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私塾里

邓友梅

七七事变前一年（1936 年），我母亲把我送进一间私塾去读书。

什么叫私塾，现在的小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大都不大清楚，这是中国传统的旧式学校，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腾一间住屋，摆几张方桌长桌，收几名年龄大小不等的学生，再挂上一幅孔子像，就可以开办起来。我去的这一家，只有老夫妻二人。校长、教师、训育、教务，全由老头一人包办。他的女人，我们称为师娘，则兼管庶务总务、一切杂事。好像还兼作校医，因为有的学生碰上发烧头疼，这师娘从发髻上拔下根针就给你针灸，一边扎一边问小孩子“好点没有？”小学生怕疼，尖声叫着：“好了，好了！”她就再打你一巴掌说：“念书去！”

念书并不分班，也没有统一的课本，初学进门，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几种书，由家长任选一种。上课的时候先生一个一个地教， 一天教两句。“人之初、性本善”。在“善”字下面画个红圈。这一天就一个劲地念“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学生不懂，先生也不讲。第二天来了就叫你背，你一口气背下来了，先生就往下再教两句。背不下来，第一次罚站，第二次用木板或手板打手心。忘一个字打一下。打得手掌又热又疼， 火烧火燎。先生只管你背得熟不熟，这些字单写下来认不认识，并不认真考察。我的一个同学，能一口气把百家姓背下来，可叫他单个念每个同学的姓名却念不下来。但先生对这样的同学并不苛责，他惩罚最凶狠的是“淘气” 的孩子。什么叫“淘气”？那种私塾，既没有运动场所，也没有体育和游戏。早晨进了门就面对书本、摇着膀子念书，直到中午回家吃饭。孩子们正处在发育成长时期，活泼好动，这样刻板生活难以忍受。他们趁先生闭目背书， 就悄悄地在底下玩耍，或是捉个甲虫，用纸剪个乌龟贴在虫背上看它爬行， 或是在石板上画个简单的棋盘玩“逼死牛”棋战。先生猛然一睁眼，若发现了，就要拽出这孩子来狠打一顿，然后罚他跪在孔子像前念书。

挨打与罚跪，疼痛尚在其次，其对人格的侮辱，实在在小孩子心灵中留下极恶劣的创伤。我很怕遭到惩罚，一向是咬着牙守规矩的，然而终究没有逃脱受辱的命运。

孩子们的家境，有贫有富，富裕户除去按月送学费外，每逢年节，总要送点礼物给先生。不论土产的花生、红枣，特备的糕点酒菜，先生一律笑呵呵地收下，然后就会对那学生格外宽厚些。我家贫穷，送不起礼，先是遭到师娘白眼，过后她就公开对我说：“过年了，人家都送东西孝敬先生。你们家就一毛不拔呀？”我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叹口气，想送些年礼，又没有余钱，就把自己家腌的雪里蕻挑好的装了一篮给先生送去，师娘笑嘻嘻地接下来说：“你们困难，还送这个干什么呀，老邻厚里了，不要太客气么！” 等我母亲一走，她随手扔在了窗台上，作了个不屑一顾的脸色，气哼哼地进到屋里，不知对先生讲了些什么！

天气很冷，先生又小气，不肯往炉子里加煤，小孩子冻得总想小便。私塾的规矩没有课间休息，谁上厕所必须禀报先生领“出恭签”。先生备有两个竹签，拿到竹签的学生才有资格去厕所。竹签少，要上厕所的人多，谁先谁后听先生排。先生总把竹签发给家中有钱送礼、常讨先生喜欢的孩子，这些孩子拿到竹签却又不快去快回，总要借机会在外边游玩片刻。这天我等了

许久等不到竹签，憋得肚子酸痛，手脚都发颤了，先生却偏不把竹签发给我， 实在忍不住痛苦，我就从桌下钻出来打算溜出屋去。这办法别人也采用过， 有时先生看不到，有时先生看到了也假装没看到，偏我刚从桌下钻出头来， 先生就发现了，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拽住，抡起戒尺就打。这一野蛮举动使我感到又恐怖又屈辱，顿时两眼发黑，小便失禁，把裤子尿湿了。先生一见， 怒气更大，把我劈头盖脸地打了一顿后让我跪到雪地里去，任凭同学们嘲笑。那天很冷，跪到中午两条裤腿冻得都和地上的雪粘在一起，靠同学架着我才站立起来，回到家母亲见我这样，心疼得大哭一场，不再叫我去上学，从此我再没进过私塾的门槛。

40 多年前封建式学校的这种野蛮残酷的作风，至今想起来我仍痛恨和厌恶，因而也就特别羡慕在社会主义学校中上学的新生一代。同时也想到，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中国还要在暗夜中挣扎多久，在那个社会里，失学的孩子固然不幸，有机会上学的孩子就个个幸福吗？

孩子们应当珍惜今天的幸福，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本文作者系当代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