯科学家，他们都极不愿意使自己的言行给人留下向商业压力屈服的印象。皮托不让斯特林公司为他付旅馆费和机票钱，也不肯同索莱尔详谈他打算在听证会上说些什么。开会的前一天， 索莱尔好不容易才把三个证人找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免得他们重复彼此的证词。“请相信我，”他说，“这些人在道德方面都是洁白无瑕的。”
会议一开始由赫希作证。他引导着委员会审查了有关血栓心肌梗死的主要原因的证据。他说，尸体解剖通常可以在因心力衰竭而死的人的动脉中发现血栓。血管造影术——一种通过注射特殊化学物质来增加 X 光强度的办法
——清楚地表明，这种动脉血栓是由血小板造成的。他说，阿司匹林能抑制凝血恶烷，而凝血恶烷导致血小板的聚集。因此，阿司匹林应能阻止血栓形成，从而也就能防止心力衰竭。作证完毕。
接下来，埃尔伍德把六项公布了结果的临床试验——包括他自己的试验在内——概述了一番。除了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这一项试验之外，所有试验都证明阿司匹林有正面的效果。但是这些结果在统计学上都是没有意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他五项试验与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是一致的， 因为这项试验也未能证明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效果。所不同的是，在其他试验中看到了阿司匹林的好作用，而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却没有看到任何作用。埃尔伍德对委员会说，这些试验结果“与以前报道过的试验结果不一致”。
赫希和埃尔伍德的证词只是第三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发言者皮托作证的前奏。皮托身材极瘦，一把稻草色的头发束在脑后，尖尖的脸几乎与老鹰相似。他解释了他用以改变阿司匹林数据的统计手法——这正是斯特林公司据以提出申请的方法，也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前从未批准过的方法。他猜想自己的意见一定会遭到反对，所以一上场就摆出先发制人的架式。他以前同全国卫生研究所打过交道，认定美国机构对外国科学家和外国人的见解抱有偏见。（“我们英国人常说，”他说，“NIH 这个缩写所代表的是‘非本地发明，①——只要不是美国人提出的意见，他们连听也不要听。”
委员会对他的话发生了兴趣，但却依旧深感怀疑。委员中没有几个是统计学家，但他们都认为皮托的统计是违反规则的。他的做法决不可取。头脑敏捷、干脆利落、态度生硬的皮托一个劲地草书着各种图表，拍到高射投影机上放给与会者看。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人员面无表情地听着他讲；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说，皮托的证词简直就是异端邪说。
负面的反应还不限于此。在皮托讲话时，斯特林公司的一位名叫门罗·特劳特的经理悄悄地走进了会堂。正统而保守的特劳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一个束着长发、没打领带、身穿一件结巴巴的灯芯绒夹克衫的男人低头站在高射投影机旁，用一支棕色的粗头笔胡乱涂写着。公司人员通常作讲解时，
① 有一种药维恩未作解释，那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对乙酰氨基酚几乎没有抗凝血作用，所以不能算作非类酯醇消炎药。今天，在对乙酰氨基酚发明一个多世纪之后，对乙酰氨基酚成了现代的阿司匹林——一种广受欢迎但却没有人完全了解的药。
主讲者总是衣冠楚楚，所用的幻灯片是预先精心印制的，而眼前这位仁兄却截然相反。特劳特惊讶不已。他写了一张纸条给索莱尔。在皮托发言的同时， 这张条子在利斯特会堂内无声地传递着。当索莱尔打开它时，他看到里面只写了一句话：“这个家伙是何许人？”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查尔斯·亨内肯斯说过：“理查德·皮托是临床试验方面的莫扎特。无论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说，还是从他愿意对蠢人表现耐心（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这一点来说，这个比喻都是恰如其分的。”
皮托出生于婴儿潮时期，在纷乱的越南战争时代在牛津大学取得了数学学位。“我于 60 年代完成学位时，”他解释说，“根本不知道该不该去工作。”他就以这种怀疑的心态谈到他在理查德·多尔爵士手下工作的情景。理查德·多尔爵士是伦敦大学附属学院医院的医学研究委员会统计研究处的负责人。这位曾指导过埃尔伍德首次试验的扩展工作的人士，大概称得上世界最杰出的临床试验专家。皮托以前听说多尔曾帮助证明了吸烟同肺癌之间的联系，但除此之外对他要去见的这个人以及对于流行病学和临床试验可说是一无所知。多尔很快就把这一工作的要点告诉了他：防止早亡。癌症、心血管疾病、污染源的影响——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有头脑、有才智的人可以在许多领域内作出确实能延续无数人的生命的事情。皮托接受了这份工作。不久，多尔被任命力牛津大学医学院钦定讲座教授。皮托想继续与多尔一起工作，但却不愿意从一所城市医院这样实实在在的天地迁到一所大学里去。在他的想象中，那一定是一个超凡脱俗、静寂沉闷的地方。不过他最终还是到牛津去了。在那里，由于他没有博士学位，多尔只好以电脑程序员的名义雇用了他。
