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 203 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 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 183 、和平和自由同盟 194 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 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

——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自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204 也不体面的②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③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 45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

（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 项第 5 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也无济于事；我们

① 1891 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

② 1891 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1891 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

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

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 158 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清楚。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智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

“调整监狱劳动。”

① 1891 年发表时这里是“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 ”——编者注

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应当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意思。

顺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这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附带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205

大约写于 1875 年 4 月底—最迟 5 月 7 日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5—35 页

① 1891 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 206

亲爱的倍倍尔：

1875 年 3 月 18—28 日于伦敦

我已经接到您 2 月 23 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直到大约一星期前看到纲领草案时，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地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 207 ，因而就连每个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跑来表示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无法靠损害我们党的利益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 1869 年的爱森纳

赫纲领 185 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204 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这样的国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建立了国家和社会，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跟着资产阶级彻底完成了这种改造。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够多年同他们，同人民党 183 携手一道走呢？《人民国家报》127 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怎

么能够取自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208 呢？怎么能够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不下七项在字句上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 1—5 和 1—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 209 。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实际上在当前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坚持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尝试，而各国工人到处都极力强调这个原则的时候，竟要德国工人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

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 210 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 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 1869 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本国工人移居国外，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刊物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在这种战争期间采取 1870 年至1871 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198 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 5 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①这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剽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在这之前，白拉克已经非常出色地揭露了这个要求的毫无用处 211 ，并且我们党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几乎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都已经被迫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我们党不能比这更忍辱屈从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特·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竟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针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排挤他们！

但是，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下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这个目的在纲领草案中是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这样说：德国工人党力求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并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619—843 页。——编者注

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做的。而对方作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①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已经有了阐述这一问题的更精确的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也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212 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

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184 人们就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指挥着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会理解，这个纲领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同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一道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

① 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71—198 页。——编者注

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譬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①不可。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说成“反动的一帮”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 4 月 1 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暗中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知道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把这封信寄给他，由他转寄，这样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着把这件麻烦事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虽说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这一次做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颇有裨益。

致友好的问候。您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 41 号。

写于 1875 年 3 月 18—28 日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 1911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 2 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10 页

①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 1 幕第 3 场。——编者注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 213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

—卡尔·马克思，于 1818 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

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 1842 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214 ，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 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 1843 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 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216 ，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 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 217 。据说亚历山大·冯·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218 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 1847 年和

1848 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 219 ，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 1847 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220 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

①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215］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

（特别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 1847 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 1848 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221 ，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昏头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222 。这家报纸从 1848 年 6 月 1 日出版到 1849 年 5 月 19 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

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 1848 年 6 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

《十字报》223 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钦博拉索山”224 ，因为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 8000 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 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科隆的检察官告发，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 1848 年 11 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

《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 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 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 5 月 19 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示威 225 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226 的尝试（1850 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 年 12 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 年纽约版；第 2 版于 1869 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 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 10 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

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227 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 1859 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228 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中立，甚至持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

《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 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 229 所收买。整整 10 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 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 V①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 年 8 月付给他 4 万法郎。”②

最后，1867 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轮廓。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 1872 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 193 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

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 165 时止，每届总委员会

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 1864 年的成立宣言

直到 1871 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 230 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

① “福格特”德文的第一个字母是 V。——编者注

② 见《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 年巴黎版第 2 卷第 161 页。——编者注

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 15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

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 231 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 6 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

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 6 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

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 6 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 6 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 6 小时的劳

动抵偿了 6 小时的劳动①。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

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 6 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 8 小时、10 小时、12 小时、14 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 7、第 8 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写于 1877 年 6 月中载于 1878 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画刊》

原文是德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15—125 页

① 在 1891 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