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

——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 月 18 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

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 3 月 20 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

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①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蟒蛇似地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贴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婢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 1848—1851 年秩序党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作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所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死亡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地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

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 18 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作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一些统治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些统治阶级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作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 20 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

——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 119 ，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交易所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 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低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低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 月 18 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潜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所有其他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务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会变得不可能，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

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上的税款由公社的公务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上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写于 1871 年 5 月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 年莫第 17 卷第 641—647 页斯科版第 3（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