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古代政府之“信”

中国古代，“信”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指语言与行为相一致，遵守承诺，履行约定的行为特性和思想品质。中国古代先哲们谈论“信”，主要有两种语境：一是讲个人的修身之信，涉及一般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其人际交往关系；二是讲为政之信，涉及官员对待和处理民众事务时的态度或行为互动以及官民关系。个人修身之“信”，虽然并不与政府之“信”直接相关，但却往往作为其背景或前提加以论及，在儒家思想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国儒、法、道等主要流派对政府的“信”各有见解，观点和兴趣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赞成政府守“信”是好的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个人修身之“信”

儒家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统治逻辑，以个人道德修养为起点，向官僚系统进行关系的延伸，认为只有道德修养高的君子才可为官，才可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儒家讲君子修身，往往并不单独提到“信”，而是经常与“义”“礼”“智”等其他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谈论。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之《卫灵公第十五》）孔子认为信是君子成功的条件。孔子又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指出“信”是能够让别人委以重任的前提。'《论语》之《阳货第十七》篇）荀子将“信”作为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之一，认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之《不苟第三》）“小人也者，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荀子之《荣辱第四》）与此相对，荀子指出）“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从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亲己也。”荀子将“诚”与“信”合起来使用，出现“诚信”一词，意义与“信”基本相同。至宋代朱熹，将“信”与“仁、义、礼、智”并称为“五常”，认为君子要常常守之。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也谈到了信与任之间的关系，“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庄子.盗跖》）。

古代先哲们认为“信”是个人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之一，是君子成功的重要条件，君子要经常守信；唯有守“信”，别人才能委以重任，才配做官，才能获得真正的利益。

二、为政之“信”

古代先哲们认为，“信”是为政立国之本。例如，孔子认为为政要做到三件事，就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无信不立。”（民众不信任就不能立国。）（《论语.颜渊第十二》）这是因为，只有统治者得到民众的信任，民众才会心甘情愿地为其做事，提出好的治国主张，建立良好的君民关系，即“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君子得到信任才能劳动他的民众，没有得到信任，民众就会以为是苛待他们；得到信任才劝谏，没有得到信任，君主就会以为是毁镑自己。）（《论语.子张第十九》）荀子认为，信是赢得民心的重要方法，它比武力扩张领土更重要。荀子指出，“故凡得胜者，必与人也；凡得人者，必与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故自四五万而往者，强胜，非众人之力也，隆在信矣；自数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修政矣。”“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当下，致力于扩张领土，不如致力于增加公众对君主的信任啊！（《荀子.强国第十六》）荀子又说，“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荀子.君道第十二》）他认为，君主的道义被人们相信了，传遍了四面八方，天下人就会异口同声地欢呼响应，即“此君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谨。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荀子.儒效第八》）老子认为，为政者守信，并不是每天把“信”挂在嘴上讲，轻易向民众做出许诺，而要付诸行动，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老子说，“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

三、中国古代政府之信的意义

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提到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认识到“民信君”与“为政者务信”在巩固政权和维护国家团结方面的重要性。民信君是君主立国之本，务信是君子治国的重要内容，它比武力扩张领土更重要，使四海之内的民众团结一心，拥护和服从君主的统治。从逻辑上看，由于中国古代主要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政思路，因此为政之信，主要强调为政者在思想道德上的修养，为政者在思想和行为上守信，才能使“民信君”。因此，中国古代的为政之信更多的是思想道德层面或政治伦理层面的要求，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为政之信在制度层面的实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