皮托就是以这样一种不算幸运的方式加入了第三代出色的牛津大学统计学家的行列。在某种程度上，临床试验的各种规则正是这批统计学家发明的。他们中的第一位便是奥斯订·布拉德福德·希尔爵士，人们把合理而符合道德的人体试验方法的确立归功于他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期发表的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作为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学院的医学统计教授，希尔是于 30 年代制药公司开始陆续推出新药的时候崭露头角的。在希尔看来，不能正确地研究医学上可能出现的进展，这与疾病本身同样可怕。“他非常清楚地表示，必须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皮托在两次话题广泛的谈话中说。“他能使统计数字变得浅显易懂，而统计学若运用得当，本来就是浅显易懂的。我认为他是有吏以来最了不起的医学统计学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医学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试验新药。要试验的第一种药是链霉素，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抗菌素。由于药源不足， 不是所有患病者都能得到此药。希尔认识到，仔细比较使用链霉素的患者和没用这种药的患者，就能对这种药的作用——包括其副作用——有充分的了解。以前，他的随机抽样主张总是遭到强烈的反对。而今，由于无法向所有肺结核患者提供链霉素，医研会除了尽量妥善地对付这种不利的局面，允许希尔进行首次大规模的、严格按随机原则抽样的试验之外别无选择。试验结果于 1948 年公布。当年，他当上了医研会统计研究处处长。统计研究处的工作人员中有一位爱好数学的年轻人，名叫理查德·多尔。希尔开始同他谈起肺癌问题。原先，肺癌只是一种少见的病症，而这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迅速地蔓延开来，从 1922 年到 1947 年，这 25 年中肺癌病人增加了 15 倍
之多——他们两人撰文说，这是一种“惊人的增加”。为了探索病因，他们采用了流行病学常用的办法，即研究不同群体的人患病的模式。他们拿伦敦20 家医院的 649 名男性肺癌患者与年龄与性别相同的非癌症患者作了比较。
到 1950 年，他们就做好了发表初步研究报告的准备了。正如世人今天所知道的，他们发现，肺癌患者中的大多数都是吸烟者。光是这一点还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大多数没患癌症的男性患者也都吸烟。然而，从未吸烟的癌症患者的比例（649 人中有两人，占 0.3％）低于对照组的相应比例（649 人中有 27 人，占 4.2％）。无论是 0.3％还是 4.2％，都是小数字，但是它们之间相差 15 倍，这却是明白无误的。多尔与希尔估计，这种情况出自偶然的可能性为百万分之一。
这份研究报告引起了震动，由此开始的反吸烟运动持续至今。多尔和希尔一直受到烟草业的谴责，直至希尔于 1964 年退休。他退休后，多尔—— 现在已是理查德爵士了——成了辱骂的主要目标和联合王国最著名的流行病学家。皮托就在他手下工作，评估白血病与其他癌症以及心脏病和肝病的治疗办法。（他终于在 1975 年在大学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职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医生们在接受了随机的原则后，进行的临床试验真是成千上万。试验结果源源不断地送到皮托的办公桌上。这些结果常常是令人失望的，特别是与癌症有关的试验。年复一年地进行新疗法试验，年复一年的试验结果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当某项试验产生出有希望的结果时，它可能引起一阵兴趣，但是在第二次试验中，这种结果几乎肯定不会再度出现。“任何试验都没能产生重要的结果，”皮托说。“终于，我开始考虑这究竟是为什么。原因在于，这些试验都太复杂了，最重要的是，规模都大小了。”
根本的问题是，所有简单的病症都试验完了，像癌症和心脏病这样的疾
病与肺结核不同，它们不是由一种细菌引起的，而是各种环境方面和遗传方面的不幸因素所致。有多重病因的疾病是不大可能像用链霉素治疗肺结核那样有单一的治疗办法的。如果一种简单的办法就能把它们治愈，那只要用几名患者、作几次试验就可以把它找到了。不仅如此，如果真有这样的疗法， 人们肯定早就知道了。因此，皮托分析，医生们应当寻求适度的、渐进性的改善。“可惜，”他说，“当时做的试验都不能使人可靠地观察到这样的效果。”
适度的效果只有在大规模的试验中才看得出来。而且，病例越少，试验的规模应当越大。假定一种新的治疗办法能把发生第二次心力衰竭的可能性减少 1/4，那就得用一种可以可靠地观察到这 1/4 效果的方法来对它进行测试。由于新近发生过心力衰竭的患者再度发生心力衰竭的比率为一年 10％ 左右，在一项有 200O 名这样的患者参加、把他们等分成治疗组和对照组的试验中，每年会有大约 175 人死亡，其中 75 人在治疗组内，100 人在对照组内。
当然，只有在极其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得出与预计完全相符的结果。而
且，不仅如此，还必须在相当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数据。在进行了一年之后，这种有 2000 人参加的试验不能得出任何肯定的结论——如埃尔伍德的试验，其结果被宣布为在统计学上是没有意义的——可能性超过70％。总的死亡人数（175 人）以及预计的治疗组和对照组死亡人数的差额
（25 人）都不够多。要想把观察不到那每年 1/4 的改善的可能性减少到 10
％以下，就得让大约 1 万名不久前发作过心脏病的人参加试验——为埃尔伍
德第一次试验参加人数的 8 倍，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受试人数的两倍。如果所试验的治疗办法是为了预防第一次心力衰竭，试验的规模还得更
大一些，因为总人口中心力衰竭的发生率要低得多。要观察到每年 1/4 的改善，参加试验的患者人数需要增加到 13. 3 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城市的人口。
如果把试验时间延长，在几年之内完成，这些人数可以大大减少。然而， 试验的时间不能拉得太长，因为受试者的年岁要增大、会搬家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死亡。而且也不能指望研究者把许多年的时间花在一项研究上。因此， 除非收集成千上万人的资料，否则永远不可能观察到心力衰竭发生率方面这1/4 的差别。“显而易见”皮托说，“报纸上公布的那些给几十名癌症患者服用了某种东西然后就宣布多少多少人病情好转的试验——它们中有 90％ 是毫无意义的，纯粹是浪费时间。要想看出具有现实意义的适度的差别，就得让足够多的人参加试验。”
