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明

本卷选载马克思和恩格斯 1871—1883 年的著作以及恩格斯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导言和序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尖锐化了。1871 年发生了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英勇尝试，即成立巴黎公社。公社被镇压后开始了工人运动广泛发展和巩固、为向资本主义进行新的冲击作准备的时期。70 年代末，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成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

在这些年代里，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思想抬头，“左”倾的、无政府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思潮有所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这些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帮助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马克思继续从事《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但没有能够完成。1878 年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问世，第一次在总体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1883 年 3 月 14 日马克思逝世，这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

本卷的首篇著作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它是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的宣言发表的。1871 年 3 月 18 日，巴黎无产阶级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宣布成立巴黎公社。马克思立即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资料，先后写成初稿、二稿（本卷作了摘录），最后形成这部著作。在这里，马克思叙述了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 72 天中的实际活动，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经济政策以及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

《内战》分析了巴黎公社产生的历史条件，正如恩格斯 1891 年在为该书所写的《导言》中所说，这部著作表现出作者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见本卷第 1 页）。

马克思研究了工人阶级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条件， 揭露了凡尔赛反革命政府对巴黎工人进行残酷报复的罪行，痛斥凡尔赛政府由于害怕革命而堕落为民族叛徒，同时高度赞扬公社战士们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公社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早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已经作出的无产阶级将在未来革命中起决定作用这个结论，他写道：“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见本卷第 61 页）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马克思在《内战》中写道：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见本卷第 52 页）马克思认为这一原理十分重要，因此，不久以后出版的《共

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1872 年）突出了这一思想（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49 页）。《内战》叙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怎样被打碎的。马克思强调指出，要铲除的，不是国家本身，而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军事官僚的暴力机关。“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见本卷第 57 页）

马克思在《内战》中作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从公社的政治结构

和活动中看到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用什么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看到了无产阶级国家的萌芽，一种历史上新型的国家。他写道，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本卷第 59 页）。后来恩格斯在

《导言》中也这样写道：“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 13—14 页）马克思根据公社的经验指出，无产阶级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它由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组成，在其整个活动中依靠劳动群众。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在于：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武装力量和国民自卫队按民主原则建设和组织；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公社的官员来代替以前的司法机关的官吏。后来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导言》中把一切职位由选举产生出来的人担任并随时可以撤换这一点看作“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见本卷第 12 页）。马克思批判地研究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并主张以无产阶级国家的崭新的民主组织形式来取而代之，他指出：公社“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见本卷第 55 页）。

马克思在论述工人阶级国家的民主实质的同时，强调无产阶级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国家政权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来镇压“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见本卷第 98 页）。马克思说明资产阶级国家是用官僚的方法和强制措施来实行集权的，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国家是通过民主的途径来建立集权的。马克思强调，公社力求达到集中和崭新形式的自主管理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保证无产阶级的民主，保证人民群众实际参加国家管理。马克思认为，胜利了的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政权，也在于无产阶级国家负有改造社会经济关系的任务。“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见本卷第 59 页）

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任务，指出工人阶级不能靠法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的革命变革。这种变革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见本卷第 60 页）。他在《内战》的初稿中谈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时写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这些不同阶段之所以必需，是因为“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见本卷第 98 页）。这就更加精确和更加具体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在《内战》中进一步研究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者问题。他说明，无产阶级在争取民主和争取真正的民族利益的斗争中能够把不靠他人劳动为生的社会各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写道：“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见本卷第 103 页）同时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对这些社会阶层的领导权。他清楚地指出在大资产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面临一个抉择：“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见本卷第 94 页）。马克思也注意把知识分子当作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他认为，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从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工作者，“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见本卷第 104 页）。

公社的经验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论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强调指出，工人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劳动农民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的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他以公社为例说明，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完全符合农民的利益。“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这是完全正确的。”（见本卷第 61 页）只有工人阶级作为劳动农民利益的天然代表者，才能把农民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并使他们的前途得到保障。在《初稿》中，马克思还概述了工农联盟的客观基础，提出只有无产阶级国家才能保证农民“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见本卷第 102 页）。马克思还提到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使农民群众摆脱传统的落后的意识。

