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

“要求在当代以及为了这一力量<哲学>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①。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对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现实的：它排除梦幻式的和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发生。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点”出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应在全神贯注的首创精神中寻求自身力量的劳动<不管这指的是什么>；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底深厚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对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制定⋯⋯绝对基础性的东西”。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① 本篇引自杜林著作的所有引文中的着重号都是恩格斯加的。——编者注

“在历史和体系方面包容很广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出色，这些著作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一项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而和杜林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为

“只有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主义结构里，一种真正的所有才能取代纯属虚幻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以此为目标。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辞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决非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决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学术上和文字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地，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那么，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优良操守的莱布尼茨，一切哲学侍臣中的这个佼佼者”。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

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作费希特和一个叫作谢林的人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作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研究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连同其粗陋偏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可是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

（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 1871 年的几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 114 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

是“按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傅立叶关于牛顿的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疯狂的>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 enfant（幼稚的），那么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o weh！［呜呼！］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

马克思：“理解力偏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思想潮流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作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 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礼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货⋯⋯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卑劣的和无礼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

“讲究措词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法”；

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