具有现实意义的适度差别。这个简单的概念在实际上却意味着非得把通常那种从事医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一番彻底的重新估价不可。以前的大多数试验——现在依然常常是这样——从构思上看规模都大小，无法观察出具有现实意义的适度差别。所以会有这种不足，不仅仅是因为研究人员不懂得这个道理，而且因为让足够的人参加试验使试验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说服力，这需要巨大的开支。大多数试验都需要不间断地观察受试者，如果试验时间为二至三年的话，每位受试者的开支可高达一万美元。倘若进行皮托建议的那种超大规模的试验，让上万名患者参加，那开支可能达到一亿美元之巨。这样巨大的开支是无法承受的，这种事根本办不成。
在皮托看来，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是明摆着的：舍去那些可有可无的花
架子。把监督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他说，如果医生们想知道哪种治疗办法能产生在像癌症这样的复杂病症中可能得到的适度的效果，他们就必须知道该如何进行大规模的、简单的试验——即那种对有数万人参加的治疗提出一些不复杂的问题的试验。这样，你们会失去所有的详细资料；你无法对参加试验的各个小组的情况有多少了解。你甚至不会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按时用了药。但是，如果各受试组的人数够多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了解这些情况， 到时候受试者之间的差别自然就会一清二楚了。”人们都觉得，要做临床试验，就要做得一丝不苟，”皮托说。“于是，你收集有关每一位患者的大量资料。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确实，这有什么复杂的？给一半人用甲药，另一半人用乙药，然后你就等着数尸体好了。”
皮托既已得出人们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这一结论，因而便大力鼓吹不按常规办事。他说，大规模的、简单的试验是理所当然的办法。有时，他会对那些不同意他的主张的人变得不耐烦，他年纪不大，长着一张娃娃脸，于是便得到一个“难缠的孩子”这样一个绰号。“医生们都习惯于被敬慕他们的崇拜者们所包围，”与皮托共事过的中风病专家威廉·K·哈斯这样解释。“而当理查德进入他的牛顿模式的时候——嗯，他倒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但是他们却不喜欢他。”
由于皮托鼓吹的是与通常的做法相反的东西，那反应自然是消极的了。“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试验——”皮托耸耸庸膀说，“人们会觉得这想法太怪异，觉得这不是个很认真的念头。”在当时，他所处的还是一个流行做小规模的复杂试验的世界。
这方面的前景是令人沮丧的。大多数小规模的复杂试验都不能观察到他认为可以期望的那种效果。此外，就连那些确实报告出了结果的试验也很可能是错误的。如果这些疗法试验是按照统计学上有意义的通常标准来进行的
——即其结果是由随机波动造成的可能性不超过 5％——那么，每 20 个试验中就将有一个显示出实际并不存在的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效果。由于全世界在做的试验成百上千，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医学杂志上会充斥着虚假的万应药方和不值得重视的治疗办法。皮托认为这种局面的存在是十分荒谬的事情。千百万美元的巨款被浪费在那些做不到它们该做的事情的试验上，而且还会造成损失巨大的无谓痛苦和死亡。
皮托坚信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但是，他需要一种能证明可以采用其他途径达到目的的办法。这办法原来就在阿司匹林身上。
皮托在牛津大学工作期间一直关注着有关阿司匹林的试验，但他得出的结论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刚好相反。“到 1977、1978 年，我觉得证据已经相当充分了，”皮托说。“阿司匹林的效力看来是越来越强。但是，单凭一项试验，得不出任何在统计学上有意义的结论。”他确信，只有进行真正大规模的试验才能取得明确的答案。他向多尔征求意见，多尔建议通过试验来确定——用他的话来说——每天一片阿司匹林能否保全医生们的性命。多尔和希尔所进行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吸烟调查对英国医生们的吸烟习惯做了研究，现在多尔想再次进行这样一次研究。他们两人知道这项研究的工程量很大，于是便鼓动别人加入试验小组，其中包括心脏病学家罗里·科林斯、神经学家查尔斯·沃洛（大脑、脊髓和神经科专家）以及哈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查尔斯·亨内肯斯，他当时正在牛津休假。1978 年和 1979 年，他门向 1900 年以后出生、当时仍被列在医学人名录上的英国每一位男性医生写了信。在把那些已经在服用阿司匹林或有过溃疡、中风和心力衰竭史的医生排除之后，牛津的这个小组确定了 5139 名试验对象。给其中 2/3 的人服用阿司匹林，其余的 1/3 则被要求避免服用阿司匹林，而用对乙酰氨基酚来治疗头痛。要求所有受试者每隔半年填写一份有关他们的健康状况的问卷。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对英国医生做的这次试验是要测试阿司匹林对健康人——而不是已经患过一次心力衰竭的人——的效果。这正是皮托一直鼓吹的那种简单的试验，但人数还不够多。“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找不到那么多的英国医生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科林斯说。“我们从开始试验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这一点。我们认为这也许是使球能够滚动起来的一个办法。”