本卷收入的《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是马克思 1871 年 9 月 24 日在伦敦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马克思说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团结各国无产阶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他强调在对社会进行根本的变革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团结起来”（见本卷第 126 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论住宅问题》是继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之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基本著作之一。在反对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于克服住宅缺乏的观点的论战中，恩格斯阐明了工人阶级对解决住宅问题的科学见解，并论证了争取社会政治变革是和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相统一的。

恩格斯说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和拉萨尔主义的观点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他指出这些错误观点的特点是：不了解或轻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错误地估计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的作用，不了解经济和技术进步的意义和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个别社会措施绝对化，否定国家和由统治者利益决定的国家职能的阶级性。恩格斯指出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异同，说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捍卫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

恩格斯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向无阶级社会过渡阶段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他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决定性前提，表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作自己的斗争目的的思想。他写道：“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作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斗争的最近目的。”（见本卷第 201 页）

恩格斯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无非是有财产者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是“总资本家”（见本卷第 191 页），它顶多只能进行局部的改革，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

恩格斯驳斥了关于城乡对立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认为，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城乡对立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消失。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下将会产生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的条件。只有那时，工业和农业才能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互相接近。恩格斯第一次指出农民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通过合作社组合成大规模经济。而现存土地所有制中的大规模经济将由“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小农户通过联合就能像大田庄那样，“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见本卷第 220 页）。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问题时，提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

采用暴力手段还是采用和平手段，取决于具体的条件。他写道：“一般说来， 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 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见本卷第 217 页）

恩格斯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对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历史意义所作的错误评价。他指出，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创造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 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见本卷第 150 页）

收入本卷的《论土地国有化》是马克思针对英国工人运动中那些把土地国有化解释成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措施的改良主义者而写的。他密切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论述了土地国有化问题。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 人口的增加和集中，必然要求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有组织的劳动，并且只有在广泛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而这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做到。他还写道，工人阶级不应当把已成为资产阶级国家财产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这不是它的目标。工人运动的人道目标是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的财产，国家的财产。这样，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才能彻底改变。集体劳动的优越性才能得到广泛利用，一切生产部门（包括农业）才能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

（见本卷第 130 页）

在本卷中反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占有一定的篇幅。巴枯宁鼓吹工人阶级应放弃政治，认为国家是一切社会政治缺陷和不公平的主要根源，因此要求在产生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就废除国家。恩格斯 1871 年 9

月 21 日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

动》，就是批判巴枯宁派主张放弃政治的错误论点的，他指出这实际上是要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并强调无产阶级的目的是要消灭阶级， 而这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达到。恩格斯还说：“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见本卷第 123—124 页）

《论权威》深刻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无限自由和否定一切权威的理论，指出无政府主义反映了小私有者力图保持所谓个人自由而排斥集中管理的大生产的观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从个体小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必须加强集中化，加强权威的作用， 必须协调多数人的行动。“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 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见本卷第 224—225 页）恩格斯指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也是必要的，并以大工业发展史为例，说明“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见本卷第 225 页）。他驳斥了无政府主义关于社会革命应立即废除国家的谬论，指出获得胜利的革命政党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恩格斯说明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见本卷第 226 页）。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中也批驳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和立即废除国家的理论，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是非常有害的，它要使工人阶级无所作为而永远处于受奴役的地位。他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犯了违反原则的滔天大罪”这种谬论，强调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性，并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

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也是与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紧密相联的，本卷收入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批注。马克思在批判巴枯宁主义的观点的同时，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的原理。

马克思针对巴枯宁关于社会革命无需具备社会和经济的客观前提这一观点，指出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他批判了巴枯宁认为“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这一错误论点。

