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本书是根据档案材料和对数十位科学家、企业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的采访写成的。在我们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常常有人问起，我们这项工作是否得到制药公司的赞助。的确没有。除了拜耳公司、斯特林产品公司以及尼古拉斯国际公司以外，本书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公司部拒绝了我们一再提出的采访要求以及要它们给予协助或发表评论的要求。美国家庭用品公司甚至不许我们同他们的公关人员谈话。他们的一位经理人员——威廉·拉波特向我们发表的唯一“谈话”只是对新闻界的一番斥责，而且这次谈话总共历时不到半分钟。就连在我们进行调查之初曾慷慨地给予过协助的斯特林公司，到本书即将付样时也改变了态度。我们本已获准引用我们在允许公众查阅的档案中找到的内部通报，但斯待林公司这时又宣称，它对引用的材料的准确性“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定”，而且也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帮助。

本书的主要是取材于档案文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本拜耳公司在美国发展的历史来自莱沃库森的拜耳公司档案室。关于法本公司在美国的业务被接管的资料取自马里兰州休特兰全国档案中心的外国资产档案部。关于战争期间对敌方财产处理问题的背景资料来自盖辛斯的《国际法与美国对敌国资产的处理》一书。斯特林公司和法本公司的发展史主要得自三个来源：司法部中央档案室第 60—21—56 号案件（斯特林产品公司案）项下的大量商业文件的影印件；国会图书馆中收藏的数量虽然没有那么多、但却同洋重要的由托马斯·科科伦提供的文件；拜耳公司的档案。虽然我们所依靠的是这些原始资料，但是我们必须对霍华德·安布鲁斯特的《叛国的和约》一书给予我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安布鲁斯特的怪诞的、简直是癫狂的解释常常使我们感到惊异，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他讲述的事实有任何错误。最后，已故的戴维·科科伦就斯特林公司在南美的业务以及我们在本书的谈到的许多人物的个性为我们做了宝贵的介绍。

在第二部分中，有关美国的药品广告及其管理的早期历史那部分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自戴维·卡弗斯及詹姆斯·哈维·扬两人的文章和著作。卡弗斯曾帮助起草 193S 年的《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扬的《医学救世主》则启发我们用哈珀的判例作为这一节的开头。有关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叙述所依据的是贸委会的档案、《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报道》和《广告时代》周刊的报道以及对许多与止痛药案件的审理有关的律师们的采访。关于对乙酰氨基酚和异丁苯丙酸的研制过程是根据对有关企业界人士及科学家的访谈写成的，其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有劳里·斯帕尔顿和戈顿·弗赖尔斯（关于潘那多尔的早期历史）、韦恩·纳尔逊和威廉·林奇（关于泰诺的出现）以及斯图尔特·亚当斯（他与约翰·尼科尔森一道发现异了苯丙酸）。《广告时代》近年来的一些报道以及西莱斯特·阿龙所写的有关止痛药和镇静剂研究所的那篇论文也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各阿司匹林厂家力图用标签警告和其他计谋彼此制约的那部分，是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未公开的止痛药专论所涉及的量以吨计的文件中发掘出来的。最后，关于止痛药大战的种种故事是从 30 年来无数场官司的法庭记录和裁决中了解到的。我们感谢威廉·康纳法官及强生公司的一位律师和两位制药公司经理（后面这三位希望我们不要公布他们的姓名）就这些案件的审理发表的坦率的看法。

第三部分所依据的是好几英尺高的医学论文和对过去 20 年中一直在研

究阿司匹林的那些医学研究人员的采访。卡尔·林克、欧文，S·赖特、约翰·普尔和约翰·弗伦奇的著作对于研究抗凝血药的历史用处最大。威廉·菲尔茨和威廉·哈斯 1971 年出的那本书使我们知道了劳伦斯·克雷文。彼得·埃尔伍德兴致勃勃地为我们介绍了他早期进行的试验。哈里·科利尔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写的《阿司匹林的故事》一文中谈到了他同约翰·维恩之间的无意识的竞争。乔·科利尔还向我们提供了他父亲探索阿司匹林奥秘的详情。斯特林公司为使阿司匹林获准作为治疗心力衰竭的药物而做的努力，是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文件以及对理查德·皮托、彼得·埃尔伍德、威廉·索莱尔、厄尔·洛克哈特和彼得·莱茵施泰因的采访中了解到的。关于阿司匹林复兴的部分所依据的是对近年科学文献的查阅以及对上述科学家和埃里克·安加德、罗里·科林斯、威廉·菲尔茨、查尔斯·亨内肯斯、约翰·斯特林·迈耶、诺尔·拉布汉斯、彼得·桑德科克、查尔斯·沃洛、杰拉尔德·韦斯曼及许多别的人的采访。

最后，从 1988 年以来传媒对阿司匹林的报道中，从对斯特林公司、尼古拉斯公司和拜耳公司销售人员的采访中以及从我们自己在医生保健试验报告发表后的三年内对止痛药市场的观察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阿司匹林的复兴能否带来利润是值得怀疑的。1991 年 6 月，萨拉·李决定把包括阿斯普罗在内的尼古拉斯公司非处方药的生产线卖给瑞士的大制药公司罗氏公司也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