与此同时，多尔、皮托和亨内肯斯联名向全国卫生研究所申请经费，在美国进行一次类似的、但规模更大一些的试验。将同美国的每一位男性医生联系，通过明信片来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这种很不严格的跟踪方式使全国卫生研究所感到不安，它说研究人员应当更密切地注视受试者的情况。皮托回答说，他们进行这两项试验的主要目的都是看看能否减少死亡人数，而很少会有病理学家在确定死亡方面存有偏见。（“僵尸是不会有同伙的，”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爵士于 1952 年写道。“因此，死去的患者的数目
（在试验中）是最有说服力的。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没有哪位统计学家指责医生过分依赖临床印象。”）这个建议被拒绝了。皮托认为，建议被拒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全国卫生研究所歧视外国科学家。三个人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由亨内肯斯把建议重写一遍，以他个人的名义呈送美国政府。
在此期间，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报告公布了。“这是证明阿司匹林不起作用的一个确凿的、全美国性的证据，”皮托说。“我当时正竭尽全力要在美国开展一项研究，现在看来，由于人们对这个报告的错误解释，这件书情是办不成的了。”错误解释——这位极力鼓攻进行大规模试验的人居然也反对起规模最大的阿司匹林试验来，这听起来未免有些荒谬。皮托有两个理由。第一，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的规模的确很大，但在他看来还是不足以解决存在的问题。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应当只看一项数据，不管取得这个数据的试验规模有多大、花的钱是多么多。相反，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应当把所有六个试验综合起来看，像食药局这样的机构应当根据全盘证据来作决定。在皮托看来，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报告没有对大范围的情况产生重大的影响。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看，仍旧是对阿司匹林有利的。
他向临床试验学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该学会将对这些观点进行——用
他的委婉说法——”大量的讨论”。他承认，他的结论“有点离经叛道”。皮托建议根据全盘证据来下结论，这一看起来很合理的建议在某些临床
研究专家中引起的惊恐实在难以尽述。生物统计学家们通过痛苦的经历认识到对不同组别加以比较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们坚信绝对不能把一个试验得出的数据同另一试验得出的数据揉在一起。“他们会说：‘不能那样做！’，”亨内肯斯回忆说。“‘这样做是违反统计学的起码规矩的！你这是把苹果和桔子加在一起！’”
“我很讨厌他们谈论把苹果和桔子加在一起这类话，”皮托抱怨说。“他们总是这样说，但这种说法向来是错误的。我们不是把苹果和桔于加在一起。”皮托也认为绝对不能拿一项试验的患者同另一项试验的患者做比较。你若是把原始数据集中在一起，把所有患者当做是参加同一试验那样对待， 用同样的程序、做同样的诊断，那是非产生倾向性不可的。但是，你可以对每个试验提出同样的问题——这种治疗是否有用？——然后把答案加在一起。
多年以前，其他统计学家就提出过类似于皮托这种将试验结果相加的主
张。这是个很聪明也很简单的办法，不是专家的人也可以明白。具体做法是这样：先假定该治疗办法不起任何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治疗组的死亡人数就应当同对照组一样多。当然，凡事总有偶然性，所以在任何一项试验中， 两个组的死亡人数之差极少可能是零。总会有些正 1 或负 2 等小的偏差，有时是这个组多一些，有时是那个组多一些，这完全出于偶然。但是，如果把对同一种基本疗法进行的各种试验得出的差数加在一起，那就会把偶然的因素抵消。这各种各样的正或负相互抵消后，总数就接近于零了——如果关于该治疗办法无效的假定是正确的话。
如果总的结果与零相距很远，那就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种治疗办法是有某种作用的，即便个别试验不能明确地衡量出来也罢。该方法的效用来自它把一种适度的效果扩大许多倍的能力。在个别试验中看到的差别有时大一些，有时小一些，但大多数时间都有同一趋向，而它们的和与零相距越来越远。
使皮托感到恼火的是，这种方法得了一个雅号，叫“超分析”。（他更喜欢“概观”这种叫法。）不管叫什么名字，他在 70 年代中期开始鼓吹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众口一词的热情赞扬。“那时，”他说，“虽然已经看
得很清楚，试验结果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研究的，但是人们却总是认为此事决不可为。他们对试验所持的观点大形式主义化了，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陈旧观念。”要证明这种办法是可以广泛采用的，他就得用它来解决一个具体的医学争论——即找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超分析可以告诉科学家们他们没有想到的而且用任何其他办法都不能获知的情况。
当皮托于 1983 年 3 月应威廉·索莱尔之邀来到华盛顿时，他已经找到了适用的医学争论的例子：阿司匹林。他不仅希望用阿司匹林来证明大规模试验的必要性，而且要证明他的概观法的适用性。首先，他打算证明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未能得出积极的效果，这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正如科学家们所说，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明没有。）其次，他想证明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应被看作综合证据的一部分，而不应看作肯定的答案。”①