巴枯宁认为无产阶级一旦上升为统治阶级，就将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针对这一谬论，马克思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写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 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见本卷第 286 页）。同时，马克思指出，只有在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国家消亡的条件：“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见本卷第 289 页）

马克思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如何对待农民问题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思想。他谈到无产阶级将采取一些改善农民状况的措施，从而使他们参加到社会主义的改造中来，让他们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从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见本卷第 287 页）。马克思还指出，实行这种过渡的时候，要考虑到不同的情况，只有租佃资本家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废除继承权和废除农民所有权。

本卷收入的《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是恩格斯 1874 年 5 月至 1875 年 4 月写的，载于德国《人民国家报》。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向《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介绍波兰、法国、俄国流亡者对他们本国的革命事件的看法，同时批判了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革命的任务和策略、革命过程的动力的观点，根据俄国、波兰和法国革命运动的状况为欧洲革命的前景作出了一些基本的结论。

在第一篇文章《波兰人的声明》中，恩格斯以波兰人民的斗争为例子， 说明工人阶级反对剥削者社会的斗争是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再次强调他 1847 年 11 月 29 日在伦敦纪念 1830 年波兰

起义 17 周年的大会上的演说中曾经表达的思想，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见本卷第 242 页）

第二篇文章《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为批评布朗基派流亡者小组“革命公社”1874 年 6 月在伦敦发表的《致公社社员》这篇宣言中的错误观点而写的。根据这些观点，革命完全不是自行成熟的，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少数的坚定革命者能在任何时刻发动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不容许有任何的妥协，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需要在“中间站”停留，因为这样只能推迟最终目标的实现。恩格斯深刻地批评了这种唯意志论的观点，指出“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并说明阶级斗争的条件在客观上证明必须有中间站和妥协，他写道：“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见本卷第 248—249 页）

在《流亡者文献》的第三、四、五篇文章中，恩格斯批评俄国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观点，阐述了自己关于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革命前景的看法。针对民粹派关于俄国人民借助村社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论点，恩格斯指出，土地公社所有制不是俄国特有的现象， 而是一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俄国公社的普遍存在，只是说明农村中社会关系的落后。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像西欧情况一样，土地公社所有制必然会解体。“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见本卷第 282 页）他还批驳了如下的观点：由于俄国存在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俄国人民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比西欧各国人

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并指出不论是劳动组合还是公社都不能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具。恩格斯原则上并不否认俄国村社有可能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这个中间阶段，而向高级的即社会主义的形式过渡，但这只有在公社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必要条件成熟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他强调指出， 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包括为他们提供整个农业制度实行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1894 年恩格斯在本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时写了一篇跋，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见本选集第 4 卷第 437—451 页）。

本卷中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及其初稿，也阐述了俄国村社的前景和历史作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马克思研究了俄国村社的二重性，得出俄国村社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本卷第 765 页）这就是说，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过渡到高级形式的社会，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但是俄国 1861 年的改革以后，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削弱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见本卷第 767 页）。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见本卷第 773 页） 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明确地阐明了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思想。《序言》中说：“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选集第 1 卷第 251 页）

在这两封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说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似乎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简单的类比，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强调，只有对具体的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见本卷第 342 页）。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1875 年初，德国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为了实行合并， 共同起草了供哥达合并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草案包含了许多拉萨尔主义的观点。马克思通过对纲领草案的逐段批注，深刻地表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

马克思根据自己的主要经济学著作以及对 1848—1849 年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作的理论概括，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产生过程中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

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见本卷第 314 页）

马克思区分了共产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并准确地规定了两个阶段的分配原则。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见本卷第 304 页）。然而，尽管有了这种进步，生产者的平等权利仍然受到限制， 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见本卷第 305 页）马克思接着表述了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 305—306 页）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集体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后来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表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经济形态（见本卷第 342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论点，根据自己的再生产理论指出，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他还驳斥了“分配决定论”，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见本卷第 306 页）。因此，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把重点放在分配上面，是根本错误的。

