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暴力论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法的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十分肯定，同时又十分独特，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作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次等的结果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它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被简简单单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的哪怕一点点尝试。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 301 ，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灌注了非正义的原罪，而且灌注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它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有所缓和，只是“变为较为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同样，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十分独特”。把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看作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人民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人民的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①才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

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远未弄清事情的根底。反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地，我们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维

① 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尔。——编者注

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组合不是看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作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怎样去向他的主人和师长杜林交代。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次等的结果”，或者，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还需要大得多的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波斯战争时期，在科林斯奴隶数目达到 46 万，在埃吉纳岛达到

47 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 10 个奴隶，302 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业和手工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未经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

这样，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作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

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很清楚，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决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地，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也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①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克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根本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

>⋯⋯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①。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为纯经济原因所说明，而毫不需要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也不过是用来掩

① 参看格·汉森《特利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 年柏林版。——编者注

① 参看本选集第 2 卷第 236—237 页。——编者注

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起初，市民等级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交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奴隶出身的人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市民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市民等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市民等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市民等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 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市民等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箝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箝制。市民等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枉费心机地企图这样做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气氛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 1789 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日益成为社会上多余的东西，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日益像旧时的贵族那样成为一个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地，这种结果是在违背它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状况”免于崩溃，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改造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