在利斯特会堂内，索莱尔听皮托的发言时，越来越感到焦虑。这位英国统计学家所关注的是科学上的事情，而索莱尔一门心思考虑的却是他的讲话在商业上的影响。阿司匹林当初就是因为笼罩在对乙酰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头上的光环而败下阵来的。如果能把阿司匹林的专业标签改换一下，把它能预防心脏病的用途包括进去，此药就会甩掉它作为一种老的、没有什么意思的家庭常用药品的形象。索莱尔已经在考虑如何宣传它在预防心脏病方面的效用了。但这谈何容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从来不允许在电视上为处方药做广告。但是，阿司匹林不是处方药，如果索莱尔能消除在电视上宣传它的妙甩的障碍，拜耳阿司匹林就可能真的得救了。**斯特林公司所必须做的只是使食药局同意修改标签。他想要的是一种简单、友好、讨人喜欢的介绍。他希望有关的委员会能很快接受皮托的分析，然后很快作出有利于阿司匹林的表决。而皮托 却用一种冷讽热嘲、很不正经的方式讲话，令委员们很不痛快。更糟糕的是，索莱尔看得出，他们根本不买他的帐。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一位名叫菲利普 L·德恩的调查员就埃尔伍德的首次试验向皮托提出了一大堆问题。他指出，密码解开得大早了，这自然使试验结果变得可疑。此外，斯特林公司要把此药用于预防第二次心力衰竭，但是，与其他试验不同的是，原先并没有把第二次心力衰竭以表格形式列出来。
（埃尔伍德起初曾着眼于各种形式的心脏病，而不仅仅是心力衰竭。）皮托说.考虑到此次试验进行得很细致周密，把这么多资料丢弃实在大愚蠢。德恩对他的说法并不满意。他对委员会说，对阿司匹林有利的证据太少了，世界上进行的所有数字游戏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他要求皮托承认他的推理所依据的是“关于（埃尔伍德的）试验的真正结果的假设”——也就是说，他的论点建立在不可信的试验的基础之上。
“我认为这样说是不公平的，⋯⋯”皮托说。显然，他承认，任何人都希望进行一次有数千人参加的、十全十美的试验。“参加的人数越多，这种
① 像布非林这样一些产品声称它们所含的解酸剂能防止阿司匹林引起的胃部不适，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些产品抱怀疑态度，原因之一就是，解酸剂是直接中和胃酸的，而阿司匹林之所以有副作用，则是由于它防止胃壁生成前列腺素。那些厂家争论说，中和过的胃酸不会因为胃壁受到损害而引起胃痛，因此解酸剂能消除阿司匹林引起胃部不适的副作用。但是，食药局反驳说，以前就有胃病的人会发现，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造成的损害不会由于胃酸的短期减弱而抵消。虽然食药局勉强同意了阿司匹林加解酸剂制成的药在市面上出售，但却不允许厂家宣传它们能消除胃部症状——正因为如此，这些厂家在广告中只说这种药“对胃部的刺激比较小”，而不是说它“对胃部无刺激”。
偶然因素被排除的机会就越多，因此你就不必对它感到担心⋯⋯但是，如果你说，好吧，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得出可靠结论方面最多能做到什么程度呢，那你就得去做你所能做的最不带倾向性的分析了。”他说，人们就得根据“获取所有可能得到的不带偏见的数据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埃尔伍德的试验结果。
“皮托博士，”委员会主席、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生物统计学家理查德·克朗马尔说，“我认为，菲尔的论点——在这个问题上它也许不是太有说服力——在于是否存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某种带有偏见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随机抽样过程中有什么不当之处“不对，不对，”皮托急忙打断他， “随机抽样是英国人发明的，确实如此。”
委员们笑了起来，但皮托却是真的动了气。阿司匹林的使用不仅从药物学的观点看来是有道理的，而且，从概观上说，它的好处也是不言自明的。勿庸辨驳的是，这些效果出于偶然的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考虑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常认为只要是 1/20 的偶然性就足以成为作决定的依据，皮托认为该局不应当在阿司匹林问题上不循此例办事。
超分析不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胃口。该局在药品问题上向来是按照一个“黄金标准”作决定的，这个标准就是：要有两个妥善进行的临床试验。这个标准沿用已久，在 70 年代初期的辉瑞案中贸委会就曾试图采用这一标准。而现在，皮托却对它提出挑战。他认为在当今时代多得不计其数的临床试验中，制药公司要找到两个进行得一丝不苟的、无论得出什么结果——不论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结果——的试验都找得出来。
在场的人并不想听他的这番宏论。皮托说，在全国卫生研究所，“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是一个涉及感情的问题”。“他们为这项试验花了 1700 万美元，当然不想听人家说它有误导作用。”他认为，这一批评来自外国人， 这就更加不受欢迎。他不喜欢德恩等人对他那种吹毛求疵的态度。越来越不耐烦的皮托毫不掩饰他对该委员会拒绝探讨超分析中提出的问题这种做法的恼怒。另一方面，委员会的成员们不停地盘问埃尔伍德和皮托试验是否真正做到了随机抽佯——皮托后来发现，他们在抽样方面所担心的只是由外国人进行的三次试验。双方的火气越来越大，斯特林公司希望能决定拜耳阿司匹林的未来的这次会议最后变成了一场分不出你高我下的争吵。