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28 日写给倍倍尔的信，与《哥达纲领批判》是紧密相联的。恩格斯也批判了拉萨尔的“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铁的工资规律”等错误观点。他也驳斥了纲领草案中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错误主张，写道：“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 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 324 页）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一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文献。1878 年 10 月德国帝国国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组织以及它们的报刊都遭到禁止。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1879 年 9 月初，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创刊号上登载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说什么社会民主党由于捍卫巴黎公社而激起了资产者的仇恨，由于“不够温和”而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文章建议放弃

革命的斗争方法和斗争目的，只要求政府进行一些改良，指责社会民主党人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声称必须吸收大量资产阶级分子，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担任党的领导职务，等等。为了批判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帮助德国党的领导人改正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通告信。

在本卷收入的通告信节选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愤怒地斥责这些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妄图改变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质的主张：“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见本卷第 683 页）。他们在谈到吸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参加党的问题时指出，“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者，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见本卷第 684 页）但是这些人参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而且首先“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见本卷第685 页）。他们批判了主张放弃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并表明了自己的革命立

场：“将近 40 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见本卷第 685 页）。

本卷收入的《反杜林论》是恩格斯总结和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从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时起直至 70 年代中期的理论成就的卓越著作。它详细地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并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在《引论》中，恩格斯简要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社会经济基础以及理论前提，并第一次提出，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反杜林论》的哲学部分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哲学基础。恩格斯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一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论点，阐述了时间和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说明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离的，没有物质的运动和没有运动的物质都是不可想象的，运动是绝对的，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是相对的。

恩格斯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批判杜林把从思维中引出的永恒原则当作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从这些原则中构造现实世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见本卷第 374 页）他还说，思维和意识是人脑的产物，从而也是自然界的产物。

恩格斯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方面，说明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思维不能脱离思维着的物质，物质是世界上一切变化的基础。他深化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观点，指出， 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和人类思维的本性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世界上没有不能被认识的事物。但作为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单个人来说，他的认识能力总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这种矛盾只能在人类

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不断解决。他还阐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一切真理都具有相对性，在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成分。他分析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恩格斯揭示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特征和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的否定规律。他给辩证法下了科学的定义：“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 484 页）恩格斯还阐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本质和现象、因果性等一系列辩证法范畴。

《反杜林论》中政治经济学部分是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成就为依据的。恩格斯规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 489 页）。他区分了狭义政治经济学和广义政治经济学，指出前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后者是研究一切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强调经济科学的历史主义，指出经济科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揭示了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互关系，同时强调生产起决定作用。

恩格斯指出了经济科学在论证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必要性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认为这门科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见本卷第 492 页）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的经济分析揭示出那些使这个社会瓦解并最终导致其灭亡的对抗性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同时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起来并成为未来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前提的那些因素。

在社会主义部分中，恩格斯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他说明了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的科学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性。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对抗性矛盾的研究成果，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使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并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与此相联，恩格斯分析了股份公司和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他认为，股份公司的产生和经济领域中的国有化是一个客观过程。他一方面指出，国家所有制是一种没有消灭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另一方面，认为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见本卷第 629 页）。

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趋势的深刻分析，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特征。他指出，社会一旦占有了生产资料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 就为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由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创造了条件。这就为迅速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生产和分配之间就会建立起和谐的相互关系。分配“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见本卷第 544—545 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劳动将从一种负担变成生活第一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将

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家庭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宗教将消失。由于这些变化，人们将成为自然和社会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恩格斯指出：“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的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见本卷第 634 页）

《反杜林论》的主要思想，通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本小册子最先是 1880 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编而成，原标题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为该书法文版写的《前言》中把它称作“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 689 页）。

恩格斯在 1892 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所写的《导言》中，继续反对唯心主义，指出不可知论者妄想证明世界是不可知的企图是徒劳的，同时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他还第一次使用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对它作了简洁的说明：“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 704—705 页）

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卡尔·马克思》一文和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17 日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说明了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和革命活动的极其伟大的意义。他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见本卷第 777—7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