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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①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86 年 11 月 28 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一段话可以说明：“在

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 3 个房间，小木房

听处地段还很荒僻；地皮价值 600 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一幢小房子；小房本身又值 600 美元，所以为了

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倒霉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 4800 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主人的奴隶；他们被自己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庄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分，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分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没有用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己有的性质。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的生产性”，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具有生产性的资本了。

借贷的货币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产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调节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会形式中各种规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么很明显，对于在本企业中使用大量其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润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真正把所谓“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会把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调节成另一个样子，并且不是保证工人在工业资本家面前获得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在食利者面前获得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分。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分、三分、四分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

旨在限制利率的高利贷法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据说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读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一纸法令真的能够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食利者阶级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资本当作贷款贷出，而他们也必定会不惜冒险把资本投入自己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不大。

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一般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就整个平均情况来说，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难题完全不在这里，难题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来表达）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 128—160 页①）。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废除了。因为“房屋

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吩咐人把自己部下的一个一年志愿兵叫来并对他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那就请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出点什么毛病的。”

那位志愿兵说：“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倒无所谓，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是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是无所谓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

（4）随房屋逐渐破旧无用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其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人去住，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会根本没有用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借贷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作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资本利息这个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说高利贷法在通常的资本利息方面仅仅因为有人规避就失效，那么这个高利贷法则从来没有触动房租价格的哪怕一丝一毫。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高利贷法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利息，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复杂的房租。139 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89—200 和 201—224 页。——编者注

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不再舍点钱把这个“根本没有用处的”房屋变卖掉，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的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作出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资格飞得更高一些。

“现在只要再作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是得不出这些结论的，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丧失价值的结论一样；去掉我们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开展赎买出租住房这项业务，最好要有：（1）有关的精确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胜任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辞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谁做出了这样的大事，谁也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派注意⋯⋯但愿他们能像在这里努力弄清住宅问题那样，也来弄清其他如信用、国债、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 的文章，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我们预先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全都是已经讲过的那一套：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国债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场合都可以按照无情的逻辑得出惊人的结论：资本利息一被废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都是些美妙的问题。信用！除了逐周借钱或向当铺借钱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钱是无偿的，或者是有息的，或甚至是当铺的高利贷，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如果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变得便宜些，那么劳动力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会下降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能够随时利用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这对小资产者来说尤其是一件美事。国债！工人阶级知道，国债不是它筹借的，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筹借国债的人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用项。税收！这对资产阶级利害很大，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所有这里当作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认为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靠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

提。诚然，他的尊长和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而他这个蒲鲁东主义者的最后的几篇著作实质上也并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①，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 1847 年马克思就已经作了极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 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罗曼语族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如果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又要在德国泛滥起来，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 50 年，仅仅拿住宅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足够了，在这方面不必再花费力气。

①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