皮托发言后，德恩宣布由于三项外国试验的随机情况不能确定，人们对这些试验甚表怀疑，因此不能仅仅根据这些试验来提出申请。“蠢货！”皮托嘟囔着说。“白痴！”尽管皮托表示蔑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心脏病与风湿病药物审查委员会主席雷蒙德·利皮基却抱怨说，拟议中的阿司匹林标签是有关第二次心肌梗死的——不论是致死性还是非致死性的——而埃尔伍德的研究却主要是着眼于死亡的情况。后来又把有关第二次心力衰竭的资料从每个患者的档案中取了出来，这就可能导致倾向性的存在。而且，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无法排除埃尔伍德把密码公开、从而使试验失去其盲目性这样一个问题。讨论一直围绕着倾向性这个问题在进行，这使埃尔伍德很恼火， 因为他 20 年来一直是随机抽样原则的忠实实行者。坐在他旁边的皮托嘟嘟囔囔地咒骂着。埃尔伍德遵照一帮美国人的意旨公开了密码，但却因此而受到另一帮美国人的攻击。皮托的声音很低，但却听得很清楚。
“我很奇怪，”利皮基说，“你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这些第二次心肌梗死
的资料。”他嘲讽地说，除了皮托在高射投影机上草草绘出的那些图表之外，
谁也没见过任何别的东西。“你们为什么就那么相信它？” 另一个委员说，接受它当然是以数据准确为前提的。
“嗯，”利皮基说，“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呢？”委员会主席克朗马尔指出，他们所必须知道的只是：在作诊断的当时，
是否坚持了盲目性。如果最初报告了第二次心力衰竭的医生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研究对象究竟是属于治疗组的还是对照组的，那么，后来看他们的报告就没有问题。情况是否如此？
“是的，是这样，”埃尔伍德回答。
克朗马尔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想要的是能证明是坚持了盲目性的“某种文献证据”，并认为在这种证据得到证明之前谁也无法再往下进行。接下去，皮托和埃尔伍德看到委员们都表了态。最后的决定再度被推迟了，这使索莱尔感到沮丧。他把皮托和埃尔伍德拉来作证，结果却没起任何作用，超分析根本没得到讨论。在两个小时的争吵之后，事情毫无进展。
斯特林公司的门罗·特罗特气乎乎地问道：“我可以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对我们的申请作出决定吗？这项申请 1980 年就送到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来了。”
利皮基答应，如果能提供出数据，他们将在四五个月内再度讨论这个问题。
“我也能提一个问题吗？”皮托问道。“你们究竟想要什么？你们不会想要一个很长的清单，每项试验报告附一页纸，因为这对你们毫无用处。⋯⋯ 关键之点是，正如主席所说，你们需要的是证明没有倾向性的证据。这才是你们所需要的。”
利皮基表示问意。 “实际上，你们还必须对进行试验的入给予信任。你们必须这样做。这
些试验人员不是受企业雇用的。他们是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才决定进行试验的⋯⋯他们是为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工作的。”他大声说，要他们拿出大量的材料，即很容易办到，但这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我们需要的是某种书面的东西，”利皮基说。他建议皮托会后同他私下谈一谈，而不要通过麦克风彼此叫喊。
皮托却不想私了这段公案。“我想对你们所要的东西有个大致的了解。你们是想要 5 页纸，还是 50 页、500 页，因为如果是 50 页或 500 页的话—
—要知道，我可不是拿了别人的钱到这里来的。你们美国人之间搞些什么名堂，我其实并不怎么在乎。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接下去还谈到，总的疗效是出于偶然的可能性少于万分之一。这是一个核心的事实。不论埃尔伍德的数据遭到什么命运，都不会改变这一事实。
利皮基说，如果关于再度梗死的数据是追述性的，“我可能连考虑都不愿意考虑，我才不管它是不是 0.000000001 的可能性呢。根本不会考虑，就是这样。”
皮托被激怒了。“如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政策是等到孤立进行的一次试验产生出惊人的结果，那你们的倾向性会比实行把所有相关的数据综合起来看的政策更大。这是伪科学。”
斯特林公司并不想指责食药局搞伪科学。皮托的气话在会场中还余音未了，索菜尔就匆忙插言对委员们出席会议表示感谢，并说这是一次令人感兴趣的交换看法的会议。对会上的敌对情绪感到惊愕的委员会草草地结束了会
议。
怒气未消的皮托和埃尔伍德会后立即去见了利皮基。“我要告诉你，我的试验小组是严格按随机抽样的原则行事的。”埃尔伍德说。“你能不能把我的话作为君子之言来听呢？”
“不能，”利皮基说。
埃尔伍德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儿，皮托也走了。
下一次会议不是在四五个月之后举行的，也没有在 12 个月之后举行，
而是在 21 个月之后、即 1984 年 12 月 11 日才举行。各方都作了充分的准备。过去的几个月内，索莱尔的周末——他后来抱怨说甚至连他的生日——都是在公园大道 94 号斯特林公司总部度过的。他加班加点的目的是要确保他那三大本厚厚的活页夹的材料能在开会之前交到咨询委员会手上。埃尔伍德起草了一份描述他的随机抽样方法的材料，附上了他的小组进行最初计算时所用的草稿纸的样本。“我相信，这些证据足以证明我在拟定再度梗死名单时根本不知道一位患者接受过何种治疗，”他写道。皮托则基于他对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怨怒而同牛津大学的萨拉·帕里什一起汇编了一份详尽的、读起来会把人累得精疲力竭的材料，对全部六项试验重新做了分析，其中包括把一万名受试者中每一个人的资料都输进了牛津大学的主计算机。后来，他在计算机上操作了 20 个小时之后，得到了一项完整的超分析所需要的原始数
字。他对咨询委员会说过，他认为提出一份 500 页的资料是荒谬的做法，而
如今，他整理出来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份 500 页的东西。
