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屈辱·苦难⋯⋯

——我的小学时代洪汛涛

我的家乡，位于浦阳江的上游，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

我家住在县城里，我上学，进的是县城里最大的一座小学，叫浦阳小学。当时，这浦阳小学是全县的最高学府。它的前身叫浦阳书院。

我进这所小学的时候，还是浦阳书院时留下的一排又矮又破的旧房子。里面一部分房屋是孔庙的边房改的，我记得有个“明伦堂”，屋子里竖着一块大石碑；还有个“藏书楼”，藏着许多古版书。

我进学校不久，学校向社会募捐，造起了新校舍。我和同学们一起，也曾把零用钱省下捐出来。我们也参加过建房的劳动，搬过砖，铲过土。

一座黄墙两层的教室大楼造起来了。楼上楼下，有十多个教室。另外， 还盖了个开周会用的大礼堂，一个饭厅，还有一排教师宿舍。前面修起操场， 后面是校园。在当时，能进这样一个小学读书，是十分幸运的。

可是，没有多少时候，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七七事变发生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不久，大批土地相继沦陷，战争逼近我们的家乡。

我们学校无法安宁地上课了。

在我们学校操场西首的魁星楼前，搭起个很高的防空隙望台，挂上一口大钟，从大清早开始，就有值班人员，用望远镜向四面隙望，侧着耳朵听四面的声音。

学校停上体育、美术、音乐、劳作这些课，由老师带领我们，到城外培山的山坡上，挖起了一个个桌亩那样大的土洞。

当防空瞭望台上的值班人员，一听见有“嗡嗡嗡”的飞机声，他就敲钟， 发出了“当——当当，当——当当”的钟声，这叫“预备警报”。有时候， 他一听到飞机声，也看见飞机的影子了，赶紧敲起“当当当当当”连续而急促的“紧急警报”。

警报一响，我们就“逃飞机”了。老师带着大家快步奔出校门，通过城墙缺口，沿公路一直跑到塔山底下，钻进我们自己挖的防空洞。

开始钻防空洞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蛤蟆、地鼠、三脚蛇，这些小动物。后来去多了，这些小动物也都远远避开了。我们蜷曲着身子，躺在洞里，直到飞机来到头顶时，才按老师教的姿势，趴在泥地上。

警报不是马上解除的。有的同学在洞里独个儿吃带来的东西。有的同学几个凑在一起下象棋。有的伸出半个身体采洞口的花草玩。我爱一个人躺在洞里看自己喜欢看的图书。

“当——当——当——”缓慢的钟声响了，我们叫它“解除警报”，这才出来，跟老师回学校上课。

因为日本飞机常常来骚扰，所以，不时敲警报。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次。也由于那时完全靠目力和听觉来判断，值班人员有时听到别的什么“嗡嗡嗡”声，或者看到远方的飞鸟，当是飞机来了，发错警报的事是常常有的。

这样，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被破坏了，无法按计划上课下课了。过去好几个月了，可是课文才上了一点点。我们不懂的问题，老师也没有时间来细细解答了。

有时候，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空袭警报往往四五个小时也不解除，我们

几乎大半天躺在泥洞里，日子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

后来，学校里为了大家能安心学习，又想出补救的办法。叫同学们每人用稻草编一个像庙宇里蒲团那样的垫子。天下大雨，飞机是不会来了，就在学校里上课。天一放晴，或者下小雨，大清早，就让级任老师带着我们到野外去上课。有的班级在大树底下的树荫里；有的班级在坟堆的墓场里；我们班级在塔山边塔下寺的大殿上课。

大家带着草垫，席地而坐，把课本摊在膝盖上，老师则把带来的小黑板放在香案上，给我们讲课。由于常常换地方，注意力不集中，常常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要做作业，也是这样，在膝盖上铺开本子，凭空写字。自然，字写得歪歪斜斜，有的过一会自己也难辨认了。

可是，这样一种困难的局面，也难以维持下去。不多时，随着战争的南移，日本飞机真的在我们县城里投下了炸弹。

我们隔壁的一家，就被炸弹炸了。我的一个邻居，比我低几班的女同学， 被炸死了。

日本飞机三天两天来投炸弹，学校只得宣布停课。我们失学了，无法再读书了。

再过几天，炮声也听得见了。我随着母亲和弟妹们，各自用一条小扁担， 挑起一包书，一包衣服，离开县城，逃到山里边的亲戚家里去。

我们在山里，听刚从城里逃出来的人说，我们学校的新校舍，已经给日本侵略兵做了兵营。学校的外面围起了铁丝网，四角修起了岗亭。谁要是走近去，岗亭里就放枪。

我在山里，天天跟着山里的孩子们，到山上去扒柴、割草。我多么想读书，可是山里没有学校，没有老师。

我多么怀念我的学校，多么怀念我的老师。

我的小学时代，就是在这样动荡、屈辱、苦难中过去了。

我的小学时代，是动荡的时代，是屈辱的时代，是苦难的时代呵！

（本文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