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节选）347

三、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348 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①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既然这一立场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作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因为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①其次谴责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门外”。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讲这种话的先生们， 自己就是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据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可见，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一点，它首先必须抛弃无产者粗野的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 85 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举

① 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① 本段开头这两句话作者在改动以前原来是这样写的：“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为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来制造借口， 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确实如此。但是之所以说片面，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对于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根本没有兴趣。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编者注

止”也就会让位于可以很好调教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举止”（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体统的举止，并不是最不值得谴责的东西似的！）。那时也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种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三个苏黎世人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 5 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选民都极其有理智，不去用脑袋撞墙壁，不去以一对十地试图进行“流血革命”，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今后永远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会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 349 ，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

（第 88 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第 88 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资产阶级对它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那又是什么呢！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口实。如果它自愿地作出承诺，愿意只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那么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大发善心，取消这个届时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说真的，我倒更喜欢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 年的危机，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崩溃做了一些事情。

良好的风度遭到的另一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儿”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儿”，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么对任何人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攻击，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停止；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 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儿”，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变本加厉回报他们以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毕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使那些本来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 350 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仍很熟悉 1848 年以来所有这些言词的人来说是如此。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 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一样， 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对后者来说也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人们承认这种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实践中去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

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 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作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者，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者。但是， 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351 杂志或

《新社会》352 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为自己制造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 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

将近 40 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 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①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写于 1879 年 9 月 16 日—18 日第一次发表于 1931 年 6 月 15 日《共产国

际》杂志第 12 年卷第 23 期原文是德文之间，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82—190 页

①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