他的讲稿的核心部分是对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的重新分析。尽管皮托在这一点上对咨询委员会表现得反常地客气，但他认为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进行得不够得当——这么大规模的试验是不该有这么大的误差的。当报告的作者承认，到了最后，阿司匹林组参加者的病情要比对照组的重一些的时候，他就确信，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份报告一定会找出它有某些地方是有问题的。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每一处细节都研究过之后，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试验进行得非常好，”他说，“他们只是大不走运罢了——这是我阶听说过的最不走运的试验。他们用随机抽样的办法挑选了数千人，工作做得无可挑剔。但是幸运之神还是不肯眷顾他们。”
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咨询委员会对超分析还是抱有很大的怀疑。“我不想说皇帝没穿衣服，”一位委员后来说。“但实际上，我想皇帝是呆在一个很黑的屋子里，我什么也看不清。”在 12 月 10 日、即举行阿司匹林会议
前一天的一次晚宴上，该委员会进行了一次非正式投票，结果以 7 比 0 否决了斯特林公司的申请。
同上一次一样，委员会会议于第二天上午在全国卫生研究所的利斯特山会堂举行。与会者中出现了一些新面孔。令索莱尔感到惊愕的是，其中有一些面孔是属于竞争对手的。如果拜耳阿司匹林能改变它的专业标签，其他阿司匹林公司很快就会搭车沾光，享受斯特林公司的努力成果。
首先作证的是密苏里州堪萨斯城退伍军人管理局医疗中心的 H·丹尼尔·路易斯，他刚刚为该局完成了一项大型的阿司匹林试验。试验是在管理局下属 12 个医疗中心进行的，共有 1266 名因不稳定心绞痛而住院的男性患者参加。所有受试者都受过审查，有的人服用阿司匹林，有的服用无效对照剂，然后跟踪观察至少一年。这一期间内，阿司匹林组死亡人数比对照组少43％。在这样长的时间内、这样多的人数中，因为偶然的因素而出现这种比
差的可能性不到 1％。
在索莱尔就阿司匹林的副作用问题讲了几句话后，皮托表明了立场。他身穿一件夹克衫，系着领带。这一次，他的发言真可谓一丝不苟：他带来了一套精心绘制的幻灯片和一份准备充分的讲稿。即使在今天，在解释为什么应当把阿司匹林看作一种心力衰竭预防药（尽管在单项试验中有一些模棱两可的结果）以及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的疾病疗法——特别是药物——试验制度需要彻底改变这两个方面，这份讲稿可能依然是最出色的佳作。
这些年来，我和我在牛津大学的许多同事越来越担心一些对人类有价值的治疗方法只是由于临床试验做得不够充分或者解释得不够充分而被忽略了。
现在，我知道在乳腺癌方面存在这种情况；我知道在心脏疾病方面存在这种情况； 我怀疑就许多其他疾病而言可能也存在这种情况。我认为，阿司匹林只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的一个例子而已，这个现象就是：由于试验的规模不够大或者对我们已掌握的材料解释得不恰当，许多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接着，他对质的变量（他为此所下的定义是一种治疗办法的基本作用，
即有益、有害或无效）和量的变量（23％的有益作用或 41％的有害作用等） 做了区分。皮托说，人们通常认为，对一个患者群——如青年妇女——非常有益的疗法对另一个患者群——如老年男子——不至于明显有害。疗效上的量的差异——即一个小组的人受益比另一小组大一些——是不难想象的，但若质的效果完全相反，那就令人惊讶了。因此，人们很容易把某疗法的效果扩大至各类人口——某种药对所有人都有效或都有害——但却不容易确定其有益或有害的具体水平。如果这些试验证明阿司匹林能帮助中年男性避免心脏病发作，那它就很可能对所有有患血栓性疾病危险的人有益。不过，究竟有多大的益处，却不容易确定。
我要说的第二点就不那么深奥了。这就是，适度地减少出现一个重要的终极之点
——例如死亡——的可能性很可能是值得的⋯⋯临床上对适度减少危险的看法是：死亡危险的少许减少在普通临床实践中是看不出来的。因此，这种做法只在理论上引起人们的兴趣，而在实践中，眼下并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这是通常的看法。你会听到某位医生说，嗯，在两百名患者参加的试验中看不出这样的效果，那么，这种效果就是太小了，不值得劳神。这不是医学上的明智态度，而是统计学上的不明智态度。
但从公众保健的观点来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危险减少的程度虽然不大，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总的效果就很可观了。我的意思是，在世界上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每年有大约 100 万名患者被送到急性心脏病科去治疗。⋯⋯其中约有 15 万人会在一年之内死亡。现在，如果能把这大约 15％的数字减至——比如说减至 13.5％，即只把危险减少 10％，那样，每年就有 15000 人可免于死亡。如果这是一种广泛可行的、花钱不是大多的办法，那样就可以从 15％减至 12％，即把危险减少 20％，（使每年的死亡人数减少）30000 人⋯⋯
显而易见，这些人中有些可能已经垂垂老矣；有些可能是人人痛恨的坏蛋，死了还更好些，但是他们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会是中年人，还颇有享受人生的机会。所以，这种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你可能不知道你救了什么人，不过这类事情是值得承认的。而眼下我们正在忽略它们。
阿司匹林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所有六个试验一一作了分析。他对
每项试验中接受观察的阿司匹林组内出现“心脏问题”——即死亡或发生心力衰竭——的人数作了计算。此外，他还根据整个试验中因心脏病死亡的人数，计算出在阿司匹林无效的情况下每项试验中本来预计会死亡的人数。如
果阿司匹林有任何好处的话，观察到的死亡人数就会比预计死亡人数少，也就是说，阿司匹林能挽救生命。他在每项试验中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他指出，这是符合各项试验中的质的变量——即疗效方向——应当没有什么差别这种设想的。但是，各项试验中观察到的心脏问题的数目同预计的数目之间的差数有很大的不同，在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中是 4.3，而在埃尔伍德的第二次试验中是 26.3。这种波动正符合皮托关于量的变量的概念，即一种治疗办法的利弊水平是很难具体确定的。
接下来，他把他计算出的每次试验的差数加在一起。如果阿司匹林无效。那么每个差数都应当在零的上下，有时为正数，有时为负数，但总数应当接近于零。但这些试验的情况并非如此。它们的总数是 70.7，也就是说，心脏问题少发生了 70 多起。
70 当然不接近于零。进行六次试验，每次试验都显示出如此明显的趋势，那种可能性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把皮托想得到的所有对阿司匹林不利的假定都考虑在内，因侥幸而得出上述结果的可能性也少于千分之一。
对于以前发生过心力衰竭的患者，阿司匹林⋯⋯肯定——在此我用了“肯定”这个词——可以将发生非致死性再度心肌梗死的可能性减少 1/3。它还能使血管病导致的死亡明显减少，大约减少 1/6。这样，总的来说，它能使不复发的心力衰竭存活人数增加 1/5 或 1/4。
皮托说，前面所报告的不稳定心绞痛试验提供的资料证明接受他的超分
析是有道理的。“要知道，”他对委员会说，“你们这样做并不是在犯任何⋯⋯荒谬的判断错误。”
他此次发言引起的反应与上次截然不同。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接着，人们对皮托报以热烈的掌声。索莱尔回忆说，“后来，琼（·斯坦达尔特，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对我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所听到的最精彩的发言。” 看来，抵制情绪已经荡然无存。
说起来很滑稽，超分析之所以被接受，其部分原因正在于委员会现在不必理会它了。阿司匹林与心肌梗死试验是一次规模很大的试验。由于偶然的因素，它几乎未能证明阿司匹林有任何效果。而要声称阿司匹林有效，委员会就得以皮托的研究作为作出有利评价的依据。如今，幸好有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试验结果。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试验，而且证明阿司匹林有很大的效果。
（毫无疑问，皮托会说，由于偶然的原因，它所显示的效果太大了。）这样就符合那个黄金标准了：一项试验使得全国卫生研究所提出反对使用阿司匹林的建议，另一项试验则提供了主张使用它的理由。人们可以接受超分析， 但却是以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试验作为这样做的理由。（“我认为不稳定心绞痛试验在好几个方面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位委员说，“而且我觉得它使得提出建议比以前容易得多了。”）皮托发言结束后，没出几分钟，咨询委员会就通过表决一致决定对标签作出更改。阿司匹林被接受了，但是如果皮托希望他的超分析能说服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重新考虑它的办事方式——这个嘛，反正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既然科学方面的事情已经解决了，现在就是考虑推销的时候了。索莱尔站了起来。他提醒食药局注意，斯特林公司为使这项建议获得通过进行了多年的努力。现在他希望能确保只改变斯特林公司的标签，而不改变其竞争对手的标签。那些公司的代表也在场旁听。“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为了使所有在场的制造商都能明白这个意思，”他说。
“我们只是要求诸位，”斯特林公司的另一名经理乔治·戈尔茨坦解释说，“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向你们推介此项建议，我们费了多少事，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和金钱⋯⋯仅此而已。”
委员中有人问他，斯特林公司是否希望只让它一家公司有权声称阿司匹林能预防第二次心力衰竭。
“我坚持我的声明，”戈尔茨坦说。全场一阵哄笑。
1985 年 10 月 10 日，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玛格丽特·赫克勒对一批记者宣布，每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可以预防心力衰竭的再度发生。那夭，赫克勒穿着一身小礼服似的西装，系着一条粗纹领带。在已经成为现代政府仪式的标志的闪光灯频频闪烁、摄像机嗡嗡作响的混乱气氛中，这位部长描述了阿司匹林的新标签。从加州格伦代尔的耳鼻眼科专家劳伦斯·L·克雷文开始让他的患者服用阿司匹林之时起，至此已经过去了 35 年。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赫克勒展示了对斯特林公司的奖赏：一小瓶拜耳阿司匹林。照相机咔喳咔喳地拍了一阵之后，拜耳的商标就被摄进胶卷的硝酸银中了。这些照相机中有一个就是斯特林公司的，它把这些照片散发到全国各地。它当然要这样做了。自从那些使威廉·韦斯黯然下台的丑闻发生以来，这还是拜耳阿司匹林首次登上晨报的头版。
当年，由于德雷瑟担心阿司匹林会损害心脏，此药几乎被逼上了绝路。在 20 年代，斯特林公司曾不得不在每一条广告中宣传拜耳阿司匹林对心脏没有影响，并因此而引起霍华德·安布鲁斯特的愤怒。他掀起了一场宣传运动，争取国会告诫国人提防阿司匹林给血液循环系统造成的危险。人们可以想象，要是他活到现在，看到斯特林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力宣传阿司匹林对心脏有益这一天，他该吓成什么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